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东方周刊（ID：lwdflwdf），作者：张静，编辑：顾佳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日前，广东省公布了2021年最新人口数据，2021年末，广东常住人口12684.00万，比2020年末增加 60万人。而浙江统计局此前公布，截至2021年末，浙江常住人口6540万，比2020年末增加72万人。
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广东，人口增量被浙江“反超”，此类话题迅速引发热议。
对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至2020年，广东人口增长2169万，浙江增长1014万，是人口增长最多的两个省份。而两者相比，广东历年人口增量均领先浙江，2021年是浙江人口增量第一次超过广东。
“广东和浙江都是人口流入较多的省份，浙江人口流入总量虽然没有广东大，但流动人口占比全国最高，人口增量多是浙江吸引力的体现。”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中心研究员刘金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
人口增量分为两部分，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后者即人口净流入量。
广东的人口增量大部分是自然增长。2021年广东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为9.35‰和4.52‰。2021年，广东自然增长57.2万人，机械增长2.81万人。
自2011年达到251.18万的高点后，广东的机械增长人口就在波动中下降，到2019年跌至48.62万，达到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2006年以来，广东人口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两条曲线不断靠近，到2019年，自2006年以来机械增长人数首次低于自然增长人数。
与之相比，同样作为沿海经济大省的浙江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为6.90‰和1.00‰。2021年全省常住人口增加72万，其中，自然增长6.5万，其余都是机械增长。
“这说明，2021年浙江省外人口流入比广东多。”刘金伟说。
对照浙江人口规模，省外流入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比例已从2010年的21.7%上升到2020年的25.1%，即每4个常住人口中就有1个来自省外。“这一比例，居全国省区第一。人口持续‘用脚投票’，证实浙江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研究员郑晓峰说。
从省会城市对比看，2021年广州常住人口新增7.03万，是最近5年来的新低，在2021年之前，广州市几乎每年的人口增长都稳定在40万以上。同时，杭州2021年常住人口新增23.9万。
机械增长率是人口流入的重要数据，而人口流动状况可视为一个地区的经济趋势风向标。
“从2021年数据看，浙江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进展可能比广东更强一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研究员卓贤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原因在于广东省主要是以广深为核心的都市圈发展，广东省内部的差距，甚至大于省内外差距，比如粤北地区比较落后，吸收外来人口的空间不大，其自身人口也在流失。而浙江存在结构性不同，内部发展相对均衡，县域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分散在各区县，外来人口安家成本较低，落户门槛比广深等大城市低很多。”
浙江大学人口大数据与政策仿真工作坊主任米红认为，近年来，浙江全省人口增量呈现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县区外溢趋势，形成以都市圈为核心的人口“引力场”。
比如2010至2020年，义乌常住人口增加62.5万，是浙江人口最多、增长最猛的县级市。2021年，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7468元，实现了人口和收入协同增长。
省会杭州在2021年常住人口突破1200万，2021年末达1220.4万。对比10个区的数据，上城、滨江、钱塘、临平更呈现明显的“人口倒挂”现象。以钱塘区白杨街道为例，54.9平方公里土地上，有常住人口33万多，其中20万余人属流动人口。
县域经济与生活成本
“人口红利是推动广东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庞大的人口总量有力促进了消费需求，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人力资本。”广东省统计局局长杨新洪说。
深圳、东莞等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大量流入人口。七普数据显示，广东全省人户分离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35.28%增至2020年48.12%。值得一提的是，中山市首次成为本市户籍人口和省外流动人口“倒挂”的城市，以1.01倍的比例跨过平衡线。
虽然眼下流入人口总数依然庞大，但在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看来，受外来务工人员回迁等影响，根据眼下情况推断，广东大概率将持续面对流入人口缩水的趋势。
这一方面源于广东在人才吸引力上的“比较优势”趋于弱化。彭澎分析，对于部分外来务工人员而言，广东不断推高的生活成本难以负荷，而在距离家乡更近的二三线城市则出现了可以与远赴广东匹敌的工作机会。即便两地的就业市场仍存在较大差异，但考虑生活成本，务工人员在选择工作地点时，可能更倾向于“退而求其次”。
卓贤则说，实际上每年广东都会面临春节后的用工荒问题。如今广东大力推动自动化制造业发展，背后也有外来人口更多地从事服务业，而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的原因。
另外，广深对中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比较强，这部分流入人口可以承担相对更高的生活成本，同时也在推高城市的消费水平，这些因素都影响中低端人口的流入。
反观浙江，从2021年制造业回流情况看，浙江接受制造业回流的能力在不断增强。
2021年，浙江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实现总产值40295亿元。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业实现总产值21130亿元，首次突破2万亿元。规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9073亿元，两年平均增速14.1%，处于全国领先水平。2021年浙江省一般贸易顺差达到18813.7亿元，连续第二年居全国之首，一般贸易发展也带动了省内中小企业发展。
“浙江县域经济形成的产业集群很有竞争力，吸引了大量制造业就业人群。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企业又吸引了大量中高端人才流入。”卓贤分析。
杭州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汤海孺也认为，浙江的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均衡，县市都有各具特色的块状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比较大。
充满活力的市场、较高的收入水平，创造了巨大的人口流入空间。卓贤分析：“流动人口落户安家，体现出人口的机械增长。同时，从人口自然增长看，流动人口市民化、本地化，也有利于贡献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
城市吸引力与区域一体化
人才与人口是发展的基础，近些年各大城市纷纷出台“抢人”政策。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博士认为，随着城镇化推进、社会保障覆盖城乡，道路、物流、通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之互联网普及拓宽了视界，对于城市和区域发展，“人的因素”之重要性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
有了人口就有了家庭和消费，人口在城市扎根，家庭生活消费、教育消费、住房消费、医疗消费等，都是细水长流的增量。人口集聚和消费增长将带动市政设施、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包括增量房屋、旧城改造等）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广东、浙江两个人口大省，近些年为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和吸引人口流入都不遗余力。
2021年12月20日，广东印发《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提出，到2035年，广东将基本实现新型城镇化，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2%，城镇常住人口1.1亿。
落户改革方面，规划提出，要全面放宽特大城市和Ｉ型大城市落户限制。尤其是调整完善广州、深圳两个超大城市的落户政策，建立健全积分落户年度指标逐年增长机制，及时调整对社会有特殊贡献的护理人员、环卫工人、技术工人等普通群体的落户指标。到2035年，全面取消除个别超大城市中心城区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基本实现人口自由落户。
居住证与身份证打通是规划的另一个亮点：扩大居住证附加的城镇义务教育、住房保障等服务范围并提高服务标准，逐步实现居住证持有者、城中（郊）村居民在公共服务上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待遇，逐步实现身份证承载居住证功能。
同时，广东通过实施“珠江人才计划”“特支计划”“扬帆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着力于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再看浙江城市。杭州是中国少数服务业占比超过60%的城市，也是服务业率先全面数字化的城市。从2016年起，杭州人才净流入率连续五年全国第一。2017-2018年，杭州的人才净流入率是上海的6倍，北京的29倍，而流入杭州的技术人才，有近一半来自上海、北京和深圳。
2022年2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支持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情况。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陈中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高校毕业生到浙江工作，可以享受2万到40万不等的生活补贴或购房租房补贴。大学生想创业，可贷款10万到50万，如果创业失败，还有相应的政府代偿机制。
“虽然从2021年的人口增量数据难以做出长期趋势的判断，但从浙江人口增量超过广东的苗头，可以看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性。”卓贤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东方周刊（ID：lwdflwdf），作者：张静，编辑：顾佳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