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投资人雷纳·齐特尔曼一直专注于研究两个问题：富人是怎么变富的，又是怎么变穷的。前者的路径主要来自于继承、创业和投资，而后者则有无数种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中彩票的人都会在短短几年内失去巨额财富。
齐特尔曼根据自己的研究写出了《富人的逻辑：如何创造财富，如何保有财富》，在这本书中，他提醒投资者应该做哪些事情和避开哪些陷阱，才能成为并且长期成为一个富人。本文选摘自本书的第十四章《不要低估你的财富所面临的威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巴伦周刊（ID：barronschina），作者：雷纳·齐特尔曼，编辑：彭韧，头图来自：《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糟糕的投资不是你的财富所面临的唯一危险，还存在许多人低估了的众多潜在威胁，有些威胁基于个人因素，另外一些则基于政治或社会环境。从心理的层面上讲，企业家和投资者尤其容易面临以下风险：
失去重点并过于自信；
过于乐观。
一、向唐纳德·特朗普学习
据《福布斯》杂志估计，唐纳德·特朗普在2014年的个人财富达40亿美元，他曾数次在经历破产后东山再起。“我犯过的最严重的错误是，我失去了重点，而且太贪玩。我会去看巴黎时装表演，而没有牢牢掌控自己的生意。我还以为一切会正常发展，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我父亲曾说过，我有点石成金的本领， 我也开始相信这一点。”特朗普将这视为重要的教训。
成功创造了巨额财富的白手起家者经常会有高估自身能力的倾向。和特朗普一样 他们开始认为，自己能够点石成金。具有传奇色彩的投资家吉姆·罗杰斯曾与乔治·索罗斯共同管理量子对冲基金公司，他一再告诉我，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最危险的时刻是在他刚刚做成一笔或几笔极为成功的投资后。
罗杰斯说，那时，很容易感觉自己不会犯错，而且很难抵制开始筹划下一笔大投资的冲动。不过，暂时什么都别做、继续观察市场并等待合适的时机要好得多。通过听从自己的这一建议，罗杰斯本人赚了数亿美元。
另一个容易犯的错误是，以为在一个领域的成功意味着你会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行业同样取得成功。宜家家居的创始人英瓦尔·费奥多尔·坎普拉德经历了惨痛教训后才发现情况并不 总是如此。在家具行业赚了一大笔钱后，他决定在其他方面试试运气，于是购买了一家制造电视机的电子公司的股份。不过，他的新的商业冒险一败涂地，坎普拉德最终损失了宜家家居超过四分之一的资金。
这并不意味着尝试新的商业想法、并利用你的核心专长以外的机遇永远都是错误的。比如，理查德·布兰森就通过寻找一个又一个新的挑战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就：唱片公司、航空公司、铁路公司、模特经纪公司以及数十家其他企业，其中包括为了向有钱人推销太空旅行而成立的一家公司。
在这些企业当中，有些要比其他企业成功得多。不过，布兰森是个例外而非普遍规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失去重点可能非常容易让他们损失部分或者全部钱财。
二、太过乐观有可能是危险的事情
指导人们赚钱的指南总是会强调积极心态的重要性。不过，同样正确的是，过于乐观是公司破产、富人损失钱财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看到过许多企业经历了比如因市场环境发生改变而出现的困难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最初帮助公司不断壮大的乐观情绪有可能导致其破产。公司的创立者不想承认发生的情况，于是依然坚持他们的商业模式，尽管局外人早就明显看出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旧的商业模式已经无法发挥作用。
该企业家因过去成功克服了看似不可能逾越的障碍而产生的自信早晚会被证明具有毁灭性的影响。过去的成功会让他进一步确信他会再一次克服逆境，而无视了有些时候再多的自信也没有意义的事实。
心理学家将这种盲目称为“选择性感知”：条件越是困难，我们往往就越是只看到机遇而非风险，并忽视会迫使我们质疑最初决定的各种情况。换句话说，我们彻底忽略了一切“ 负面”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的所有人或投资者会将任何想要提醒他注意警报信号的人斥为“失败主义者”或“想法消极的人”。他身边的人或许能够更加客观地评估负面结果的风险， 但是不会愿意讲出自己的想法，或者只会极其谨慎地这样做。
相反，和他一样过于自信并抱着没有根据的乐观态度的人会受到鼓舞，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因而强化并助长他执迷不悟地“ 固执己见”的决心。
三、企业家对风险视而不见吗？
在冒险的问题上，企业家通常被认为极富冒险精神。初创企业后来高比例的破产情况当然支持了这一看法。实证研究并未在创业成功和冒险的意愿之间建立明确的联系。这些研究所表明的是，愿意冒险的人更有可能创办企业，不过并不一定更有可能运作一家成功的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家对于自身行为风险性的认识往往不像别人所认为的那样高。美国研究人员洛克和鲍姆一致认为“企业家并不觉得他们的商业冒险像比如说局外人所感觉的那样，有那么高的风险。这是因为企业家有很强的自信；相对于他们感知到的能力，这样的商业冒险或许看上去没什么风险。如果他们真的有能力，这一商业冒险或许客观来讲对他们而言的确不存在风险”。
其他一些研究也表明，企业家并不一定比非企业家更有可能有意识地去冒险，相反，这两个人群对风险的看法不同。因此，“企业家被认为具有较低风险感知的特点，于是造成了他们对风险有更大的耐受力的假象。研究表明，企业家对于模糊的商业前景的归类要比非企业家更为积极”。
企业家还被证明会采用直观推断法来减少在决策过程中对风险的感知。要不是因为这种“认知捷径”，许多商业决策或许永远不会做出。
对于公司所有人来说，常见的一种局面是，有时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最初的商业想法不再可行，而且公司没有未来可言。这对公司所有人和他的雇员来说都是痛苦的时刻。另外，这只是商业生活正常的一部分，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无论是看似无懈可击的大公司还是中小型企业，都一样无法幸免。正因为如此，分散你所面临的风险并确保你的财富没与哪一家公司绑定在一起，这对持久的财务成功具有关键意义。
富有的个人也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 他们将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投入自己的公司，并且把钱放在那里不动。将你所有的利润进行再投资很可能是让你的财富增长的最快方式。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赌博，不比你将所有的钱投在一只股票上的风险小，记住：永远都要让你的个人资产与你公司的资产严格分开，以此来保护你的个人资产。
四、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风险
不过，不只是经济形势会发生迅速有时甚至出人意料的改变。在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风险源自一个简单的问题：许多国家居高不下的国债，以及政治人物为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所做的努力。在日本及美国和欧洲，官方公布的公共债务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
近年来，金融危机大大加剧了这一局面。不过， 当前债务危机的根源要深得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西方各国的政治人物通过承诺一个又一个福利计划来获得选民的忠诚。二战后的欧洲见证了福利国家模式的出现和扩散，在这种模式下，约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得到重新分配， 这些钱部分通过税收和国民保险税筹集， 部分通过发行国债筹集。
政治领导人不断认真地寻觅消除所谓的“ 社会不公” 的机会。就像阿克顿研究所的研究主任塞缪尔·格雷格所证实的，如今，单是欧洲就占到 “ 全世界经济社会保障支出的５８％ ”。
就连美国这个在许多欧洲观察家眼中仍是“ 不受管束的” 自由市场经济的地方， 最近几十年的公共福利支出已经大幅增长。2010年，70.5％ 的公共开支用在了各种福利计划上，高于1962年２８.３％和1990年48.5％的比例，超过6700万美国人从政府领取福利。
正如威廉·沃格林在 《永远不够：美国无止境的福利制度》一书中所说的，欧洲人心目中美国作为不受束缚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堡垒的形象是个认识误区——几十年来美国的公共开支一直不断上涨。这个国家规模庞大的债务问题不是由军事开支造成的， 而是因为福利支出的大幅增长。
偿还这些巨额公共债务是不可能的事情。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达到了借贷能力的上限。下一场金融危机会让它们彻底崩溃。
从理论上讲，有一些潜在的解决办法可以缓解债务负担，比如经济增长、大规模削减福利支出、通货膨胀、金融抑制、主权债务违约、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增加税收，特别是对于“ 高收入人士”和“ 高净值人士”。
当然，经济增长是最理想的解决办法，美国就是靠着经济增长在二战后摆脱了债务。不过，认为经济增长的规模可能会大到降低当前债务水平的程度是不切实际的。大规模削减福利支出的选项效果有限，因为经验表明，有胆量削减福利支出的政府通常会在下一届选举中败选下台。
五、为什么这么多富人想移民
从理论上说，通货膨胀也是减少公共债务的一个选项。有些投资者担心银行通过“量化宽松”来解决债务危机的政策会引发通胀。迄今为止，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事实上，通胀水平正在下降，欧洲和美国的政治人物更担心的是通货紧缩。
不过，不能保证通胀水平长远来讲不会上升。自从废除金本位以来，民主和专制政权在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都很容易采取印钞的做法，由此引发通胀和恶性通胀。欧洲央行的问题在于，在欧元区危机的过程中，它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这意味着防范通胀的关键保护机制变得没有任何效力。
主权债务违约无疑是最后一招。政府会通过大幅增加税收和要求高净值人士缴纳特别税，以尽其所能地避免这样的结果。201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提出收取10％ 的“ 私人财富税” 的想法。
这一建议体现了一种政治共识，即在 “ 财政困难” 时期， 富人不像其他人群那样更值得保护。现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曾把征收“ 国家团结特别税” ，亦称针对百万富翁的“ 附加税” 的提议作为2012年竞选纲领的核心内容。
宪法委员会最初拒绝了这一提议， 但后来通过了修改后的版本，要求雇主为年薪超过100万欧元的雇员暂时性地支付75％的税款。就连像前投资银行家、 现任经济部长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这样的温和派社会党人都认为这种做法是荒谬的，抱怨说奥朗德正在让法国变成“没有太阳的古巴”。
如果你认为75％的“ 附加税” 毫无道理，这种做法却绝非前所未有。20世纪7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将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收提高到让诸如宜家家居创始人英瓦尔·费奥多尔·坎普拉德觉得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这个国家的地步。1973年，坎普拉德先是搬到了丹麦， 然后又去了瑞士。
三年后， 他的瑞典同胞、 创作了举世闻名的 《长袜子皮皮》 系列的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在瑞典 《快报》 上发表了一篇讽刺 “ 童话”，名字是《门尼斯马尼拉王国的潘帕里泼撒》（《金钱世界的潘帕里泼撒》），以抗议对自雇人士征收过高的边际税率。
按照她的计算，她本人缴纳的税超过了她收入的100％ 。瑞典财政大臣公开批评这位畅销书作家失去了理智。不过他很快收回了这样的指责，因为事实证明，林格伦实际缴纳的税率比她本人抱怨的102％ 还要高。
面对102％ 甚至更高的税率，富人有三个选择：他们可以自掏腰包，补上差额；采取逃税做法；或者离开这个国家。富人们对这一风险的估计不足让他们自己处于险境——如果在不远的将来的任何时候，再发生一次金融危机，政治领导人会寻找替罪羊来为他们的错误承担责任。
2009年，在上一次金融危机达到顶点时，民众出现了反感“高管”和全体“富人”的情绪，对“银行家”尤为敌视。报纸上充斥着关于“痛打银行家”事件的报道。3月25 日，反银行家活动人士袭击了前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古德温位于爱丁堡的家，打碎了一些窗户，毁坏了停在私人车道上的一辆汽车。
2009年4月二十国集团峰会在伦敦召开期间，许多银行家和伦敦交易员身穿牛仔裤和运动衫上班，是因为害怕会被抗议者“ 挂在路灯杆上”。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克里斯·奈特因为鼓动针对银行家的暴力活动遭到停职，并最终被解除他在东伦敦大学人类学系担任的讲师职务。
千百年来，在爆发危机时谴责不受欢迎的少数人向来是经久不衰的做法。这种“替罪羊策略”有效，是因为危机的真正原因通常不是大多数人所能理解的——责怪 “富人”远比试图去理解导致崩盘的复杂经济诱因要简单得多。
坎普拉德作出移居国外的决定或许看起来是极端的反应，但是这样做的绝不只是他一个人。奈特·弗兰克编纂的《2013年财富报告》 中，包含不同国家或地区打算离开本国的百万富翁比例的数据。拉丁美洲（73％ ）和俄罗斯（67％ ） 的比例最高并不令人意外。不过，欧洲差得也不太多——60％的欧洲百万富翁考虑移居国外，相比之下，美国只有33％ ， 澳大利亚有26％。
（本文仅供读者参考，并不构成提供或赖以作为投资、会计、法律或税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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