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组
作者 、策划| 木子童
制图 | 渣渣郡
题图 |《无名之辈》
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那個NG”（ID：huxiu4youth）。在这里，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故事和态度。
生不由己的我们，有没有选择死亡的自由和权力？
今年，“安乐死合法化”议题出现在人大代表议案之中。
3月7日，因目睹很多绝症晚期患者遭受的巨大痛苦，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刘贵芳建议：应在中国推行安乐死合法化，并“在合法基础上规范安乐死行为”。
这不是安乐死第一次出现在人大代表议案中，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早在1988年，这个议题就已被摆上台面，此后的几十年间，每隔几年就要被提上一回。
我们究竟为何如此渴望安乐死成为合法选项，又如此戒惧它的到来？人在生命的尽头，是否该拥有自由选择结束方式的权力？
今天三位主播聚在一起，聊了聊死亡、尊严和退路的话题。
你支持安乐死合法化吗？
（点击这里收听完整节目）
vol. 184
主播：木子童、黄瓜汽水、渣渣郡
录制、剪辑：CC
2017年8月，重病缠身、痛苦不堪的冷霞，在丈夫、女儿与女婿的环绕下，亲口饮下女婿买来的老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此前，她由于多重疾病与摔倒导致的骨折，瘫痪在床，痛到一团团扯下头发，已无数次要求家人帮助自己结束生命。
一年后，事发地浙江省台州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丈夫及女婿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女儿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庭审中，女婿低头道：“药是我买的，我心里难受，我觉得我要对她的死负责。”
女儿痛哭不止：“我是个不孝的女儿，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自己都想死，我了解我妈的病，但我无能为力”。
丈夫请求法官：“外孙13岁了，严重叛逆，女儿身体也不好，家里管不住他。希望把我抓去，把我女婿放出来管孩子。”
法官说：“其情可怜，其罪不可恕。”
这是近几年来，我国最受关注的一起“安乐死”案件，它的出现，再次激活我们对于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的讨论。
我们为什么需要安乐死？
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
传统的中国观念里，大多数人坚信“好死不如赖活着”——不论生命多么痛苦，只要活着就还有转圜的希望。
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未来还有希望的基础之上。
而对于绝症患者来说，相比于等死的恐怖，有时死亡可能才是一种解脱。
2015年，《经济学人》发布了一则特别的广告。
画面里，一方医院的天花板，歪扭而阴郁。
一行文字问道：“你是否能忍受这样的生活？”
这是一个僵卧病床的绝症病人视角——身上插满管道和仪器，他漫长的余生都将在这片视野下渡过，没有阳光、没有飞鸟，甚至连一阵微风，在无菌病房中都成了奢望。
陪伴他的，只有仪器运转的嗡鸣，和深入骨髓的疼痛。
死亡，是个瞬间动词，而现代医学，却能将这个瞬间无限延长。
“我觉得那个十年特别漫长。”
@黄瓜汽水一直无法忘记，姥姥从风湿到瘫痪，整整十年间，日渐枯萎的模样。
“从最初像霍金的状态，手指头、脑子和嘴还能动，到后来，慢慢脑子动不了了，阿尔兹海默后，连话也说不了了，皮包骨头、身上长起褥疮……”
最后的一两个月，七八十斤瘦小的老太太，脸却浮肿得像面包一样，她哀叫着，在机器的滴滴声中离开人世。
有时，即便一脚已经踏上奈何桥，医生也有办法再留你一留。
在做临终关怀陪护志愿者时，@渣渣郡听医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癌症晚期的老奶奶，陷入深度昏迷，医生下了病危通知，而那一天，恰好是她的女儿大喜的日子。
医生问是否需要抢救，家属回复，无论如何也要让老太太看女儿结婚一眼。
于是，心脏复苏术、插管、输药、打肾上腺素、强心针，“我们当时在老太太身上抢救了几个小时，我感觉她身子都被震碎了”，老太太活着挺到了女儿礼成。
当然，她早已没有了意识，挺过来的，只是一具尚有呼吸的残破躯壳。
世上永远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感同身受，就像一个健全的人类，永远无法想象绝症缠身是怎样的痛苦。
中国台湾第一位赴瑞士，接受“协助性自杀”的前体育节目主持人傅达仁，这样描述他的癌症病痛：
“消化系统严重失灵，疼痛难忍，吃了就拉，生不如死。”
从70多公斤的运动健将，一路消瘦到40多公斤，骨瘦如柴，镇痛药要一把一把地吃，吃到最后，连镇痛药都没了效用。
“我都已经痛成这样，没有活的条件，你说我还不安乐死吗？”
呼吸机、ECMO，我们有太多仪器，能够拖慢死神来临的脚步。
但这些机器不能告诉我们，该如何让一个人，安然地走上我们必经的归途。
全球唯一允许外国人接受“协助性自杀”（由患者自主完成致命步骤的安乐死方式）的国家瑞士，有两大“协助性自杀”机构。
它们的名字别有深意，一个叫做尊严（Dignitas），一个叫做解脱（Exit）。
“尊严”与“解脱”，仿佛正是安乐死之于人类，最大的两个意义：
在你即将因为病痛失去自理能力、因为阿尔兹海默失去思维能力时，你还可以选择，让生命终止在一个相对美好的时刻，保留一个有尊严的结局。
或者，当你已深陷无解的病痛，疾病的酷刑已让你对死的渴求大过对生的留恋，那么你还又有一个紧急出口，只要转身推开门，就可以获得解脱。
一位在荷兰，已为数百人主持过安乐死程序的医生说道：
“我之所以在做这件事，是很功利性的。我只是希望未来在我也陷入同样困境时，能有人来为我做。”
安乐死合法化的热心支持者认为，合法化并非鼓励安乐死，只是希望，在生命的尽头，为我们保留一个可选择的选项。
尊严机构的一项数据也给出了类似的支持，他们发现，很多会员会提交申请，希望获得“临时绿灯”。这是一种准许资格，在资料核准，获得“临时绿灯”后，他们将有资格随时申请使用“协助自杀服务”。
获得临时绿灯的人会感谢道：“谢谢你提供了紧急出口，但我现在用不到。如果事情变得更糟，我会再来找你们。”
但他们中的7成，自此再未出现过。
许多获得了安乐死许可的人，并未真正付诸实施，但他们永远知道，当自己想要放弃与病魔搏斗，获得一场永恒的酣眠，身后永远有一条敞开的退路。
但安乐死合法化的反对者，并不同意这一理想化的畅想。
他们担忧，一旦安乐死走向合法化，将带来可怕的“滑坡效应”。
如果绝症患者主动中止生命的申请能够被批准，那么患有重度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患者，是否也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
如果成年人可以接受安乐死，那么儿童是否也应该可以？
如果只需要医生、家属及本人同意，就能够为一个人结束生命，那么这项法律，未来会否成为权贵实施隐性谋杀的便捷通道？
如果绝症末期的安乐死成为常态，那么并不想死去的患者，会不会被家人斥责为“自私”和“不懂事”，受到更大的道德性压力？
此外，实施手术的医生所背负的死亡压力、人在疾病末期一天三变的心理，实际执行过程中，将有太多的变数，挑战我们前所未闻的道德伦理与法律底线。
实际上，这些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在20年前，最早允许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申请安乐死的人数，正在逐年递增，截至2018年，已经达到6,938例，其中阿尔兹海默症病例占比2%，精神疾病占比1%。
越来越多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试图获取这项服务。
在了无生趣的抑郁症折磨下，他们中有人绝食抗议，申请安乐死资格，有人刻意夸张自己的肉体病痛，并停止用药以激化身体病情，来“骗取”安乐死资格。
“为了确保安乐死，还得先上个表演班。”
在母亲隐瞒着他，为自己实施安乐死后，站在母亲棺木前，荷兰青年马克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情。
2021年，在瑞士，更激进的安乐死设施获得批准上市。
这款名为“Sarco”的安乐死胶囊，已通过法律审核， 患者可以在内部自行激活程序，胶囊舱会被迅速注入氮气，并减少氧气比例，让人慢慢失去知觉。
借助这一胶囊，患者可以不通过医生、家人的同意，自主走向死亡。与其说是安乐死装置，不如说是“无痛自杀胶囊”更加贴切一点。
在荷兰，一次安乐死实施过程中的“小事故”更是让人对安乐死程序的正当性产生质疑。
该次实施中，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当场挣扎起来，她拒绝接受注射，但被家属和医生压制住，强行完成了程序。
事后，医生被告上法庭。起诉中指责他，枉顾患者自主意愿，强行实施安乐死。
然而医生辩称，这位患者在失智前，曾明确立下遗嘱，要求一旦因疾病失去理智，请务必为她执行安乐死程序。
有理智的我们，有资格为失去理智的我们决定生命的走向吗？
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们？
就像最近大火的苹果新剧《人生切割术》一样，如果上班与下班的人生完全被切割，谁才是那个能决定辞去一份工作的人？
死亡是如此复杂而难解的话题。
以至于它在中国，始终讳莫如深，就像那个“you-know-who”，没有人敢轻易呼唤它的名字，仿佛只要蹑手蹑脚地不去搅扰，它就不会到来。
然而，越来越长的人均寿命，以及越来越明显的老龄化倾向，已由不得我们再去逃避。
每年，超过750万疾病终末期的中国病人，在病床上迎来终局，他们该如何，以最体面的状态走向黑夜？
我们该如何拥有一份针对临终医疗措施的预立遗嘱？该如何学会倾听父母关于生命末期的期许？
面对必将到来的离别，你是否已在心中做好了预案，与你的家人是否已互通心意？
除了立法之外，我们还有太多需要学习。
也许，安乐死是一个目前我们的社会尚还无法驾驭的议题。
但当更好的临终关怀、更早的死亡与生命教育得到普及，相信终有一天，我们将有足够的经验与智慧，去直面这个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