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最好的朋友诗人沃尔内，也是乌克兰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
“敌军狂轰烂炸，写诗是每时每刻。”我的好朋友在电话那头激昂地和我说，这让刚看到战火消息时紧张万分的我长舒了一口气。
诗人沃尔内，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乌克兰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战火开始时，他在基辅。
2022年2月24日，战火第一天，在北京焦急万分的我拿起电话给沃尔内拨去。
“即使导弹把我们炸成碎片，但俄罗斯与乌克兰一脉相承的文化，难以断裂。”他用诗歌般的语言在与我诉说着。
我“嗯’了一声，轻轻地回应他，心里想着，我认识这两个国度众多文学家、艺术家等知识分子，他们身上的文化根源从来不分你我，就像沃尔内，身为乌克兰诗人、文学家，却讲着俄语。
“文化联盟，比用战争毁灭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纽带重要。”他与我强调着。
此时，已是基辅的半夜。
“朋友们，不要只关心战争上杀戮的细节，我们要相信，文字可以改变世界。”还是那个我喜爱的沃尔内啊，思想敏锐而坚定。
“敌军狂轰烂炸，写诗是每时每刻。”至今这句话不断回旋在我耳边。
我想像着，在炮火声中，沃尔内正在奋笔疾驰的样子。
因战火纷扰，时至今日，我常常想起我的俄罗斯、乌克兰的知识分子朋友们，想起在俄罗斯、乌克兰旅居游历时的所见所闻，及想念影响了我文学思想的导师布兹尼克，还有基辅，那座美丽的城，及那里的人们。
众城之母基辅
我常想起17年前的这个场景，生活在和平时代的生活场景。
这是一个暮春的傍晚，我和两位诗人布兹尼克（1947年）、凯德洛夫（1942年）坐在凯德洛夫家的木椅子上，就着苦涩的红茶和香甜的饼干，透过那扇高大的落地窗，欣赏莫斯科的夕阳，看余晖倾洒在广场的普希金雕像上。
| 诗人布兹尼克，我的教父，就是带我皈依东正教的人
布兹尼克不喜欢人称他诗人。他说他只是交际家，这辈子四处交友，有感即写。
布兹尼克是乌克兰东南古城尼古拉耶夫人，却持俄罗斯护照，常年住在莫斯科。布兹尼克带我多次前往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市，这座帝俄时期和苏联时期的船坞之城，由于涉及军事秘密的缘故，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尚不对外国人开放。中国人知道它，也是因为1999年从这座城市买到了苏联航母半成品“瓦良格”号。
我曾在布兹尼克的岳父家小住，那是位于南布克河边，一座名叫索尼辛的小村子，它极为偏僻的，距离市里大约一小时车程。只是乡村破败，农民迁徒至别的地方生活，乡下的公共汽车像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车，已经开了40年，前不久，我打电话去问，这车如今还开着。
乌克兰东部城市哈里科夫，与俄罗斯一侧的白城隔界相望，由于白城是乌克兰族聚居地，两国各有亲属居住在对方城市，亲属朋友之间走动频繁。苏联解体之前，两国的乌克兰亲属走动相对简单，同持一类苏联护照，除了归属地不同，几乎没有别的差异。时隔数十年，情况不同了。
2009年，我从俄罗斯的白城去乌克兰的哈里科夫，乌克兰朋友将车开到俄罗斯一侧接应我们，汽车驶出俄罗斯公路海关的时候，俄罗斯边防军还向我们微笑和挥手呢！
2022年3月，战火打破了一切。
因为国家体量小，与俄罗斯毗邻，整个乌克兰资金流向和经济发达的载体就在两个城市，一个是哈尔科夫，一个是基辅。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到处都是拖拉机、农田、果树、果园，农家很欢乐的场景”都没有了，剩下来的都是一片荒芜土地，大量乌克兰农民都到了别的国家，比如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去做工人，农村只有留守老人和孩子，跟中国十几年前的农村很像。
乌克兰在经济和政治布局跟俄罗斯很像，所有大城市聚集着资金和人才，远方边陲的城市和乡村很少能顾及到。
年轻人向往着去基辅，其他地方孩子们希望坐火车或者飞机去基辅，看看基辅的地铁，看看基辅的摩天楼，现在仍然如此。可见，乌克兰的城乡差异很大。
2009年至2013年期间，我常到基辅，在那里访学、讲课，主要是到基辅大学和基辅神学院。从此，我与基辅结下不解之缘。
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乌克兰首都是哈里科夫，而哈里科夫却是一座边境首府，因为它的城下即是俄乌国界。乌克兰人至今提起这条国界都觉得耻辱，称它是“沙皇用刀剑强行划在东乌克兰肥沃的土地的一条边界”，国界那端即是俄罗斯，而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仍聚居着几百万被强制俄罗斯化的本族同胞。
1934年基辅才成为乌克兰的首都。也正是这差不多的20年间，基辅十月革命广场更名为“独立广场”。因偶然的机会，我收藏了乌克兰当代一位与众不同的艺术家托明所画的基辅独立广场。托明的作品具有建筑学与艺术学的美感，我喜欢这幅画。
| 托明画的基辅独立广场
几个世纪以来，基辅独立广场一直都是基辅充满活力的心脏以及乌克兰最具历史意义的地方。这里是革命之地（最近一次发生于2014 年），以及庆祝胜利的场所，各种节日庆典会在这里举办。而乌克兰人喜欢在独立纪念碑旁聚会，孩子则在喷泉前玩耍。
要理解今天的乌克兰人，你要仔细看看基辅。这座城市到处是时代和历史的复杂烙印。
发源于俄罗斯的第聂伯河从北至南奔向黑海，将乌克兰和首都基辅一分为二。在第聂伯河右岸，基辅人沿着河岸倚山建立了一连串的公园。在基辅的最高点俄罗斯乌克兰友好纪念碑，它是纪念300年来俄乌友好的象征。可是，由后来人要建立的永恒东西，其实都很难做到永恒。
你们看，不是说300年友好吗？可是话音未落这不又是兵戎相见。
其实还是不能够贯彻天意，天意是让你们亲如兄弟，有什么问题兄弟之间不能去谈，非要用刀来解决呢？所以这个真正的友好不是说盖多少纪念碑，真正的友好还是要有更深刻的精神文明加以稳固才能长久。
所以，战火撩起，我觉得应该用这座纪念碑建筑来结束我对基辅的怀想。
基辅与莫斯科
如果说把基辅的路牌拆了，把乌克兰的国旗拿掉，基辅跟莫斯科外表上没有差异，连地铁站、车牌子、大建筑的台阶都是一样的。
因此，要说清楚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关系，就不能不说基辅跟莫斯科的关系，说这两个城市关系的时候不能不说，基辅是整个俄罗斯文化的发祥地。我觉得99%的中国人都不知道，基辅到底跟俄罗斯有什么关系？
基辅罗斯（882年-1240年，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东欧君主制国家，首都是基辅）是第一个东斯拉夫国家，在两个世纪中达到了鼎盛时期。它是俄罗斯的发祥地，从文化上来说，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是同一种宗教信仰——东正教。基辅与俄罗斯是由于斯拉夫文明、东正教才变得不可分割。10世纪到13世纪，基辅罗斯，已是东斯拉夫的文化中心和宗教中心。那时，莫斯科只是一个小公国，远离基辅，但一切行政、宗教、文化、工业、农业的指令全部听基辅的，基辅是他们的王中之王。
一直到什么时候基辅才失去影响力？1240年前后，那时因为立陶宛大公国、波兰公国，还有俄罗斯帝国开始兴起了。而19世纪开始，俄罗斯帝国的工业革命发展最快，由于彼得大帝时期向西方敞开大门，后来莫斯科越来越发达，而基辅反而滞后了。
1917年十月革命的中心不在基辅，而在圣彼得堡，革命取得成功后，列宁从圣彼得堡迁都到莫斯科，把它变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谁曾想，当年以东正教为核心、以文化为主导，并领先俄罗斯和其他所有的东欧国家800年的基辅从此被历史抛弃，那个万朝来邦的基辅自此成为了莫期科的附庸。
因此同宗同源互相在杀戮。从根本上就是不希望东罗马分裂出来的这些弟兄们现在跟西罗马的弟兄们握手言欢，甚至倒向西罗马。俄罗斯自认为是文化正宗，要继承的是帝国之梦，要弘扬振兴民族，这就是这次事件的本质。
2014年，战争开始之后，我曾与我的文学导师布兹尼克有过多次的长谈，他告诉我，文化的冲突由来已久，加上现实的撕裂与西方文化的影响成为战争爆发的原因。
基辅罗斯的文化，就像是一条宽阔的大河，同时养育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它们就像是同一条大河中的一条鱼，不能说它属于上游的，也不能说它是属于下游的。这就是俄罗斯文化和乌克兰文化的共性，不能强硬拆分。
2013年，我在基辅大学交流，讲的是乌克兰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我买到了一本由基辅当地出版社出版的俄文版《唐诗》，是由基辅的一位汉学家翻译的，翻得非常棒。我让他们先用俄文朗诵，“你们觉得这俄文的修辞美不美。”他们就一句一句告诉我，哪句修辞很美，美在哪。我觉得基辅人对翻译中国文学很下工夫，而且很有情感。而且他们的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角度也特别，他们问我，“中国人怎么看生与死？”这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连中国大学生都不一定会这么思考，这么问，是因为基辅是宗教中心，而宗教远远高于文化。
无论战争进程如何，如果基辅被俄军攻占，或是由于欧盟和北约的干涉，乌克兰暂时取得战争的胜利，但都不能够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同属一条文化之河。我们甚至不能说，这是俄罗斯作家、这是乌克兰作家，其实他们犹如“一条宽阔的文化之河养育的鱼”。
对于信奉东正教的国家而言，如果倒向西方的怀抱，后代抛弃了信仰，那是最不愿意看到的。我去过乌克兰很多小城市，已经不都是东正教教堂了，我在尼古拉耶夫看到的很多是天主教教堂，甚至还有穆斯林教堂。
当教派变了，人的价值观改变，文化传承便改变了。这可是保守的斯拉夫教派不愿意看到的。不愿意看到怎么办呢？有人就要用强有力的方式来保护。
基辅人与西方文化
我在基辅看到西方文化对乌克兰人的影响，看美国大片，吃肯德基、麦当劳，玩电脑打手机，玩无人机，甚至不学俄语要学英语，还有去夜总会，这不是典型的西方生活方式吗？这可是东正教信仰中绝对不允许的。
而在俄罗斯，虽然这些也会被允许，但有另外一股强大的势力牵制着，与带有文化冲击力的西方生活方式抗争，那就是东正教。
而基辅这些年，受西化的影响颇快。
2009年，我在基辅大学就感受到它的现代，这所大学非常有名，在苏联时代，仅列于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之后，这所大学追求西方教育的速度不亚于莫斯科，比如当时就开设了国际工商管理、财经类专业，甚至比中国都快。基辅人的英语普及率比莫斯科都高，而且从教授到学生，思想比莫斯科人还解放，而且还解放得很彻底。
所以，与莫斯科相比，基辅的全盘西化程度更高。而基辅也显示出国际都市化的倾向。
基辅大学还聘请一些外国老师，还有很多留学生，他们带来很多新颖的课程，如IT、广告等，更是带来了西方的文化思想。
我在基辅大学讲课时，基辅大学的学生与我探讨，“中国女性的地位是怎样的？”在这个话题背后，其实可以窥探出其思想的解放性，毕竟宗教赋予女性的独立性很有限。甚至，他们跟我探讨中国的殡葬礼仪，而火化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不被基辅所接纳的。
这让我感到乌克兰人极其聪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直抵人心，而且，在课堂上与你对话时，学生是可以随时站起来推翻你的观点，直接与你辩论，“老师，你说的不对，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你觉得我说得不对，你可以说服我。”
他们竟然与我探讨起中国近代史问题，怎么看八国联军，怎么看中国与欧洲的交往。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派往中国的二十届传教团里就有乌克兰的传教士，他们与俄罗斯汉学家到中国来后，对北京的科技、文化、地理、历史与文化有多方面的考究，甚至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宗教典籍的翻译都有贡献。
后来，我还专门到基辅的神学院讲课，神学院的学生特别聪明，我认为特别优秀的学生都在神学院，学生们对各种各样的文化分支，包括哲学、神学的理解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所以他们的为人与对世界发展变化的泰然态度让我震惊。
在基埔神学院有一座建筑，也是基辅最大的教堂——洞穴大教堂，它是东正教的象征。这座教堂已经有971年历史，这座教堂在地下100米，由很窄的楼梯走下去，这里安放着历代长老的遗骨。它很神圣，也是基辅神学院的长老们思考人类重大问题的时候，他们绝不能在地面，一定要到地下去。
我是现代第一位到那里讲课的中国人。我给他们讲了传教团的故事。从18世纪彼得大帝时期到1957年，以东正教传教士为主导，向北京派了20届传教团，其中派来的人既懂地理又懂外语，而且最主要的语言是拉丁语。其中大部分是乌克兰人。他们在北京学汉语的过程中，将《圣经》从俄语或希腊语翻成中文的真实故事，这个举动弥补了中国和乌克兰文化研究史上的一个空白。
我跟基辅人交流特别私人化。我曾到基辅一位苏联人民艺术家、乌克兰音乐大师弗拉基米尔·古帕家住了几天，他对全世界民族的音乐都有涉猎，比如中国音乐，他随手弹的一首钢琴曲，便能体现中华民族音乐的特征。他给我演奏了很多他在国际上得奖的歌曲，那天让我觉得自己像听了一场音乐会。他还批评春晚不够民族性，太热闹了。
我认识的乌克兰知名音乐家、歌唱家、出版社编辑都跟他有相似之处，毕竟他们经历过文学艺术的辉煌时期，而在苏联解体后，他们不想被彻底遗忘，为此希望延续价值感，找回昔日的文化荣耀。
在六一儿童节那天，我去参加乌克兰儿童文学作家阿芙罗缅科（1934-1974）的读书会，这位作家已经去世，大家主动捐出收藏他的作品，并为作家故居捐款，有人不仅主动捐钱，还有主动去当故居讲解员，到那里打扫卫生，他们热爱自己的文化。
每逢周末，基辅人或会西装革履到音乐厅去听一场音乐，像过节一样。其实，基辅人非常注重精神生活。如此热爱自己文化的人们，以及这座特殊的城，这些年带给世界文明极大的涵养。
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俄乌战争还在继续，你要问我，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文化上是什么关系？我会说，他们是“兄弟关系”，他们之间所有的精神纽带和信仰都是一脉相承的，谁也离不开谁。如今，他们却兵戎相见，彼此残杀，真是：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但是，正如战争第一天，乌克兰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沃尔内在电话里与我说的，“我们一脉相承的文化之河不可阻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