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勒令离开的外佣。香港政府以无视社交距离规则为由，对外佣处以高额罚款。 Lam Yik/Reuters
香港——对于在一处建筑工地工作的清洁工陈顺琪（音）来说，从新冠病毒中康复是比较容易的部分。
陈顺琪急于重返工作岗位，上个月，她因为养病有一个多礼拜没上班。由于疫情的缘故，她失去了以前在酒店当清洁工和服务生的工作，结果连房租都交不出。她向亲戚借钱，弥补约650港元日薪的不足。
但随后她收到了来自政府卫生系统的短信，该系统正在奋力追赶积压了数天的检测工作量。由于收到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系统命令她在家里再待两周。而此前，她已经居家12天。
“我压力好大，”陈顺琪说，她是一个15岁孩子的单身母亲。“政府真的好无能，搞得我们市民不知道怎么办。”
随着香港陷入第五波、也是最严重的一波新冠病毒疫情，首当其冲的是最弱势的群体：移民、少数族裔和工人阶级。虽然这座城市长期以来一直是地球上最不平等的城市之一，但这种不平等的代价很少像现在这样严重。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波疫情的规模之大，它在两个月内已导致超过25万人感染，800人死亡——是前四波疫情总和的数倍。由于太平间不够用，尸体堆积在医院的走廊里。老年患者睡在户外的病床上。
周一，在明爱医院临时分诊区外候诊的患者，这是香港第五波也是最严重的一波疫情。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有人说，政府政策也加剧了这种痛苦。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香港官员坚持执行世界上最严格的一些社交距离规定，使许多服务业陷入瘫痪。但他们却未能控制住病毒。
结果，由于政府的隔离设施已满，狭窄公寓里的贫困居民将病毒传播给了家人。那些康复的人无法重返工作岗位，因为检测结果积压滞后意味着他们无法证明自己是“阴性的”。
外籍家佣生病后被解雇，不得不露宿街头，这些家佣以东南亚女性为主，从事看护和清洁工作。（香港法律要求家佣住在雇主家中。）蔬菜价格飙升，但政府提供的现金救济有限。
有时，官员们大力反对人们提供帮助给有需要的人。一名高级官员威胁要起诉那些为违反社交距离规定而被罚款的外籍劳工筹集资金的人。
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伦理学教授锺一诺说，遏制措施对低收入居民造成的伤害不亚于病毒本身。
“我认为保护人们免受Covid-19伤害在政策制定中不是唯一确定的目标，”他说。“因为这些政策也会损害其他人的福祉，尤其是会破坏他们的收入和生计。”
周日，建筑工人在进入青衣建筑工地前进行自我检测。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甚至在疫情之前，香港的不平等现象就令人震惊。它的亿万富翁数量仅次于纽约，然而超过20万名居民住在人均面积4.5平方米的㓥房中。
在疫情期间，那些通常破败不堪的居住区更加危险。管道往往经过改装，以适应共享一间公寓的多个家庭，而错误的安装可能导致病毒在楼层之间传播。通风不足也助长了病毒传播。
保持社交距离是不可能的。单身母亲陈顺琪与儿子合住一个单间公寓。在她生病几天后，他也生病了。
一些居民害怕感染他们的亲属而睡在屋顶或楼梯间。非营利组织香港社区组织协会表示，自第五波疫情从1月开始以来，已接到近300人的求助电话，这些人在家中隔离，无法获得食物或医疗用品。
事实证明，缺乏隔离设施给香港外佣带来的挑战只多不少，他们约占工作人口的10%，几乎没有法律权益，而且经常遭受歧视。
周日，香港落马洲的Covid-19患者隔离设施。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依娜是一名在香港工作了三年的印尼家佣，她从2月21日出现咳嗽。依娜说，她的雇主命令她在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前不要回去。因为害怕失去工作，她坚持要求不要提及她的姓。
她在雇主家门外的雨中站了几个小时。依娜说，最后在午夜时分，她的雇主允许她进来，命令她不要用厕所，直接进她的房间。早上，她又被赶出去了。
“你为什么就会赶我走，你什么忙都不帮？”依娜说，她最终通过非营利性家佣匡扶组织HELP找到了一个住处。
HELP的执行董事马尼莎·维杰辛格说，在2月的五天里，该组织接收了近70名在检测呈阳性后无家可归的工人。
香港劳工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因家佣生病而将其解雇是非法的。
但当局本身也被指控歧视。上个月，在政府收紧对集体聚会的限制后，警方宣布他们在一个外佣“经常聚集”的地区进行了突击搜查，并开出了17张罚单。每人5000港元的罚款超过了这些外佣的最低月工资。
上个月在香港中环度过休息日的外佣。 Emmanuel Serna/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一些居民组织了一次网络筹款活动作为回应，在三天内筹集了10.7万港元。然后劳工局长罗致光指责他们鼓励非法活动，并表示他会考虑采取法律行动。组织者关闭了筹款活动。
在疫情的经济负担下，即使是避免了感染的民众也感到不堪重负。
该市五分之一的蔬菜卡车司机因隔离规定而无法工作后，蔬菜价格飙升。（香港约90%的农产品来自中国内地。）据官方统计，2月下旬，生菜的平均价格是一个月前的近三倍。西红柿和土豆的价格几乎翻了一番。
在香港岛西部经营蔬菜摊位的陈立陶（音）说，大多数顾客都比平时买得少。但他不得不提高价格。除了摆摊外，他还卖蔬菜给酒店和饭店，由于供应不稳定且需求疲软，生意骤减一半。
蔬菜价格飙升，但香港政府提供的现金救济有限。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说他没有得到任何政府援助来弥补他的损失。“这个对所有的香港人都很不公平，”陈立陶说。“因为牵连是很大的。”
政府为某些行业提供了财政支持，上周，官员们提出了一项1700亿港元的救助计划，其中包括为大多数居民提供1万元港币的代金券。但一些企业已被排除在先前的补贴之外。而且这些代金券是数字化的，这意味着它们不能拿来交租金，也不能用于像陈立陶这样的摊位，这种随处可见的摊位只接受现金。
香港也没有失业保险。政府上个月承诺向第五波失业者一次性支付1万元港币。但在此之前失业的人没有资格领取。
对陈顺琪来说，政府的承诺可能会带来暂时的缓解。但她真正想要的是重返工作岗位。她会为此支持更严厉的措施，例如全市封锁，以控制疫情
“为你这样一直拖，拖到几个月都没有工作做，都不是一个办法，”她说。“长痛不如短痛了。”
香港疫情大暴发，老年人为何不愿接种疫苗？
香港——两年来，通过严密的边境管制和严格的社交距离措施，香港基本没有出现新冠病毒的大暴发。随后，奥密克戎毒株引发了爆炸性感染，暴露出该市未能帮助年纪较长、也是风险最大的居民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
短短几周内，疫情迅速击垮了香港世界级的医疗系统。救护车成群结队地到达急救站。医院的隔离病房已经没有床位。在一年最寒冷、最潮湿的时候，病人在人行道和停车场的轮床上等待，工作人员分发急救毯给他们保暖。
香港早期遏制疫情方面的成功成为其自满情绪的起点，如今这种自满情绪已造成致命后果。社会工作者和专家说，官员们在为更广泛的疫情做准备方面行动太慢，在解决有关疫苗的错误信息方面做得太少。这座城市有100万70岁以上的居民，对其中许多人来说，一直以来，患病的风险似乎很低，因此他们不去接种疫苗。
在本次疫情暴发之前，该年龄组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接种了疫苗。根据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数据，在住养老院的人当中，这一比例甚至更低，只有20%。现在，他们正承受着该市最严重疫情的冲击。本月已有200多人死于新冠病毒，其中许多人年逾70岁，未接种疫苗。
香港的医疗系统因新冠病例而不堪重负。 Peter Parks/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在疫苗问题上的犹豫被归因于对疫苗潜在副作用和效力的错误信息，以及公众对政府的高度不信任。不过，尽管香港在短短两周内的死亡人数超过了过去两年，但一些居民仍然不愿接种疫苗。
“我害怕咯！副作用，”80岁的居民林淑霞（音）说。周三，她在去北角工薪阶层社区一家餐馆的路上停下来交谈。“当然不敢打啦。”
林淑霞说，她总体上对西医持怀疑态度。她还说，从电视新闻报道中听说，像她这样患有高血压、胆固醇和血糖水平高的人接种疫苗可能会有严重副作用风险。（事实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建议患有疾病的老年人接种疫苗，以降低重症风险。）
卫生官员最近几天一再敦促老年人接种疫苗，并正在努力加大对养老院居住者的接种力度。政府还规定，进入餐厅、商场和超市时必须出示疫苗接种证明。这些措施起到了作用：现在，四分之三的70岁以上老人，以及近一半80岁或以上的老人，都至少接种了第一针。
亲北京组织在香港发起的清洁运动。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疫苗准入要求最终让73岁的艾拉·陈于本周接种了第一针疫苗。她说，一开始她有点犹豫是因为感冒了，后来又读到了一些让她担心的报道，于是就继续拖延下去。
“因为看报纸，有好多担心，那就一直往后推推推，推到现在，”艾拉·陈在离开北角一座政府大楼时说，她在那里接种了疫苗。
这种担忧表明，有关疫苗的错误信息在香港蔓延得很快。在香港，居民可以在辉瑞-BioNTech开发的疫苗或中国民营企业科兴开发的疫苗之间进行选择。
接种疫苗后罕见的死亡报告变成了有关疫苗危险的谣言，在WhatsApp群组和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尽管官员们没有将任何死亡归咎于这两种疫苗。
周三，香港接种疫苗者在排队。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香港大学研究社会工作的教授林一星说，政府在纠正有关疫苗功效及其副作用的误解方面进展缓慢。他说，许多老年居民认为科兴疫苗没有效果，而BioNTech疫苗有许多严重的副作用。
“当这种错误信息在传播，没有人出来澄清，而且我们的病例非常少，大家就会想，‘我为什么要冒这个险？’”林一星说。在这座半自治的中国城市，一些居民还对政府推广国产疫苗表示怀疑。“人们觉得政府推动科兴疫苗有政治原因，”他表示。
与人口约500万的岛国新加坡相比，香港的情况尤其令人震惊。新加坡70岁及以上人口当中，95%都接种了疫苗。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妻子何晶在Facebook上敦促香港老年人“放下对政府的不信任，放下逃离中国的记忆、或任何其他不信任当局的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政府早期对疫苗接种的谨慎态度可能引发了人们对风险的担忧。例如，去年3月，官员们指出，不应给“未控制的严重慢性病”患者接种科兴疫苗，并敦促不确定自己健康状况的居民在接种疫苗前咨询医生。
香港的一家老人院。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人们对疫苗接种产生了恐惧，卫生保健系统也加强了这种恐惧，”香港大学专门研究经济学和卫生系统的副教授凯伦·格雷平说。 “我们创造了这样的想法：要想接种疫苗，必须首先成为健康的候选人。”
现在，官员们正努力使更多的老年居民得到保护，但这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养老院经营者和社会工作者说，政府对病例大增的准备不足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当公立医院床位用完时，养老院没有医护人员或设备来照顾病人，也没有空间将他们与其他居住者隔离。
自去年秋天以来，香港的养老院已对访客关闭。不过，行业管理人士说，最近几周，很多养老院都出现了病例。行业组织香港安老服务协会秘书长陈勇舟表示，在本周举行的约300家养老院的代表会议上，超过70%的养老院表示，他们在居住者或员工中录得新冠病例。
“对我们来说，目前的情况真的很不健康，”陈勇舟说。他还是钧溢护老集团的董事总经理，该集团经营着六家养老院，有640个床位。“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密切接触者没有隔离中心。他们都被困在养老院，那里的环境并不好。”
周五，居民们在一个公共小区等待捐赠的大米、蔬菜、牛奶和口罩。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行政总裁蔡海伟表示，香港政府尚未向养老院发出如何处理疫情的正式指导方针。尽管有两年的时间为这样的事件做准备，但迅速的传播还是让许多人措手不及。
“没人料到我们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现这么多确诊病例，”蔡海伟说。他表示，一些养老机构需要等待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才会有公共卫生工作人员上门注射疫苗。
不断恶化的疫情可能也不会改变现年80岁、尚未接种疫苗的林淑霞这种香港市民的态度，除非政府强制规定接种疫苗。
“如果可以不打我都不打，”林女士说。“让年轻人去打吧。”
老年居民的疫苗接种率也在增加，因为如果没有接种证明，很难进行日常生活。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