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该事件发生于3月3日下午12点30分左右，地点位于小意大利（Little Italy）西比奇街400街区（400 block of W. Beech Street in Little Italy）阿卡维斯塔大厦（Aqua Vista Tower）的公寓。
周五发布的10多分钟的视频由现场多个警员的随身摄像仪画面构成。
视频显示，副警长贾森·邦奇（Jason Bunch）敲开了李艳的家门，并要求她确认自己的名字，然后将驱逐文件递给了她。
邦奇将文件递给李艳后，走到了右侧，发现她右手里拿着一把切肉刀。
然后邦奇说：“把你的刀放下。把那该死的刀放下。马上把刀放下。”
李艳让邦奇放下枪，反问道：“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入侵者？”
邦奇继续举起枪指着她，并通过无线电说：“59号和5号，我正用枪指着一个人，代码掩护。”
然后再次对李艳说：“把枪放下，女士，否则我将向你开枪。把该死的枪放下，把枪放下，否则我就开枪了。”
但是李艳回答道自己并不害怕。
视频显示，她对邦奇大喊大叫，询问他是如何进入大楼的，然后将文件扔到一边，并关上了门。
警方表示，当他们在公寓外面时，已经从大楼经理和一名维修人员那里打听到，前一天，他们在给李艳所在的单元进行管道施工时，遭到了李艳的持刀威胁。
警方说，得知这一情况后，他们确认李艳的行为是对“公共安全的威胁”。他们说，这份报告让他们有充分理由以涉嫌使用致命武器攻击他人的罪名逮捕李艳。
目前尚不清楚这名维修工之前是否对李艳所谓的威胁进行过报告。
随后，现场视频再次显示，几名警员包围了李艳的前门。他们喊着她的名字，然后用钥匙打开了门，但没有立即看到李艳。
第一批进门的副警长手持非致命性武器，他们说自己是警长办公室的成员。
然后李艳出现在走廊旁的卧室里。一名警员说：“举起手走出来。”
在这段视频中，李艳在卧室对着警员大喊大叫，但视频中并未出现她的身影。
其中一名警员大喊：“豆装散弹枪，豆装散弹枪（bean bag）”，然后听到两声枪响。
警长部门表示，这些豆装散弹枪“杀伤力较低”，执法机构通常用它来使目标丧失袭击能力。
这时，李艳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手里仍拿着刀。她将刀放在身前，迅速冲出刺向圣地亚哥警员。
副警长和警员们火速退到了走廊上。据报道，有一名警员被李刺伤，随后被送往UCSD医疗中心接受了治疗，并于当天出院。他的名字没有被披露。
警员们随后向李艳开枪，然后李艳倒在了走廊上。
随后，根据警方的说法，在医护人员到达前，警方对李艳进行了近10分钟的急救，但李艳被当场宣布死亡。
综合多方消息，死者李艳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得生物统计学博士学位，并在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工作多年。
因与物业管理公司发生矛盾而未缴纳HOA费用，被物业告上了法庭。事发当天，圣地亚哥警员正试图向其送达驱逐文件。
另外，李艳有一个儿子，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
参与枪击的执法人员被确认为圣地亚哥警员罗格里奥·梅迪纳（Rogelio Medina）、警长丹尼尔·尼克尔（Daniel Nickel）、副警长哈维尔·梅迪纳（Javier Medina）和大卫·威廉姆斯（David Williams），他们在各自的部门工作了13至29年。
警方表示，这四人都已被安排执行行政任务，直到他们被批准上岗。
圣地亚哥警方表示，这起枪击事件发生在其辖区内，目前正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将由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和县公民执法审查委员会（Citizens’Law Enforcement Review Board）进行审查。
邻居James在next door论坛上发帖称，李艳与电影《美丽心灵》的原型、美国数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一样，在与心理问题作斗争。
“她的精神疾病对她来说很难控制，她努力又努力，但从来没有得到她需要的HOA或其他人的帮助。”
“在她被枪杀之前，我和治安官谈过，我说武力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请等一个心理健康专家，但他们仍选择不对话就进入屋内。我很难过，因为昨天她本不需要死的。”
（编者按：李艳案令华人社区联想到一年多前的华裔青年陈智博被警察枪杀案。《纽约时间》在陈智博案发生后曾发布过一篇深度分析文章，对此类案件背后的系统性危机进行了阐述，现将该文重发如下。）
背后的系统性危机：被警察枪杀的人中1/5患精神疾病
文：纽约华人资讯网主笔 詹涓
2020年12月30日，19岁的华裔青少年陈智博（Christian Hall）在宾夕法尼亚州门罗县汉密尔顿镇（Hamilton Township, Monroe County, Pennsylvania）的80号州际公路立交桥上被州警察开枪射杀。
据警方称，在谈判过程中，陈智博不合作，并用枪指着警察的方向。警察因此开枪。
此前报道：
(视频)19岁华男被警察射杀 被枪击前高举双手 非裔律师为其申冤 案发已一月仅五千人支持
然而网上流传的视频却提供了不同的版本。视频显示，在被射杀前，陈智博高高举起双手，并没有警方所描述的枪指警察的行为。
截图显示了陈智博中枪倒地前一秒的画面，可以看到当时他仍然高举双手全力配合警察。
2020年3月，纽约罗切斯特市的警察接到911报警电话后，把全身赤裸（因此显然没有随身携带武器）的丹尼尔·普鲁德（Daniel Prude）按在人行道上，铐上手铐，将脸在地上按了两分钟，直至他停止呼吸，此后在医院不治身亡。当时普鲁德出现了被害妄想症状，声称自己染上了新冠并随地吐痰。
一个月后，27岁的尼古拉斯·查韦斯（Nicolas Chavez）在休斯顿“精神崩溃”，被击中21枪，现场有28名警察。
9月，患有自闭症的13岁男孩林登·卡梅伦（Linden Cameron）发生精神崩溃，母亲在报警时表示想将孩子送进医院治疗。卡梅伦从后门逃跑，警察在他背后连开了11枪，导致肩膀、脚踝、内脏受伤，一些子弹仍在他体内。卡梅伦逃跑时声称他有枪，但事后证明并没有。
自2015年1月1日《华盛顿邮报》开始维护美国在值警员枪杀事件以来，有1394名确定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被警察枪杀，占全部6004起事件的23%。2020年，在被警察枪杀的1004人中，有207人有精神疾病。也就是说，每5名被警察枪杀的人中就有1人患有精神疾病。
在美国，有精神问题的人不在少数，据美国国家精神疾病联盟（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估计，近15%的男性和30%的女性有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而这场新冠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增加了人们的精神压力，他们本应得到专业的危机干预和治疗，但却有可能被紧张的警察枪击。
“一个人不应该因为出现精神方面的困扰而失去生命，”国家精神疾病联盟（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的国家倡导和公共政策主管安吉拉·金博尔（Angela Kimball）说。“人们应该得到帮助，而不是手铐。”
监狱成了精神病院
一天深夜，印第安纳州费舍尔市市长和一名警察一起骑车巡逻时，问那名警察他最担心接到什么样的报警电话。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答案：心理健康突发事件。警察说，差不多每次轮班时总会接到这么一个电话。
在费舍尔这样的地方，精神疾病并不容易被发现。费舍尔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个富裕郊区，居民不到9万。“在我们的社区里，”市长斯科特·法德内斯说，“有很多人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饱受精神健康问题的折磨，但这些问题没有得到系统性的解决。”
在全国范围内，约有十分之一的报警电话涉及心理健康问题。其后果可能非常悲惨。在所有致命的警察枪击事件中，他们占了四分之一左右。洛杉矶警察局（Los Angeles Police Department）最近的一项内部调查报告称，去年37%的警察枪击事件涉及有精神疾病迹象的嫌疑人。
心理健康非营利组织治疗倡导中心（Treatment Advocacy Center） 发布的一项新研究表明，精神疾病未经治疗的人在警察遭遇时被杀的可能性是其他平民的16倍。作者总结道，由于这种普遍性，想要减少美国警察致命枪击事件，最直接、最实用的策略就是避免执勤执法人员与最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之间发生接触。
但问题是，警方也在面临两难局面，因为精神病院消失了，而警察并没有有效的手段来应对精神疾病患者。
专家说，许多精神病患者并没有接受治疗，尽管治疗可以大大减少他们所犯下的暴力行为和他们所遭受的暴力。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目前的人均精神病院床位低于1850年以来的水平。精神病服务面临预算严重削减，近年来在一些州高达30%，越来越多的地方警察被要求填补这个空白。
“警察成了最后的响应者，监狱成了精神病院，”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公共卫生与司法学院（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Justice）的犯罪学家彼得·沙夫（Peter Scharf）说。“警察和惩教系统成了最后的无奈之选。”
甚至即使有床位，也很难将精神病患者送去治疗。宾夕法尼亚州和其他许多州的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不愿接受精神病治疗，家人很难要求其接受治疗；国家精神疾病联盟的金博尔说，只有当一个人立即构成威胁时，才可以对其实施精神病治疗。到了那个时候，通常是执法部门，而不是心理健康专业人士，被要求提供帮助。
“执法人员进来了，摆出一副威胁的姿态，”金博尔说。“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会立马变得温顺。但如果你正在经历精神疾病，这只会使情况升级。”
降级变成升级
在新泽西州小城蒙特克莱尔，25%的警察接受了40小时的危机干预小组培训，培训的目的是让警察了解精神疾病，培养同理心，在处理危机事件时通过沟通降低冲突。据该市警察理查德·卡瓦诺（Richard Cavanaugh）说，这样的培训非常宝贵。
他回忆说，有次警察局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有个女人向窗外大喊，说她要强奸邻居的孩子。到达现场后，卡瓦诺和另外两名警官走进那所房子，发现那名女子说她是尼罗河女王。
“她出现了幻听症状，所以我们很清楚，我们来的目标就是减少冲突，我们告诉她，我们不是来伤害她的，我们是来帮助她的，她否认她需要帮助。我们不和她争吵，我们压低声音说话，始终摆出镇定的样子，”卡瓦诺说。最终，这位女人配合接受治疗。
还有一次，一个女人试图割腕自杀。卡瓦诺回忆说：“我看着她，然后我慢慢说，‘看起来你今天过得很糟糕。’在那一刻，我知道我们建立了联系。”
两人开始交谈。卡瓦诺跟她聊棒球，聊之前的恋爱史，他们交谈了大约45分钟，卡瓦诺一直用纱布帮她的伤口止血。在她平静后，她欣然接受了警察的建议，去医院接受专业帮助。
这些似乎是教科书式的精神危机处理方式，但在许多地区警方并没有时间和经费接受培训。警察行政研究论坛（Police Executive Research Forum）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新招募的警员通常要花近60个小时学习如何使用枪支，但他们只接受了8小时缓解紧张局势的培训，以及8小时精神疾病处理策略学习。这样的培训在如今这样一个时代或许是不够的。
每当警察拔出他们的武器，他们就从日常执法中走出来，进入了一个更为严格的领域，在这里，严谨的内部规定、数百小时的训练和最高法院的裁决不仅决定了何时可以开枪，而且决定了枪口对准哪里，应该压下多少发子弹，以及何时停止射击。
尽管对武器使用的限制可能已经非常全面，但这当中还留了一个“后门”：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在1989年制定的“客观合理”标准，如果一名警察认为自己或其他人正面临受重伤或死亡的危险，可以先开枪再盘问。法院裁定，在据信杀害或严重伤害他人的嫌疑人正在逃跑，只能用致命武力制止的情况下，情况也是如此。
美国的执法人员目前所处的环境较1970年代以来已经安全了很多，据美国国家执法人员纪念基金会（NLEOMF）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2020年有48名联邦、州、军事、部落和地方执法人员在工作中被枪杀，而2019年是51名。但警察的观感不同，许多警察感到与市民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更容易遭遇伏击，因此更有可能在焦虑和恐慌中做出过度执法的举动，而在他们面对精神病患者时，这种恐惧尤甚，因此，他们在最需要保持同理心、降级事态和对立情绪的情况下，可能反而会做出升级对立的举动。
尤金，一个样板
在2020年的数百次示威活动中，许多抗议者呼吁减少对警察部门的拨款，以支持将纳税人的钱用于社区服务。但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沙夫说，警察部门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提供更多的心理健康培训。
“主题不应该是撤资，而应该是让警察变得更好，”他说。“现在的警察无力处理日益严重的精神病患者问题。”
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需要更多的培训。芝加哥非营利组织“治愈暴力”（Cure violence）的科学和政策高级主管查理·兰斯福德（Charlie Ransford）说，警察应该作为更大的公共卫生系统的一部分，与以社区为基础的暴力阻断者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合作。
“很多人都在问——我们怎样才能训练警察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我们不能只投入8小时的培训，就指望他们跟上专业人士的脚步，”兰斯福德说。
在芝加哥，一项新的试点项目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帮助警察更好地了解如何处理处于精神困扰中的对象。
一些警察部门已经与精神健康专业人员合作，作为“共同应对者”，协助街头警察应对涉及精神健康危机的事件。
在俄勒冈州的尤金（Eugene），一个名为CAHOOTS的项目已经开展了30多年。危机处理人员小组对911和非紧急电话作出回应，向处于精神健康危机中的人提供干预、咨询和转介社会服务，出勤者不携带武器。这项服务的资金每年预算约为210万美元，来自警察局预算，约占总预算的2%。
尤金和邻近城市斯普林菲尔德所属的莱恩郡，心理健康危机非常普遍——该郡的自杀率约为每10万人中有17例，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40%。
在2019年CAHOOTS响应的约2.4万个电话中，只有311个需要警方支援，这些基本由护理人员和急救人员组成的团队解决了该市公共安全调度中心接到的近20%的电话。CAHOOTS项目强调，与警方密切合作对这个模式的成功至关重要。
其他几个城市也在复制尤金模式。2020年6月，丹佛开始通过一笔拨款试点一个项目，让一名社会工作者和护理人员代替警察接听紧急电话。
丹佛街头卫生响应联盟（Denver Alliance for Street Health Response）称，自试点启动以来，一辆应答车从周一上午10点开到下午6点，已经响应了近600宗报警电话。
大多数电话都是“非法入侵电话”——居民打电话给警察举报无家可归的人。排在第二位的是与心理健康危机有关的报警电话。
旧金山从2020年11月开始创建和部署了一个来自消防和卫生部门的专业人员团队，为处于精神危机或药物滥用危机的人提供服务。
旧金山消防局局长西蒙·庞（Simon Pang）说，“他们（警察）尽其所能地处理这些报警电话，但这当中大多数都是非犯罪、非暴力事件，这不仅会堵塞报警系统，让警察和消防人员无法正常工作，而且由执法人员响应这类事件也是不对的。现在是重新考虑整个操作的时候了，这样我们就能找到更适合在这类危机中帮助人们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