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国家不时提出将联合国总部从纽约迁出美国的建议？可以理解的是：美国当局并不总是忠实地履行联合国“东道国”的职责。毕竟，在这种情况下，完全的政治公正是一种假设，特别是允许所有成员国的代表平等参与联合国工作的方面。然而，最近美国越来越多地违反了这一公正原则。
破坏公正的历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在冷战结束后，“第一声警钟”就已经敲响。当时采取对抗性做法的理由本应该减少，然而在1988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前被拒发美国签证，随后会议被暂时移至日内瓦。
2013年11月，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也被美国拒发签证，因为他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尽管美国不承认对他的判决。而且，几年前，华盛顿方面威胁要对调查美国在阿富汗可能犯下的战争罪行的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实施制裁。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代表曾几次受到签证受限的可信威胁。2019年，他们得到了受限制的签证，无法参加任何联合国活动。
2015年，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瓦伦蒂娜·马特维延科的签证也受到类似限制。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也经常拒绝（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技术原因“不发放”）向俄罗斯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一些成员发放签证。
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美国允许所有代表团参加大会的先例，可能以后会发生。在过去两年中，全世界都已习惯了包括首脑会议在内的视频会议形式。因此，不排除那些不被美国欢迎的国家代表将被邀请参加视频会议，而不是亲自到联合国参会的可能性。
一切的起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联合国成立之初，正是苏联支持了该组织总部设在美国，特别是设立在纽约的想法。而法国、英国和荷兰等国家都表示反对。此外，斯大林的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主张联合国在维也纳也设立总部。事实上，联合国三个海外总部之一是在维也纳（另外两个是日内瓦和内罗毕），但主要总部设在纽约。
这一在1945年作出的决定（联合国总部于1949年开始运作），看似平淡无奇，却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纯粹是一个财政问题。当时的欧洲是一片废墟，欧洲国家都没有钱，但美国在世界大战中“崛起”。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终于摆脱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
纽约总部大楼（由勒·柯布西耶设计）部分由私人出资建造：小约翰·洛克菲勒捐赠了850万美元，美国政府提供了65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在当时十分独特，完全没有竞争对手。
顺便一提，即使现在来看，这一举措也非常划算：在特朗普政府削减了支持联合国工作的资金后，联合国的财政状况并不理想。与此同时，联合国在纽约的存在给纽约市乃至美国带来的收入超过了美国在联合国上投入的花费，联合国创造了数千个就业机会，许多小型城市企业围绕该组织运行，这个建筑群本身就是一个经常被光顾的旅游景点，等等。
总的来说，是否要将联合国总部迁离纽约的问题当然有其“存在的权利”。或许我们可以商讨，将其迁到一个完全中立的国家，比如说中国，中国本身就代表着亚洲在现代经济和地缘政治中的新角色。
现今，“完全搬迁”的想法可能在政治上不太可行（这需要得到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 与此同时，在国外建立另一个联合国总部的想法可能更加切合实际。 如果欧洲有两个总部，非洲有一个，那么还有一个也许应该在亚洲，也许就应该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