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的摄像记者Mstyslav Chernov记录了他和摄影记者Evgeniy Maloletka在马里乌波尔拍 摄20天的经历,二人在3月15日已从马里乌波尔撤出,自此当地已经没有任何外国记者。


姆斯季斯拉夫·切尔诺夫(Mstyslav Chernov)是美联社的一名影像记者。以下是他对被围攻的马里乌波尔的描述,是他与摄影师叶夫根尼·马洛特卡(Evgeniy Maloletka)一起记录的,并由记者洛里·希南特转述。



Photo by:  Міністерство внутрішніх справ України, CC BY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俄国人正在追捕我们。他们有一份名单,上面有我们的名字,而且他们正在逼近。

我们是马里乌波尔这个乌克兰城市中仅剩的国际记者,我们一直在记录俄罗斯军队对这座城市的围困,已经超过两个星期了。当我们在医院内报道时,枪手开始在走廊里徘徊。外科医生给了我们白色的手术服,让我们穿上作为伪装。


黎明时分,突然有十几名士兵冲了进来:“我的老天爷,记者们在哪里?”

我看着他们的臂章,蓝色代表乌克兰,并试图计算他们是由俄罗斯人伪装的几率。我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他们说:“我们是来救你出去的。”

手术室的墙壁因外面的大炮和机枪的射击而摇晃,留在里面似乎更安全。但乌克兰士兵奉命带我们走。

我们跑到街上,抛弃了为我们提供庇护的医生、被炮击的孕妇以及因为无处可去而睡在走廊里的人。把他们都留在身后,我感觉很糟糕。

9分钟,也许是10分钟,我们穿过道路和被炸毁的公寓楼,像是过了一辈子的时间。当炮弹在附近坠落时,我们扑到了地上。时间由每发炮弹的间隔来衡量,我们的身体紧绷,屏住呼吸。一股又一股的冲击波震慑着我的胸口,我的手变得冰冷。

我们走到一个入口处,装甲车把我们送到一个黑暗的地下室。直到这时,我们才从一名警察那里了解到,为什么乌克兰人要冒着士兵的生命危险把我们从医院里救出来。

他说:“如果他们抓住你,他们会让你上镜头,让你说你拍摄的一切都是谎言。你的所有努力和你在马里乌波尔所做的一切都将是徒劳的。”

这位警员曾经恳求我们向世界展示他陷入绝境的城市,现在却恳求我们离开。他把我们推向准备离开马里乌波尔的数千辆汽车。

那天是3月15日。我们不知道是否能活着离开。



乌克兰哈尔科夫市离俄罗斯边境仅20英里,作为一个在这里长大的青少年,我学习如何处理枪支,学校课程里有这个。当时这似乎毫无意义。我的理由是,乌克兰的周围都是朋友。

此后,我报道了伊拉克、阿富汗和有争议领土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阿塞拜疆和阿尔察赫共和国之间的争端)的战争,试图向世界展示战争惨烈的第一手情况。

但是,当美国人和欧洲人在今年冬天从基辅市撤离他们的使馆工作人员时,当我查阅俄罗斯军队在我家乡对面集结的地图时,我唯一的想法是:“我可怜的祖国”。

在战争的最初几天,俄罗斯人轰炸了哈尔科夫巨大的自由广场,我在那里一直玩到20多岁。



哈尔科夫。Photo by: State Emergency Service of Ukraine, CC BY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我知道俄罗斯军队会把东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视为战略要地,因为这里位于亚速海。因此,2月23日晚,我和我的老同事、美联社的乌克兰摄影师叶夫根尼·马洛莱卡坐他的白色大众面包车出发了。

在路上,我们开始为备用轮胎发愁,并在网找到附近有一个人愿意在半夜把轮胎卖给我们。当我们向他和通宵营业的杂货店收银员解释,我们在为报道战争做准备时。他们看我们的眼神就像我们疯了。

我们在凌晨3点30分驶入马里乌波尔,战争在一小时后开始了。

马里乌波尔的43万居民中约有四分之一在最初的日子里离开了,当时还可以。但很少有人相信战争即将来临,而当大多数人意识到他们的错误时,已经太晚了。



俄罗斯人一次次地用炮火切断电力、水、食品供应,最后,最关键的是切断了手机、广播和电视塔。在当地的其他几名记者,在最后的连接被切断和全面封锁之前就已经离开了。

用封锁来制造信息缺失,可以实现两个目标。

第一是混乱。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会恐慌。起初我不明白为什么马里乌波尔这么快就崩溃了。现在我知道,这是因为缺乏通讯。

第二是逃避责任。如果这个城市没有信息传出,也没有被炸毁的建筑和垂死儿童的照片,俄罗斯军队就可以为所欲为。

如果没有我们,就什么都不会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冒着如此大的风险,试图把所看到的东西发给世界,这也是让俄罗斯愤怒到需要追捕我们的原因。

我从来没有觉得打破沉默是如此重要。

死亡来得很快。2月27日,我们目睹了一名医生试图拯救一个被弹片击中的小女孩。

她死了。

第二个孩子死了,然后是第三个。救护车停止接载伤员,因为人们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无法呼叫他们,他们也无法在被炸毁的街道上行驶。

医生们恳求我们拍摄家属自己送来的死伤者,并让我们使用他们不断减少的电力来拍摄。他们说,没人知道我们的城市里发生了什么。



炮火击中了医院和周围的房屋。炮弹打碎了我们面包车的窗户,在车的侧面炸了一个洞,刺破了一个轮胎。有时,我们会跑出去拍摄燃烧的房屋,然后在爆炸声中跑回来。

在城市里还剩一个地方可以获得稳定的链接,那就是布迪韦尔尼科夫大道上一家被洗劫一空的杂货店外。每天一次,我们开车到那里,蹲在楼梯下面,向世界传输照片和视频。楼梯对我们的保护作用不大,但比起在户外,它感觉更安全。

到了3月3日,信号消失了。我们试图从医院7楼的窗户发送视频。正是在那里,我们看到坚实的中产阶级城市马里乌波尔的最后一块碎片分崩离析。

这个港口城市的超级市场正在被洗劫一空,我们穿过大炮和机枪声向那边走去。几十个人跑过来,推着装满电子产品、食品和衣服的购物车。



来源:美联社视频截图

一枚炮弹在商店的屋顶上爆炸,把我摔倒了外面的地上。我紧张起来,等着第二次炮击,并咒骂自己一百遍,因为摄影机没有打开,无法记录。

就在这时,另一枚炮弹打在旁边的公寓楼上,发出可怕的嗖嗖声。我缩在一个角落里找掩护。

一个少年推着一把装满电子产品的办公椅经过,箱子从两侧滚落。他告诉我:“我的朋友们在那里,炮弹击中了离我们10米左右的地方。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我们急忙赶回医院。在20分钟内,伤员陆续赶来,其中一些人是用购物车运来的。

几天来,我们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通过一个卫星电话。而那个电话唯一能用的地方是在空地上,就在一个炮弹坑旁边。我坐下来,把自己蜷缩起来,试图接通电话。

每个人都在问,请告诉我们战争何时结束。我没有答案。



每一天,都会有谣言说乌克兰军队要来突破重围。但没有人过来。

这时,我已经在医院目睹了死亡,在街上看到了尸体,几十具尸体被推入一个乱葬岗。我看到了太多的死亡,以至于在拍摄时已经有点漠视这些。

3月9日,两场空袭撕碎了贴在我们面包车窗户上的塑料膜。在疼痛刺穿我的内耳、我的皮肤和我的脸之前,我看见了火球,两者间只隔着一次心跳。

我们看着烟雾从一家妇产医院升起。当我们到达时,急救人员仍在从废墟中拉出浑身是血的孕妇。

电池几乎没电了,而且我们没有网络链接,无法发送图像。宵禁就在几分钟后。一名警官无意中听到我们在谈论如何将医院爆炸的消息传出去。

他说:“这将改变战争的进程。”

他把我们带到一个有电源和互联网的连接处。

我们记录了那么多的死去的大人和孩子,像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认为更多的死亡景象,可以改变什么。

我错了。

在黑暗中,我们用三部手机排成一排发送图像,将视频文件分成三部分以加快进程。这花了几个小时,远远超过了宵禁时间。炮击仍在继续,但被指派护送我们穿过城市的警官耐心地等待着。

然后我们与马里乌波尔以外世界的联系再次被切断。

我们回到了一个空荡荡的酒店地下室,里面的鱼缸现在全是死金鱼。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我们不知道俄罗斯为诋毁我们的工作,正在不停的造谣。



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发布了两条推文,称美联社的照片是假的,并声称一名孕妇是演员。俄罗斯大使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举起了这些照片的副本,并重复了关于袭击妇产医院的谎言。

与此同时,在马里乌波尔,我们被人群淹没,向我们询问战争的最新消息。好多人跑来对我说,请给我拍片,这样我在城外的家人就会知道我还活着。

此时,马里乌波尔已经收不到乌克兰的广播或电视信号了。你能听到的唯一广播是扭曲的俄罗斯谎言,比如乌克兰人挟持了马里乌波尔,正向建筑物射击,开发化学武器。这种宣传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与我们交谈的一些人,不顾他们自己亲眼看到的的证据而相信它。

苏联式的信息被不断重复。马里乌波尔被包围了,交出你们的武器。

3月11日,在一个简短电话中,编辑问我们是否可以找到在妇产医院空袭中幸存的妇女,以证明她们的存在。我意识到,这段影像一定有足够的力量来激起俄罗斯政府的反应。

我们在前线的一家医院找到了她们,有些人带着婴儿,有些人正在分娩。我们还了解到,一名妇女失去了她的孩子,然后又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上到7楼,用巨差的信号接发送视频。在那里,我看着一辆又一辆的坦克开到医院大院旁边,每辆坦克上都标有字母Z,这已经成为了俄罗斯的战争标志。



马里乌波尔的难民。Photo by: Міністерство внутрішніх справ України, CC BY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我们被包围了。几十名医生,数百名病人,还有我们。

一直在保护医院的乌克兰士兵已经消失了。通往我们的面包车的道路,以及我们的食物、水和设备,都被一名俄罗斯狙击手盯着,他已经击中了一名在外面活动的医生。

在黑暗中度过了几个小时,我们听着外面的爆炸声。这时,士兵们来接我们,用乌克兰语喊话。

这并不像是一次救援。感觉我们只是从一个危险地带被转移到另一个危险地带。这时,马里乌波尔没有一处是安全的,也没有救济。你随时都可能死亡。

我对士兵们感到非常感激,但也感到很麻木。我为自己要离开而感到羞愧。

我们和一个三口之家挤在一辆现代汽车里,驶入了5公里长的出城的大堵车。那天大约有3万人离开了马里乌波尔,因为有这么多人,俄罗斯士兵没有时间仔细检查车窗上覆盖着的塑料碎片的汽车。

人们很紧张。他们在打架,互相叫骂。每分钟都有一架飞机或空袭。地面在摇晃。

我们穿越了15个俄罗斯检查站。在每个检查站,坐在我们前面车内的母亲都会狂热地祈祷,声音大到足以让我们听到。

当我们开车通过这些检查站时,第三个、第十个、第十五个,都有携带着重型武器的士兵把守,我对马里乌波尔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正在消退。我明白,仅仅为了到达这座城市,乌克兰军队就必须突破这么多的关口。而这是不可能的。

日落时分,我们来到一座被乌克兰人摧毁的桥梁,这是为了阻止俄罗斯人的前进。一个由大约20辆车组成的红十字会车队已经被困在那里。我们一起拐出公路,进入田野和小路。

15号检查站的守卫用高加索地区的粗犷口音说俄语。他们命令整个车队切断车灯,以掩盖停在路边的武器和设备。我几乎看不出车辆上画的白色Z字。

当我们把车开到第十六个检查站时,我们听到了声音。是乌克兰人的声音。我感到一种压倒性的轻松。坐在前车的母亲突然哭了起来。我们出来了。

我们是马里乌波尔的最后一批记者。现在那里已经没有记者了。

我们仍然被人们的信息淹没,他们想知道我们拍摄的亲人的命运。他们拼命地、亲切地给我们写信,仿佛我们不是陌生人,仿佛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马里乌波尔被炸毁的剧院。Photo by: Донецька обласна військова адміністрація,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上周末,当俄罗斯的空袭袭击了一个数百人避难的剧院时,我可以准确地指出我们该去哪里以了解幸存者的情况,去亲耳听到在成堆的瓦砾下无休止地被困是什么感觉。我知道那座建筑和它周围被摧毁的房屋。我知道那些被困在它下面的人。

而在周日,乌克兰当局说俄罗斯轰炸了马里乌波尔的一所艺术学校,里面有大约400人。

但我们已经无法再去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