“我想把女儿的骨灰,都扬到三星的人的脸上。”

在黄由美进入三星的第四年,她的父母悲痛欲绝地捧着骨灰坛,泪流满面。

再回想当初她进入三星的时候,一切都像是恍如隔世:

“如果你能进入三星,你就会成为所有人艳羡的对象。”

“整个人生都会不一样——每个人都会祝贺你,你的父母会因为你进入世界知名企业而自豪,逢人就分享喜讯。

你将会成为整个家族的骄傲,成为人们闲谈之中的佼佼者、成功人士,甚至未来的人生赢家。”



2003年10月,18岁的黄由美签下了三星的入职协议,正式成为了三星的一员。

这是故事的开始,也是一切不幸的起源。

黄由美出身于韩国江原道的村庄,父亲是出租车司机,经济条件有限,供不起她上大学。



但她很“幸运”:在高三那一年,三星公司来到黄由美的高中,准备招一批一线生产人员。

而成绩优异、性格温顺服从的黄由美,成为了其中一员,变为三星的正式员工。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能够进入三星,比进入好的大学更让人开心。



三星作为韩国最大的财阀企业,工资比普通工作高得多,很容易就能攒下钱为未来做准备。

就算是韩国大学生,第一目标也是进入财阀企业。每年有50万毕业生向财阀企业投递简历,差不多占据所有毕业人数的四分之三,竞争十分激烈。

黄由美没能上大学,却直接进入了三星,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算是‘一步登天’的幸运。



2003年10月5日,18岁的黄由美离开了家乡,进入京畿道龙仁市器兴区的半导体工厂,开始了在三星的生活。

她的工作是手动清洁半导体晶片。

将半导体晶片放入盛满化学物质的水池浸泡后再拿出来。

对于高中毕业的黄由美来说,这份在三星的工作看上去光鲜亮丽,令人心满意足。



2005年5月,在离开家一年半之后,黄由美在电话里告诉母亲:“我最近总觉得头晕恶心,吃什么都会吐。”

母亲担心地提议道:“那你可以先吃点胃药,不行就去医院看看。”

6月,父母接到了医院的电话:“您是黄由美的父母吗?请快点来医院看看吧。”

父母从乡下匆匆赶到城市中的医院,见到的却是已经瘦削虚弱躺在病床上的女儿。医生在走廊里告诉他们:“黄由美被诊断为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父亲说:“那个时候,我的胳膊和腿不听使唤,身体就像是完全被击垮了一样,说不出任何话,感觉天塌了下来。”

黄由美为了治疗剃秃了头发,吃不下任何东西,骨瘦如柴。

她奶奶在看到她的时候心疼地说:“出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呀?怎么在公司工作了两年,就变成这样呢?”



父母也觉得很疑惑,因为医生告诉他们,这个病多半是遗传,或是环境影响。

他们家族并没有遗传问题。但在疲于奔命的治疗之中,他们并没有心力去追究公司的问题。

因为,他们面对的可是三星:一个能够与整个国家抗衡的庞然大物。



然而,却是三星先找到了他们。

黄由美的负责人找到了她,并且说道:“黄由美已经请了一年的病假了,我们要求她主动离职。”

父亲质疑道:“由美每天都要在工作中接触化学药剂,这个病症难道不是工作影响的吗?三星不应该负责她的治疗吗?”

而负责人看着他,反问道:“我们可是三星啊,你是准备挑战我们吗?”



财阀大于法律,已经成为了韩国人的‘常识’。

韩国被称为‘三星共和国’,因为单单是这一个公司,就撑起了整个韩国20%的GDP,它对国家经济至关重要,更是整个韩国的骄傲。

三星的产业遍布所有体系,举手投足都会影响到整个韩国——甚至可以说,韩国依靠于三星。

所以,在国外媒体的报道中,财阀们被称为---‘untouchable family’。

他们拥有超越法律的权力,能够在飞机起飞后因为一袋坚果就要求调头返航把空乘赶下飞机,向总统行贿到全民皆知也不必遭受牢狱之灾,甚至就算真的被关进监狱后,韩国还要客客气气地把他请出来:因为韩国没有他不行。



拥有这样的底气,负责人几乎可以称之为颐气指使,但黄爸爸确实犹豫了:为了给由美治疗,家里已经花费了差不多5.5万美元,欠下了很多医药费。

他想要将这个病申请为工伤,但三星却说:“这是由美的个人原因,你为什么要试图来敲诈我们呢?”

三星甚至拿出了韩国职业安全与健康局的证明,证明工作环境没有影响。



所以,当负责人提出可以给予黄由美部分医疗费的时候,他提问道:“那么三星可以给多少呢?”

三星给他的答案是:5000美金。

负责人告诉他:“公司没有很多钱,所以你收下这笔钱,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在这里结了吧。”

三星没有很多钱吗?

当黄爸爸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觉得这几乎是一种羞辱。

2007年3月6日,黄由美忽然说道:“好热啊。”

妈妈转过身,看到大汗淋漓的女儿,忙问“怎么了”,却没有得到回答。

她睁着眼睛,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21岁的由美,走了。



她没有被埋在墓地,骨灰被洒在了一片风景优美的森林。

“她活着的时候,每天都在阴暗逼仄的厂房里,我希望她能呼吸新鲜空气,感受美丽风景。”

有四五十人来为由美送行,其中也有三星的负责人,来看着黄爸爸撒骨灰。



黄爸爸泪流满面,忍不住地颤抖。

失去女儿的悲痛,在这一刻迸发出来。

“在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只想把女儿的骨灰,都扬到三星的人的脸上。”

“我觉得他们能够感受到我的愤怒,所以他们缓步后退,什么都没说就离开了。”

“现在回头看,我很后悔当时我没有这么做。”



在那一天,黄爸爸立下誓言:我要战斗,我要为了由美斗争。

“我不知道如何去做,不知道说什么,孤立无援。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太黑暗了。”

“但我和由美约定好了——我会找到真相,用尽一切办法。”



但是……对抗三星,谈何容易?

他们对抗的不仅仅是一个公司,更是在和整个韩国对抗。

黄爸爸去韩国政府的职业安全与健康局申请验证,而三星出示文件表示她大部分时间的工作只是在贴标签。



黄爸爸质疑道:“一定是他们调换了文件,由美从入厂开始就一直在化学药剂间工作,从一开始就是!”

而政府人员勃然大怒,拍桌子吼道:“难道你觉得三星这么大的公司,会因为几个人得了白血病死了,就做出这种小动作吗?”



他申请让韩国工业安全保障研究院对工厂环境是否致癌进行检测。

然而调查结果却显示:“三星半导体工厂环境舒适,工厂管控严格,员工健康有保证。”

这和由美所说的,完全不一样。

但是,韩国政府却愿意给三星背书。



他去三星大楼前举着由美的遗照和海报震声呐喊,然而路过的三星员工行色匆匆,没有任何人感兴趣。

他们走过,甚至不敢往黄爸爸的方向看一眼,就像是只要一眼就会被扯上关系、影响到他们在三星的工作一样。

黄爸爸成为了孤军奋斗的孤勇者:“我觉得很糟糕……他们不关心这件事情,可这些都是和他们息息相关的事情。”



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挖掘三星的真相,和三星对抗。

这是以卵击石。

因为三星不仅仅是公司,更是对整个国家来说都不可或缺的重要命脉。

他们强大的影响力,影响着政治、社会、媒体:没有报纸愿意报道黄爸爸的悲惨,社会上的声音也对三星很宽容,更不用提政治方面的因素。

三星的钱,就是他们的“超能力”。



但他的努力,终于还是得到了回响。

那是由美同事的家庭,另一位罹患白血病的工作人员。

“在韩国,白血病的发病率极低。同一团队的两名女性同时罹患白血病,这不可能是巧合。”



三星断然否认:“三星数万名员工只有你们几个不幸的家庭,比平均患病率还要低呢。”

于是,黄爸爸决定,找出更多的受害者。



三星的半导体工厂分布在不同城市,但黄爸爸就一天天的各处奔走打听,联系其他受害者家属。

一个,两个,三个。

几十个因为在三星工厂工作的受害者家属站出来,加入了黄爸爸的反抗之中。



越来越多的患病和死亡,也让公众的质疑浪潮越来越大,终于有媒体看到了他们的声音。

2010年,一位匿名人士将员工手册爆料给了记者。

这是三星的公司机密,并且禁止将其发放给一线员工——因为这个手册上,写了这条生产线中有无数致癌物质。



三星私下里找到黄爸爸,但黄爸爸拒绝和解。

在记者发布会上,黄爸爸说:“我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我们没有权力,所以很多人不明不白的死去了。”

“而财阀、政府、警察,这些人联合起来,他们知道这些,却还是送一个又一个的工人们去死。”

“我们应该记住这些受害者。”



2013年10月,首尔行政法院判决,黄由美的死,属于工伤事故。

2014年,黄由美一家的故事,被拍成电影《另一个约定》。

2015年,韩国媒体报道,有200名工人在三星工厂后患上绝症,其中70人已经去世。这份报道再一次引起了韩国社会的关注。



2018年11月,三星终于道歉。

“三星电子未能对工作环境中的有害健康因素做到充分的管理,向不知情的员工道歉,很抱歉因为我们的问题而让员工健康受损。”

这是黄由美死去的第十一年。



三星道歉了,可事情其实并没有发生改变。

他们的委员会表示:92%的受害者家属,都接受了赔偿金。

因为这些家庭大多都为了支付医药费倾家荡产。

于是,这件事情就这样平静下去,再无声息。

三星依然是那个“无可触动”的三星。



对于韩国来说,财阀创造了一个社会结构,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他们,他们垄断了一切。

社会对此出离愤怒,但这没有意义。

因为改变是困难乃至无望的。

财阀做了很多道德败坏的错事,但普通人能做什么呢?

无能为力。



黄由美的父亲,后来依然重操旧业,在那个小地方开出租车为生。

有的时候,他也会拉到黄由美的同学朋友。

她们大多结婚了,有了一两个孩子,有时还会和丈夫一起出行。

“如果由美还活着,现在大概也会像她们一样幸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