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城记工作室(ID:DUCHENGJIPLUS),作者:郭梓昊,原文标题:《再见,大卖场》,头图来自:作者拍摄


又一家大型商超在广州消失了。


2月28日,陪伴广州海珠区街坊20年的家乐福万国店关闭了。在《愿君安好,别处再见》的公告中,广州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万国店称,因租赁期满,业主整体经营布局不再规划超市业态,收回场地另有他用。


这是继王府井、摩登百货海购店、沃尔玛云景店之后,近半年广州又一家关门的大型商超。


受疫情、线上电商、场地租赁合同到期等影响,以家乐福为代表的大型商超日子不好过了。


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1超市业态调查快报》显示,2021年,67.1%的超市企业销售同比下降,72.2%的企业净利润同比下降,68.39%的企业来客数同比下降。


2月27日,赶在闭店前,时代周报记者探访了家乐福万国店。商场大厅的灯光一半熄灭着,部分货架上空荡荡的;大妈们正在从零星几件促销商品中“捡漏”,端详许久后又放回货架;熟食区的员工陆续往外搬出厨具,只有远处榴莲飞饼以及隔壁凉拌店仍在坚持营业。


“逛家乐福这么多年,第一次感觉空落落的。”一旁的来客暗自嘀咕道。


△家乐福的货架已经搬空了。(时代周报记者郭梓昊摄)
△家乐福的货架已经搬空了。(时代周报记者郭梓昊摄)


对于附近的街坊与家乐福的商户来说,家乐福万国店二十年,链接的正是人与人间最朴素的情感。


而像家乐福一样的大卖场,近年来屡屡传出闭店消息,这总会引发一代人的感慨和惆怅。因为大型商超搭建了人与人的互动场景,较长的时间跨度又丰富了这种互动的多样性。人们在这里不单单做生意,还谈感情。


一、曾经的商圈“顶流”


对于家乐福万国店的普通员工来说,闭店的最后一天与往日并无不同。


早上6点,凉拌店的黎姨早早来到商场,打扫、备菜、称重、拌料打包,这样的工作她已经干了12年,“刚来的时候,我女儿才读小学一年级,现在都已经长成大闺女,即将高考了。”


为了回馈街坊们,黎姨打出了13.8元的清货价,又提前打包分配好凉拌菜,方便顾客提取。“亏钱,也得把最后一天干好。”黎姨说。


作为家乐福万国的另一家“网红”,飞哥的飞饼店前早早排起了长龙。从早上8点开始,他摊饼的双手几乎就没有停下过。面皮越甩越大,放置在烤盘上发出滋滋的声响,再撒上香蕉片、榴莲等水果内料,香气飘散开来。


据飞哥介绍,2002年家乐福万国店开业后,他在这儿做了4年糕点师,后来回老家生意。2009年,他重新回到广州,在家乐福万国店内承包了几平米的铺面,开始卖飞饼。这一做,13年就过去了。


黎姨与飞哥都从未想过,像家乐福这样的大型商超会闭店。作为家乐福公司入驻广州的第一家门店,20年前的家乐福万国可是附近商圈中的“顶流”。


街坊想购物,首选就是这儿。


△在家乐福排队购物的人们。(时代周报记者郭梓昊摄)
△在家乐福排队购物的人们。(时代周报记者郭梓昊摄)


2002年8月,几度改换开业时间的家乐福万国店,终于开门营业了。当时,放眼整个广州,一家6000平方米、2层大型超市落座,无疑是件大事。四面八方的人群,来到万国广场,想要走进家乐福一看究竟,大门口、电梯、收银台前,人头攒动。


当时的家乐福火爆成啥样?


“刚开张那几天,人流量赶得上春运,我们自己都被挤得走不动道。”飞哥回忆。开业之初,家乐福曾开展过一元钱一只炸鸡的促销,人工收银台前天天排起长龙。


“生意火爆,人人都有干劲。”黎姐负责的卖热狗肠仔柜台,光一个月营业额就有21万元。后期她转卖卤水,一个月营收也稳定在10万元以上。飞哥的生意也不错,一份6.8元的榴莲飞饼,一天能卖掉300、400份。


讲起家乐福万国店的历史,飞哥常用“辉煌”二字概括。


在他的印象中,家乐福员工的薪资和福利,都是外企标准。“刚开业的前几年,家乐福组织年会去的是南园酒家,一整桌烤乳猪”。他感慨,“那时候想进家乐福工作,要么有技术,要么有学历。”


对于从老家农村走向城市的飞哥来说,家乐福给了他落脚的地方。言语中,飞哥对这家商超总有归属感,“万国跟家乐福没有给我大富大贵,但让我有碗饭吃”。


二、“人们不再爱逛超市”


1995至2005年间,外资大卖场集中进入中国市场,以0.5~1元/平米/天的低价,获得了不少黄金地段。按照大卖场10~20年的租期来算,当下不少老门店房租到期,其中包括家乐福万国店。


从去年9月开始,家乐福方面和场地方面谈续约的消息在黎姨、飞哥等商户中间流传。“虽然有了心理准备,但也没想到会那么快。两个月前刚被告知要闭店,大家也都挺懵的。”飞哥说。


不止家乐福,全国各地的大型商超也陷入闭店潮。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4年时间里,沃尔玛中国关闭了约80家门店;仅2021年一年,沃尔玛中国关店数量就达到两位数,关店原因基本都是“租约到期”。


△家乐福内的商户们。(时代周报记者郭梓昊摄)
△家乐福内的商户们。(时代周报记者郭梓昊摄)


有媒体报道称,当年低廉的黄金地段租金基本上都涨到了3~7元/平米天的高位,仅租金上涨一项,一个2万平方米的物业,年租金上涨部分就会达到500~1500万元,续约成本不低。


和麦贺达集团副总裁田黎明近期在采访中谈到,十年前,广州主城区就难见到大卖场了。“比如越秀区,十年前就没有超过一万平米的大卖场。”


另一方面,疫情和线上电商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对以家乐福为代表的大卖场模式造成冲击。


面对空落落的商品货架,打算赶在最后一天“捡漏”的王婆婆有些失望。“算了,网上买去,白跑一趟。”王婆婆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疫情期间,她学会在网上买东西后,就很少逛超市了。


这是她今年第一次踏进家乐福大门,“听说快倒闭了。在家乐福的会员卡已经有一年没用,就想在最后一天把余额花光。”


来势汹汹的社区团购也意图分一杯羹。据王婆婆称,她所在的小区光是社区团购的站点多达7、8个。“我腿脚不好,除非大促销,比网上便宜,不然特地跑一趟也不方便。”王婆婆说。


客流减少,店员、摊主们的收入在不断锐减。“人们不再爱逛超市。”熟食区的一位摊主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每月的营收从6、7万降至了3万元,近乎腰斩。“今年春节突然火爆了一下,大家都挺开心的,没想到是‘回光返照’。”


如今,大卖场模式败走一线城市已成事实。2019年3月,华润万家退出位于北京的5家大卖场门店;2021年8月,深圳本土商超龙头人人乐宣布,半年关闭19家门店。


“寒潮”来临,商超巨头不得不积极寻求转型:背靠阿里的大润发发力社区团购;永辉超市转身做仓储型超市;家乐福则打算未来3年内,在全国范围内的一线城市扩张,落子100家付费会员制超市。


三、告别“第二食堂”


临近闭店,这家大型商超迎来了它的簇拥者。


在熟食区餐厅的一角,打工人小李正大口吃着榴莲飞饼。他是附近的上班族,在疫情之前,几乎和同事天天来。“家乐福简直就是我的第二食堂,可惜了。”小李感慨。


以便宜实惠著称的家乐福俘获了一群打工人。在这里,可以买到柳州螺蛳粉、重庆小面、北京炸酱面、牛杂、猪杂汤、煲仔饭......十几块就能填饱肚子。


△在家乐福就餐的顾客。(时代周报记者郭梓昊摄)
△在家乐福就餐的顾客。(时代周报记者郭梓昊摄)


失去这样一个“平民食堂”,街坊们都舍不得。


在社交网络中,家乐福闭店的消息不胫而走,勾起了不少网友对家乐福万国店的回忆:“小学每次春游前,都是在家乐福买的零食。”“附近已经没有这么大型、物美价廉的超市了。”


附近的街坊赶在最后一天前往打卡。“我知道这是最后一天,所以想着过来拍点照片,总得留下点什么。”住在附近的王圣(化名)专程带着母亲前来。“不管买不买东西,我们都习惯在饭前饭后逛一逛。”


对于王圣来说,小时候会在下课后,到家乐福万国店买一份榴莲飞饼,咬上一口,溢出口腔的香气,是童年里最快乐的甜。


“很多小孩都是吃着我的飞饼长大的,吵着闹着要过来。”飞哥笑称。


2015年受电商冲击,原本火热的商超生意开始走下坡路。几个从小吃飞饼长大的顾客主动找上飞哥,写个大众点评、拍点视频上网,不料引发共鸣,门店一下子火起来了。


“他们都管我叫网红飞饼。”飞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最多的时候,门店前会有好几百人排队。“排三个半小时、四个小时都有,我一个人一天得做400、500份飞饼。”


2020年,受疫情影响,商超近乎无人问津,飞哥的生意断崖式下跌。“老街坊看到我生意差,怕我走了,他们经常一个人过来买两个饼,一直撑着我。我对广州的街坊特别有感情,不是他们我也撑支撑不了这十几年。”飞哥说。


为了回馈街坊,他坚持把店开到了2月27日。在飞哥的理念里,“感情是相互的,付出得是对等的。”


忙碌持续到晚上8点,飞哥草草扒了几口晚饭后准备关灯撤摊。在按下电源按钮的那一刻,“一个大老爷们,最后竟然有些忍不住了”。


△飞哥与他身后的家乐福照了最后一张合影。(受访者供图)
△飞哥与他身后的家乐福照了最后一张合影。(受访者供图)


站在万国广场门口,飞哥与他身后的家乐福照了最后一张合影,配文“再见万国家乐福”。他知道,从明天起,这身穿了20年的家乐福黄色制服将不再属于自己。


“如果可以,我还是想继续在老地方干下去。万国跟家乐福现在还留我的话,我会义无反顾。因为这里有我的街坊们。”飞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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