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节选自《穷忙纽约》第二章节《隐形贫民》（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授权），作者：凯瑟琳·纽曼，翻译：黄婷，头图来自：《醉乡民谣》剧照
曾几何时，我们开始意识到，经济大萧条的结束未能解决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贫困群体的代表们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肯塔基州的低洼地带。在那里，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儿童坐在木质门廊上，腹部鼓胀，表情木然。采煤业不再繁荣，矿工像难民一样被时代抛弃，全家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我们这才得知这些劳动者遇到了难处。全国上下都感到惊讶，如此绝望的处境竟然存在于中心地区——优秀的（白种）人群中——于是，为了解救人民于水火，贫困反击战打响了。
在此期间，许多作家都注意到贫困问题已经被种族化了。虽然大多数贫民都是白人，也有工作——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一直如此——但人们对贫民的普遍印象截然相反：肤色黝黑，不愿意去劳动力市场找工作。
正如赫伯特· 甘斯在其精彩的著作《贫困攻坚战》 中所说，“不值得被救助的群体，即社会蔑视的对象，已被种族化了，这种趋势由来已久。”英国在 19 世纪中期颁布的《济贫法》对不思上进的群体和穷忙族做了明确的区分，前者归于爱尔兰人身上， 视其为不受欢迎的种族。在美国，跟随着接连不断的移民潮，意大利人、斯拉夫人、东欧犹太人在 20 世纪初期纷纷涌入东海岸的公寓楼里，加入不受待见、不值得被救助的贫民行列之中。
在 20 世纪的大迁徙中，非洲裔美国人从南方的乡村迁至北方的工业城市，从而彻底改变了城市贫困问题的种族动态。媒体对城市的贫困问题更为关注，所以公众对此也了解得较多，而乡村的贫困问题也许更严重，却鲜为人知。
为了获得与战争相关的工作机会，同时因为农业机械化导致南方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剧减，大量的黑人涌入了芝加哥、密尔沃基、阿克伦、纽约、匹兹堡等城市，可等待他们的却是来自白人的强烈敌意和公开的遏制政策。他们被隔离在特定的社区里，那里很快就人满为患。
尼古拉斯·莱曼在关于芝加哥移民影响的著作中明确指出，民主党制定官方政策的目的就是从空间上遏制庞大的非洲裔群体，确保他们远离白人工薪阶层。高层公共住房由此诞生，可以让贫民住在高处，阻止他们涌入白人社区，在白人社区人们会不择手段地排斥黑人。暗淡、单调的公寓楼多得数不清，分布在芝加哥南区的丹·瑞安高速路两侧，成为隔离政策的具体表现。
北方移民曾经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开始缩减，极端隔离政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和卡布里尼·格林公共住房一样的区域均遭到破坏，秩序混乱。在一些居住区里，居民只能依靠黑市经济和福利救济生存。把薪水低的非洲裔与“不值得被救助的贫民”画等号的做法早已根深蒂固。在一个受种族问题困扰的国家里，这种做法不足为奇。
这么做还会误导公众，因为美国最大的贫民群体并不靠福利救济生活。他们有工作，但收入微薄，再努力工作也负担不起像样的房子、可口的饭菜、足够的医疗保健或儿童看护服务。穷忙族身处的恶劣条件——不合格的住房、摇摇欲坠的校舍、享受不到的医疗服务——与无业贫民几无不同。他们面对的困难显然更大，因为无业人群还能得到政府救助，他们却没有保障性住房、医疗服务和食品券。
穷忙族的定义
多年来，围绕如何界定贫民群体的争议持续不断，这不仅是因为学者们热衷于争论，而且因为美元随贫民定义的变化而波动。辩论技巧与我们无关，但贯穿其中的一些规则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因为它们决定了我们所说的“穷忙族”到底是谁。
1996 年，大约 740 万美国人有工作或想找工作，他们的家庭年收入低于政府规定的贫困线，其中 58% 有全职工作。与 20 世纪80 年代相比，穷忙族的数量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有所增加，因为当时受经济的影响，高薪工作（尤其是对受教育水平要求不高的岗位）大量减少，低薪工作（特别是服务业零售端，其他行业也同样）有所增加。
大家可能认为穷忙族就是挣最低工资的就业者。这样想并不妥，因为许多挣最低工资的就业者都很年轻，家庭属于中产阶级。他们虽然收入低，但居住条件并不差。而且，这一点也缺乏普遍性：仅有 36% 的最低工资就业者是青少年；42% 是年满 25 岁的成年人。一些学者不把这部分群体纳入考虑范围，因为其中许多人是女性兼职就业者（就此推断她们工作只是为了挣“外快”，而不是为了谋生）。全国低薪就业者中有 65% 都是女性，但如果筛选全职的、常年工作的低薪就业者，性别分布情况就会大相径庭：有60% 都是男性。
最近，美国国会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多年来第一次切实提高了低薪就业者的生活水平。在此之前，最低工资额多年持续下降， 要想扭转这个局面，我们仍任重而道远。截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大约 1700 万就业者的收入与 1979 年最低工资的实际值持平或不及。
不论如何定义穷忙族，我们都无法否认，他们的子女承受着更多的问题。除了家庭收入低，穷忙族还要想办法解决上班期间如何看护孩子的问题。涉及多少孩子呢？1995 年，美国有 4% 的儿童属于贫困家庭，家里至少有一名常年工作的全职就业者。700 万儿童（占儿童总数的 10%）属于贫困家庭，能够得到实物援助（比如食品券）， 却没有福利救济。不出所料，穷忙族子女的数量增加了，因为界定穷忙族的标准放宽了。
提到低收入劳动大军，大家往往会想到汉堡制作工。服务业从业者的确属于穷忙族，但其实各行各业都不乏低薪就业人员，他们的家庭生活水平还处于贫困线以下。1996 年，家政服务员（保洁员、保姆、厨师）的贫困率为 21.8%，而牙医助理、酒吧招待员、理发师、女服务员的贫困率为 13.2%，技工、装配工、体力工的贫困率为 8%。
年龄、家庭状况、教育与种族
基于上述对穷忙族的各种定义，我们可能会好奇，从社会学的角度该如何看待他们：他们在社会学范畴属于什么群体呢？简单地说，年轻人、单身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少数族裔更容易成为贫民。
年轻人进入日益苛刻的劳动力市场，却发现竞争不过早几年工作的人。近 20 年间，年轻就业者的贫困率几乎翻了一番。家庭状况也会对穷忙族产生重大的影响。夫妻双方都有工作的家庭陷于贫困的可能性最小，这点当然不足为奇。而职场单身母亲才是最容易成为贫民的群体——其家庭贫困率几乎是至少夫妻一方有工作的家庭的 4 倍。靠单身母亲养家的家庭贫困率比靠男人养家的家庭高 1 倍，反映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但单身男性面临的困境也不容忽视：10% 的未婚男性就业者也属于贫民。显然，如果挣不到第二份收入——不论男女——低薪就业者的生活水平很有可能降到贫困线以下。
众所周知，经济发展更青睐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他们的收入在不断地增加。而高中辍学群体却出现工资剧减，就业率骤降，贫困程度随之加重。16% 的高中辍学人群属于贫民，而不到 2% 的大学毕业生属于贫民。这与过去相比相去甚远。1974 年，高中文凭以下的全职就业者中，有 20% 属于低薪人群。而到了 1990 年，这一比例攀升至 36%，短短十几年就出现了剧增。持有高中文凭的全职就业者的情况略好一些，但贫困率也几乎翻了一番。
种族问题令情况更加复杂。耳熟能详的美国种族分歧史显示， 白人群体中穷忙族的比例（按照劳工统计局的数据，为 5.4%）远低于非洲裔（13.3%）和拉美裔（14.6%）。究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少数族裔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劳动力市场上的非洲裔比同等学力的白人更易陷于贫困。比如，在全国的白人高中毕业生中，有大约 6% 属于贫民，而黑人高中毕业生的贫困率为 15%。
年龄、种族、性别结合到一起，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在劳动力市场中，黑人年轻女性的贫困率最高，随着年龄段升高，种族差异始终存在：55—64 岁的黑人女性沦为贫民的概率几乎是同年龄段的白人女性的 3 倍。负责养家的黑人和拉美裔女性就业者沦为穷忙族的概率大约是白人女性的 2 倍。而对于有小孩的少数族裔女性群体，这一数字更是升至了 3 倍。
学者们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包括经历和文凭——得出的结论是，歧视是造成少数族裔就业者收入低下的罪魁祸首。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即使学历相同（比如，高中毕业文凭），考试成绩也未必一样，这也许反映出，隔离区里的许多高中的教学水平很一般。
为什么国家的经济发展总体上似乎不错，穷忙族的数量却增加了呢？经济学家指出，有许多因素叠加导致富人与穷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差距日益扩大。制造业岗位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汽车厂、炼钢厂以及蓝领工人的减少导致薪水高且技术含量低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如今，制造业里的好工作的技术含量更高，令文凭较低的求职者望而却步。工会的作用日益减退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全国只有不足17% 的就业人员签订了集体谈判协议，其余就业者在涨薪方面仍处于弱势地位，即使失业率降低，也无法扭转局面。
在大多数高贫困率的社区里，劳动力市场已经达到饱和，导致加薪更难实现。由于求职群体的数量庞大，有工作的人就不敢提出更多的要求。这种局面是一直存在的，在全国劳动力市场总体趋紧的形势下尤为如此，这说明穷忙族在实行隔离、贫民集中的情况下是很难获得加薪的。在哈莱姆中区，能够实现加薪的唯一渠道就是依法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贫民区已经出现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要是不采取立法措施，薪资水平仍将原地踏步。
关于国际竞争发挥的作用，争论持续不断、内容庞杂。一些分析家认为，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更大的竞争来自海外的低薪劳动力，因此，美国企业要想战胜菲律宾或中国的企业，就必须降低薪资。其他分析家则认为，虽然全球贸易实现了增长，但是美国经济仍以国内贸易为主。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纳入议事日程后， 双方的争论更加激烈。前期结果说明，美国有大量的工作岗位被墨西哥夺走，长期的影响更是难以预测。
除国际贸易以外，美国企业承担着更大的股东压力，为了提高利润，必须收缩核心劳动力。随之而来的是裁员、外包以及“暂时性工作”的增多。城市贫民基本被排除在外；中产阶级白领最有可能成为牺牲品。我在哈莱姆不止一次见到快餐店员工应聘花旗银行门卫岗被拒绝，因为这个岗位已经被外包出去了。
计算机应该为大部分的坏消息买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新技术，更需要懂技术的员工。一旦这个需求扩大，技术水平低的就业者就不再有机会，工资也会随之降低。显然，“偏重技能的技术变革”会导致低薪工作出现，而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是这个因素所起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无疑，上述所有因素均能造成穷忙族群体的扩大。
查尔斯·默里、拉里·米德等作家针对贫困问题提出，应着重关注那些获得了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的无业贫民。福利改革的呼声在 1996 年达到鼎盛，其结果是，公众把贫民与贫困的概念进一步画了等号。上述数据表明，这只是问题的次要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 生活无以为继却还要养育子女的数百万就业人口在不断地扩大。
哈莱姆的穷忙族
哈莱姆中区是纽约市最穷的地区。1990 年，近 30% 的家庭依靠公共援助生活，贫困率高达 40%。哈莱姆的墙上到处都是涂鸦，窗户经常被砸碎，公共住房——闹事分子的热衷地——拔地而起，令不再辉煌、已经封闭的褐色别墅黯然失色，别墅的门廊都已破损，摇摇欲坠。一条热闹的商业街，即 125 街（马丁·路德·金大道），从中贯穿而过。这条街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是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熔炉。位于 125 街上的阿波罗剧院一直是哈莱姆的文化中心，现为州政府办公大楼，以本地一位知名人士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命名。
哈莱姆的居民基本都在 125 街购物，因为大部分的药店、服装店、家具市场、快餐店都位于这里。要想去高档商店购物，就要乘地铁或公共汽车到别的社区去。购物成为这里的日常活动，居民们每天在美国最知名的非洲裔社区里穿梭往来。
这条主街也是许多哈莱姆居民求职的首选地点。所以，我选择在这里寻找穷忙族家庭，作为本书的中心人物。我在 4 家快餐店里找到了他们。这些快餐店的顾客多为居住在哈莱姆中区及附近的非洲裔和拉美裔，来自多米尼加和波多黎各的移民都集中在这里。我选择快餐店进行研究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因为汉堡制作工是最具代表性的低薪工作。超过 1/15 的美国人都在快餐业工作。少数族裔的年轻人也是其中的重要一员：大约 1/8 都就职于快餐业。
公众对“麦工”的印象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因为快餐业是数千名内城区居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必经之路。他们希望职业生涯由此起步，脱离低薪阶层，获得足以养家的高薪工作。
针对特定职业群体的研究表明，快餐业就业者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低薪就业者。我们应有效地研究杂货店或超市里的收银员，或者低价服装店店员等群体。那么问题是，我们该如何从哈莱姆快餐业就业者的身上归纳出所有穷忙族的特点呢？这其实是换一种方式在问，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谁才是本书中所写的就业者呢？
种族 / 民族
几乎所有住在哈莱姆中区的居民都是非洲裔。但我们在哈莱姆的快餐店里遇到的就业者更加多样化：刚过半数的就业者是黑人，近1/4 的庞大群体都是移民，要么是在多米尼加出生、自孩童时期就移居到纽约的，要么是第一代多米尼加裔美国人。 他们是迅速扩大的新纽约人中的一员：1980 年至 1990 年，全市的多米尼加裔数量超过了 30 万，增长了 165%——人数仅次于多米尼加国国内。
多米尼加移民的子女喜欢和朋友、亲戚及同族人住在同一个社区里，大部分孩子刚出生时只会说西班牙语，后来通过学校学习，才逐渐学会说英语，适应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不同文化的群体打交道。他们对移民同胞的认同感——通过频繁的交往、长期待在“故乡”而得到加强——非常强烈，以至于许多在纽约出生的人仍认为自己是多米尼加人。
我们在餐厅里遇到的店员中，有 16% 是来自加勒比海其他地区的拉美裔，主要来自波多黎各。近几十年间，波多黎各人源源不断地来到美国找工作，又因为根深蒂固的家庭关系而返回本国。移民返迁，或者说循环式移民现象，在这里非常普遍，于是诞生了一种混合文化：新波多黎各裔。波多黎各裔是纽约最大的拉美裔群体；全市有一半拉美裔的原籍都是波多黎各。实际上，波多黎各裔是最大的少数族裔，人数近 100 万，并且还在快速增长。
20 世纪 40 年代，老一辈波多黎各裔被纽约市里大量的工厂和服务业工作所吸引。但家乡是许多老一代就业者的归宿，他们工资高，收入足够应付漫长的返乡之旅，所以打算退休后用在美国挣来的钱返回本国。后来几代人面临的却是许多工厂的倒闭，他们不得不在新波多黎各裔居住区的支柱行业，即酒庄和服装店里干着低薪工作，或者投身于蓬勃发展的服务行业。其中极度贫困的群体只能依靠福利救济——但多米尼加裔除外，他们不算是美国公民，不能自动享有工作权或社会福利待遇。
波多黎各裔和多米尼加裔代表了纽约市两大拉美裔移民群体。他们也是城市里最穷的居民：拉美裔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为白人的 2/3 或以下，贫困率比白人高 1.5 倍。新波多黎各裔和多米尼加裔是哈莱姆低薪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属于全市最穷的拉美裔群体，远不及数量更少、发展更好的阿根廷裔、巴拿马裔和秘鲁裔。
这个情况并不令人惊讶，就人力资本与就业成功之间的关系而言，波多黎各裔和多米尼加裔显然在文凭比拼中处于劣势。多米尼加裔尤为如此，高中毕业生的比例还不到 40%。他们在英语能力方面远远落后于波多黎各裔，这也说明他们的移民时间相对较短。
在这两个拉美裔群体中，已婚家庭的贫困率都很高，女性养家的比例比白人高得多。波多黎各和多米尼加群体的失业率比白人高1.5 倍。但波多黎各裔的境况要好于多米尼加裔，跻身白人阶层的概率更大；多米尼加黑人在职场会遇到种族隔阂，和土生土长的非洲裔的遭遇是一样的，从而拉低了整个多米尼加群体的就业和收入水平。
凭借美国国籍和良好的英语水平，波多黎各裔在就业、医疗、公共住房、社会保障以及许多仅为美国公民提供的福利方面都更有优势。因此，尽管这两个拉美裔群体在许多方面（年龄、生育、家庭结构）都很相似，但波多黎各裔的收入往往更高。
住在纽约的多米尼加裔以及我的研究对象，通过增加家里的就业人口，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这两个群体沦为穷忙族的风险很高，在这方面，他们和哈莱姆土生土长的非洲裔很相像，都要面对种族歧视问题、劳动力市场的不景气以及令纽约的贫民找不到好工作的薄弱的教育制度，因此他们的选择面是非常狭窄的。
年龄
快餐业工作往往被视为年轻人初入职场的敲门砖，既可以作为兼职挣些零花钱，也可以作为奋斗一生的全职工作。在全国大多数郊区及富裕的城市里，年轻人都是就业大军的主力。但哈莱姆中区并非如此：表 2.3 表明，尽管有大量的高中年龄段的孩子在餐馆里打工，但大部分就业者都属于更高的年龄段。
在我们的受访者中，70% 超过19 岁，37.5% 达到 23 岁及以上，属于成年群体。这与全国快餐业就业数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全国有近 3/4 的快餐业就业者为 20 岁及以下，其中超过 1/4 处于高中年龄段。这一差异无疑说明，在哈莱姆中区等经济不景气的地方，机会是相对短缺的。年龄越大，获得高薪的机会就越少，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初级工作。
我们能看到，当地非洲裔的年龄数据与全国平均年龄就业者数据之间的差距在逐渐扩大。表 2.3 表明，将近半数的在职非洲裔属于 23 岁及以上年龄段，这再次说明，他们的就业机会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反之，多米尼加裔更符合汉堡制作工之类的岗位形象：将近一半都属于最低年龄段群体，仅有 16% 与大部分快餐业黑人就业者同龄。
教育
快餐业工作在人们心目中是具有吸引力的，年轻人为此而离开学校，终止了从长远来看能为他们带来成功的“人力资本”投资。在下一章里，我将对相反的情况予以论述——半工半读有助于提高对教育的重视度。值得注意的是，快餐业的就业者给人的普遍印象是高中辍学生，与此相反——内城区的就业者非常重视教育，而且受教育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大约 70% 的年轻就业者（15—18 岁）正在传统高中就读，10% 选择在非传统高中学习，8% 即将上大学，还有不到10% 是移民，他们在拉丁美洲的时候就已完成学业，目前没有接受任何教育。
随着年龄段的升高，接受教育的人数有所减少，但减少的程度低于我的预期。比如，在 19—22 岁年龄段里，超过半数（56%）拥有高中文凭或同等学力，大约 1/4 从高中辍学，还有 18% 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这些数据与全国青年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
在各年龄段群体中，许多人直到成年都在坚持学习。所以，我们需要考虑到他们的长期目标，即这些低薪就业者的愿望是什么， 才能有所启发。也许是因为经历了低薪就业的残酷现实，而且树立了改善生活的长远目标，巴恩汉堡店的员工对自己未来的学习抱有很高的期望。超过半数的年轻就业者希望上大学。非洲裔树立的教育目标比拉美裔高，兼职者（许多人半工半读）的期望比全职者的高。
我们很难预测这些目标能否实现，但快餐业就业者的学习模式数据显示，结果并不乐观。年龄越大，他们参加学习的可能性就越小。而正在上学的人中，大部分学的是职业、技术或准专业课程，并不是他们渴望就读的 4 年大学里一般会讲授的文科课程。高等教育可能会让年龄较大、肩负成年人责任的就业者感到遥不可及。
快餐业就业者比中产阶级大学生的年龄普遍略大。即使上不了大学，他们依然对高等教育心怀向往。上述数据能够反映出我们几个月来对哈莱姆低薪就业者的采访结论：他们始终对教育抱有信心，相信教育是实现职业提升的重要条件。这一点与内城区的少数族裔给人的普遍印象（通常为高中辍学生，不懂得教育的价值）相去甚远。
性别
众所周知，低薪工作常常与女性挂钩。从全国来看，女性从事的工作集中在收入分配链的底层。在美国，快餐业工作属于典型的低薪工作，主要由女性从事：1984 年，该行业 2/3 的就业者都是女性。哈莱姆却是个例外，餐馆里近半数员工都是男性。这说明，在哈莱姆这样的社区里，男性找到好工作的路途更为艰难，最后不得不“退回”女性就业者占多数的行业里。
家庭 / 家庭结构
哈莱姆快餐业就业者的“社会学身份”可以从很多层面来阐释， 其中一些我们已经提到了——种族、性别、年龄，都属于最常见的人口统计术语。如要了解他们到底是谁，还需要再补充一个术语：家庭结构。我们以为，在美国郊区，快餐业工作主要由年轻人从事，他们往往和父母一起住，以这份工作为跳板，以期获得更好的待遇。我们知道，哈莱姆的餐馆就业者的年龄更大一些。那么这些低薪就业者来自什么样的家庭，或者具体地说，他们的家是什么样呢？
哈莱姆有近 1/3 的就业者属于单亲家庭（主要和母亲住在一起）。仅有 13% 属于核心家庭（和父母一起住）。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超过半数的就业者已超过 18 岁，但仍和父亲或亲戚住在一起。他们挣不到足够的钱去独立生活，只能待在家里，因为家里的钱物都可以共用，贫困问题可以共同解决。
哈莱姆有超过 1/3 的就业者已为人父母，靠最低工资养家糊口。他们很少有 6 岁以下的孩子，很可能是因为如此微薄的收入实在雇不起保姆。有小孩的父母年龄都较大（25—34 岁），都有全职工作； 1/3 要独自养家，属于单身父母。
有关城市底层群体的著述都把福利救济对象与就业群体区分对待，认为这两个群体的文化是大不相同的。我们知道，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导致了负面的社会化形态，尤其体现在对就业群体不熟悉（或者缺乏了解）的方面。通过采访真实的家庭，我们发现，在劳工统计局看来毫无关联的两个群体，其实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既有工作，也领着福利救济，从来如此。
1995 年，哈莱姆中区有 29% 的家庭领取了福利救济，但其中许多家庭的成员是有工作的。大约 1/4 的餐馆从业者的家庭成员得到了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但他们的工资仍是家庭的生活支柱。巴恩汉堡店里有 2/5 的员工是家里唯一的就业者，他们没有把钱花在设计款运动鞋和金项链上，在哈莱姆，这些年轻就业者的收入是贫困家庭的重要支柱。
与其把福利救济对象与就业群体分成两个不同的群体，不如把他们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组成社会结构最底层的经济制度。凯莎的家庭就是一个例子。她的母亲需要凯莎把工资交给家里，凯莎则需要使用政府发放给母亲的各项补贴（住房、医疗等）。只有把两方面结合起来，她们家才能勉强维持生计。
当然，许多餐馆就业者的家庭根本得不到政府救济。他们自己有工资，家人也有工作。不完整的家庭结构为我们了解他们父母的职业现状增加了难度：27% 的父亲已去世，14% 的母亲已去世。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40 岁以上的人微乎其微，这说明父母早逝的情况是存在的，让年轻人的生活难上加难。离婚和未婚妈妈的出现让子女与父亲之间的关系非常疏远，许多孩子只知道父亲在世，却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情况。
我们对餐馆就业者的父母的就业情况已经有所了解。超过半数人的母亲有工作。医疗服务机构——医院、家庭护理机构、养老院——目前提供的就业岗位是最多的。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美国出现经济衰退，在此期间，医疗保健行业是纽约市为数不多的、保持发展的行业之一，为内城区的穷忙族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
我们对这些快餐业就业者父亲的了解也许不如对他们母亲的了解准确，原因很简单，子女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很脆弱。据子女反映， 46% 的父亲有工作。我们对其中许多人的职业一无所知，因为他们的子女也不清楚。在已经了解到的信息里，有娴熟的技工和运输工人， 其余职业包括门卫、工厂工人和零售业店员。许多人已经退休，10% 曾经工作过，但目前无业。
如果一个月不发薪水，哈莱姆的穷忙族就将走投无路了。医疗保险改革的失败以及大城市持续出现财政不稳定的问题，导致新政策环境出现。即便没出现，穷忙族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为了弄清楚为什么要关注低薪就业者，我们先要了解这些问题对他们产生的影响。
在生活水平低于贫困线的美国人中，近半数享受不到任何的医疗保险。克林顿政府对未参保儿童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他们的父母（靠收入养家）仍未获得医疗保障。他们的薪水达到每小时6—7 美元，既超出了医疗补助的申领条件，又买不起私人保险。一旦医疗费用日积月累，破产就将是他们唯一的结果。
对符合医疗补助条件的人来说，情况也不乐观。医疗补助旨在降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重大预算。1996 年，纽约市的医疗预算削减了 20 亿—23 亿美元。许多穷忙族不符合医疗补助申领资格，还要受到预算削减的影响，因此根本得不到医疗保健服务。贫民区里难以见到医生和诊所，医院因医疗补助改革的影响也即将关闭。
与此同时， 贫民的医疗保健需求却不断增长。贫民区居民的慢性哮喘发病率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非洲裔的糖尿病发病率非常高。放眼美国国内，内城区贫民的医疗状况都不容乐观。
这个问题实属国家之耻。贫民的医疗问题也为就业不稳定埋下了伏笔，因为父母们为了治疗慢性哮喘，疲于应对一次次的住院治疗和门诊看病，所以无法工作。许多母亲的名字都出现在福利救济人员名单上，因为仅靠低薪工作，她们根本无法承担这一切。回想一下卡门的经历：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接受福利救济是因为她没有医疗补助，无力解决孕期问题。长途跋涉带孩子看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麻烦事。对穷忙族来说，如果老板不允许请假看病，那就意味着要丢掉工作，因为工作和家庭之间发生了冲突。
孩子并不是贫民家庭里唯一要养活的人，老年人带来的问题更大，因为仅靠子女的工资收入，他们是住不起养老院的。当然，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也存在这个问题，但他们往往能获得援助，包括养老金、保险及（主要面向）女性的免于工作待遇，即只要丈夫或孩子挣的钱足以养家，女性就可以不工作，在家照顾老人。
对哈莱姆的贫民来说，这些都是难以企及的。打季节性零工（哈莱姆的许多老年居民在年轻的时候就在南方打季节性零工）的群体要么工资很低，要么就是黑工（比如，大部分家政服务员多年来都是如此），可能只能领到最低额的社会保障金。等到步入晚年，他们只能靠子女和孙辈来照顾，而这些晚辈本身也是低薪就业者。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发放的家庭保健金被普遍视为一种经济有效的老年护理措施（尤其和花费不菲的养老院比起来），却遭到了大幅削减。纽约市 1996 年的预算就缩减了 25% 的居家护理预算，金额约为57.7 亿美元，预计会导致近 2 万名居家护理病人转向养老院。护理机构已经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所以并不愿意接纳因贫困、特别是因政府的报销比例降低而无力支付护理费的群体。排队等候入住养老院的名单将越来越长，与此同时，许多穷忙族还要面临一边打工、一边照顾老人的困境。
医疗业是近年来仍保持增长的少数行业之一。居家护理预算的削减和医院停业导致医疗领域的工作岗位剧减。在纽约市区，大约有1/8 的工作岗位来自医疗业。州政府和市政府批准执行的预算削减政策预计将为纽约市造成 6.1 万个岗位的消失。医生、护士等专业人才受到波及，而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是从事倒尿盆、换床单等最低工资岗位的底层就业者。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健康政策学教授霍华德·柏林指出：
医疗业仍能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但是， 作为一个集中了大量经济底层群体的行业——就业者普遍工资低、技能水平差，一天 24 小时都在医院里工作——已经不再辉煌了。随着住院时间缩短、门诊治疗增多，对这些就业者的需求也将减少。
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和哈莱姆医院都位于本书中所写的就业者的住处附近，为周边数英里范围内的居民提供了数量最多的就业岗位， 并催生了第三产业（餐馆、杂货店以及能够满足就业者午休期间的各种需求的店铺）的发展。一旦这些大型机构大量裁员，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这些就业者，其次就是在这行做生意的家庭。
大家可能会认为，居家护理的岗位将因此增多，但其实这些岗位多由管理式医疗保健集团统筹，并不会提供给医院里的底层就业者。管理式医疗保健机构的管理模式不像医院，不会对员工进行过多的监督，所以更青睐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市政府的预算削减政策一旦全面实施， 就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巴恩汉堡店员工家里的户主都在这个行业里工作。
低薪劳动力市场中的问题存在已久，再加上 1996 年的福利改革， 穷忙族背负的压力越来越重。改革的真正效果有待观察。但是，即使不是绝顶聪明之人——或者经济学家——也能明白，把几千名技能水平低、欠缺工作经验的女性推到人员过剩的求职市场里，对谁都不会有好处。
在哈莱姆中区等社区，几千名居民面临着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即将到期的问题，因此求职竞争将更加激烈，这一点在本书其他章节里也讲到了。经济表现再强劲，也不可能让所有女性都找到工作。而且，许多人根本达不到应聘要求，甚至连最基本的读写、计算都不会。要想找到工作，要么住在不太贫困的社区，要么搬到工作岗位多的地方去。
在所有因素——进入职场的准备不足、交通不便——的共同影响下，一个新的贫民群体应运而生，他们得不到政府的任何援助，对就业也不抱任何希望。他们已经为求职拼尽了全力，所以问题的矛头都应指向劳动力市场。这里既有工作了多年的哈莱姆穷忙族，也有大量的求职失败者。
面对国家废止公共援助的困境，穷忙族始终坚持自食其力，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政府不提高最低薪资水平，有幸获得工作的群体就得经受降薪的压力：有数百人排队等着工作，老板根本不会涨工资的。虽然全国的失业率已达到历史最低，内城区的赤贫率却不容乐观，内城区居民的失业率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非洲裔，尤其是男性（以及青少年）的失业率为 5%—7%，高于白人和拉美裔。在他们集中居住的地区——比如哈莱姆中区，官方发布的失业率为 18%。不需要进行福利改革，就已经出现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了。政策的调整导致大批新劳力涌入人满为患的职场，与已经工作的群体争夺工作机会。
仅此一点就会导致内城区穷忙族的生活每况愈下。穷忙族要想保住工作，就离不开各项社会服务的支撑，可是在新压力的影响下， 这些服务也遭到了缩减。儿童保育补贴严重不足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 处于收入分配链底层的工薪家庭在育儿方面的开销超过了月收入的 20%。不得已之下，他们只好降低育儿服务的要求。“开端计划” 的实施极大地扭转了这一局面，但覆盖面只有一小部分儿童，而且每次的服务时长只有半天，无法满足全职家长的需求，因为他们不可能在上班期间赶回家照看孩子。
儿童保育中心、市立日托中心能够提供便宜、可靠、水平较高的托管服务，为贫民家庭解了燃眉之急，家长才得以继续工作除此之外，贫民家庭只能选择“家庭保育”或存在隐患的无证保姆。目前，获得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的母亲面临着强制工作的压力。纽约等城市是如何应对民众在儿童保育方面的需求的呢？出于财政考虑，政府要求福利救济受助者去工作，并为他们优先提供了人人艳羡的儿童保育名额。如此一来，对城市经济发展没做出多少贡献的穷忙族就受到了忽视，也有可能转而加入福利救济的大军中去。
如果不能切实提高国家的儿童保育能力，穷忙族就可能首先受到福利改革的冲击。目前，保育能力不仅未见明显提高，而且情况恰恰相反：穷忙族与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的受助群体在争夺为数不多的公共补助名额，因为这是大多数贫民唯一负担得起的日托服务了。
福利改革也让黑市保姆难以生存。许多女性和凯莎的母亲达娜一样，一边领着补助金，一边打黑工，给穷忙族家庭照看孩子。可是现在，她们必须“光明正大”地工作，所以只能被当作廉价的服务者， 从集中了就业者、福利受助者和儿童的家庭和社区里被赶出去。
对处于职业金字塔底层的大多数就业青年来说，实现向上流动的最佳途径就是接受更高的教育。老板更青睐受教育程度高的员工——甚至同属低薪行业的快餐业和家庭护理业，如今也要求员工持有高中文凭，而过去根本不做要求。贫民就业者非常清楚文凭的重要性。第 5 章将向大家讲述，少数族裔年轻人最初从事低薪工作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为自己挣学费。高等教育的优势人尽皆知，接受高等教育的难度却逐年增加。
纽约市立大学 129 年来一直免收学费，为少数族裔和移民群体接受教育、获得好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敲门砖。1976 年，纽约金融危机爆发，免收学费的政策由此终止，改为收取少量学费。纽约的贫困学生已经无力支付不断上涨的高等教育费用。
近年来，学费问题已成为政治皮球，州长试图通过削减纽约市立大学的预算来降低政府赤字，结果导致该大学的财政出现严重短缺，只能靠提高学费来弥补。该校大部分学生的家庭年收入不超过 2 万美元，却要在学费上花掉2500 美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费的增加导致许多贫困学生走出校园，这一现象与几项最新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这些研究表明，该校自 1970 年实施颇具争议的“免试入学”政策以来，学生的就业和薪资均出现了巨大的增幅。在随后 25 年里，这些学生——要是没有这项政策，很可能永远也上不了大学——通过努力进入了职场，不论是对家庭还是对城市税收来说，都是好事。
对此，熟悉《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人都不会感到意外，因为在 55 年前，该法案在全国范围内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它旨在降低因大量的军人退伍而带来的影响，结果导致第一代大学生的数量出现前所未有的剧增。他们对国家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个人获得的发展就更不用说了。可是对于同龄的穷忙族来说，这类社会援助已成为负担不起的奢侈品（甚至更糟，相关政策的出台导致不合理的补贴或素质不高的大学毕业生的出现）。因此，几年前一度打开的机会之梯现在正逐渐被合起。
当然，向上流动是所有低薪就业者的重要目标。但是对数百万初入职场的就业者来说，这个梦想是很难实现的。生存比发展更重要， 所以食品券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4 年，大约 230 万领到食品券的家庭里至少有一名成员有工作。对这些家庭来说，微薄的薪水撑不到月底，他们甚至面临失业的危险，幸亏有食品券让他们有饭吃， 不再忍饥挨饿。可是，1996 年的福利改革法案提出减少食品券的发放，从而切断了贫民的保障来源。尽管后来又取消了一些削减措施， 但是现行法律仍然规定，年龄在 18—50 岁的、身体健全的人如在连续 3 年内累计 90 天达不到每周工作 20 小时且没有抚养未成年子女， 则取消其食品券。
按照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的规定，受助者不允许找工作，但是可以参与福利工作。然而，许多领取食品券的贫民从未获得过这项援助，也没有得到合适的福利工作。食品券的削减力度过大，导致至少 40 个州都出现了因工作岗位不足而提出放弃发放联邦政府食品券的情况。
联邦政策的调整旨在限制入境，尤其是限制技能水平低的外国就业者入境，导致广大移民如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按照 1996 年的福利法及其后续立法，许多合法移民从 1997 年开始就领不到联邦政府的食品券了。虽然《平衡预算法案》让许多在 1996 年被剥夺补充保障收入的合法移民重新获得了这项收入，但其后的大部分移民都不会获得。补充保障收入和食品券是老年移民的两大救济来源。围绕国家的税收成本、边境州落实移民政策等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这些移民政策更看重移民家庭的团聚，而不是移民具备的技能。
显然，在 1965 年的立法变更后，移民主要流向了贫困国家，主要为贫民，墨西哥人成为立法变更后最大的受益者。有些州（主要是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纽约和得克萨斯）因此承担了很高的成本，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同时，这些州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因为移民会带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而且更重要的是，纳税。
然而，移民的怒气——合法的、不合法的都有——导致民众向救济金立法发起攻势，因为救济金是移民家庭的一项重要的收入，穷忙族也包括在内，他们要靠救济金来缓解入不敷出的困境。位于曼哈顿上西区的华盛顿高地是拉美移民的聚居地。住在这里的多米尼加家庭为了应付高昂的生活成本，只能让家庭成员都去工作。老年人负责在家照看孩子，这样体格健全的成年人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去工作了。没人能向祖父母支付孩子看护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笔费用是由州政府来承担的，政府发放补充保障收入和食品券，为家庭注入额外的“收入”，家庭才得以共渡难关。所以，食品券对维持家庭平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合法移民和其他人一样纳税，却被削减，甚至取消食品补助和补充保障收入。显然，这项政策只会削弱美国的吸引力，或者说， 只会导致低薪劳动力成本越来越低。高收入群体享受着移民提供的、收费低廉的儿童保育服务、餐馆服务、医院护理服务以及大量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这些移民为经济发展（以及生产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应得的福利却被大幅削减。
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无形中对低薪劳动力市场造成了破坏。纽约等城市持续出现财政不稳定的问题，导致公共就业、关键服务出现缩减。联邦政府全面实施开支紧缩，从住房补贴到医疗补助，无一幸免。这些情况交织在一起，使得穷忙族的问题比过去更加严重。这可是个坏消息。当然也有好消息，就是穷忙族不惧困难，继续在职场里寻求出路。虽然收入少得可怜，但他们依然全情投入，说明他们始终恪守职业道德，成功融入了美国的主流文化，把工作置于集体主义道德观的核心。
本文内容节选自《穷忙纽约》（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授权），作者：凯瑟琳·纽曼，翻译：黄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