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自报道《韩国珍视对华友好关系》
文/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教授、韩国-朝鲜研究中心研究员 周晓蕾
核心提要：
1. 韩国关于北京冬奥的舆论，俨然成为其反华情绪的最高点。但有两个令人费解之处：韩国舆情似乎“忘记”中国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的常识；原本对华友好的进步阵营集体失声转向。这些现象不能归为所谓韩国人民族性特质、对盟友的追随、总统选举在即的煽动，这指引我们聚焦韩国内部的变迁。
2. 自2020年起，韩国保守媒体开始将两国网民由来已久的文化争议冠以“工程”之名，炮制出一系列“文化工程”说，刻意与中国学术项目“东北工程”挂钩，令两国网民间的文化民族主义冲突溢出网络与民间领域，陡然升至国家政治层面。
3. 研究显示，韩国人的反华情绪在不同年龄段差异显著，18-40岁间的“MZ世代”成为引领韩国“反华”情绪的核心人群，也是当下韩国政治势力争夺最激烈的选民群体。
4. “大韩民国民族主义”是驱动本次争议的深层民族主义。它承继了右翼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色彩与乐观气质，基于国家认同，信奉韩国的绝对正统性与“合法性”，加剧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单一民族观念。此次“韩服争议”，就暴露出年轻人对多样民族国家形态想象力的匮乏。
5. “1997体制”下的韩国年轻人时刻处于高度的生存焦虑，“焦虑型民族主义”、对弱者与他者的嫌恶等成为了焦虑的出口，公正成为了最稀缺的价值。此次争议，实际上是一场以“公正”为名、实则由焦虑与嫌恶驱动的“厌华”浪潮，其很大程度上与韩国进步阵营无力牵制、遏制保守阵营、而年轻一代业已对进步政治深感幻灭有关。
震惊！荒唐！愤怒！这是近日韩国舆论冬奥会相关新闻中最高频出现的三个关键词。引爆上述情绪的导火索有两条：
其一，一名身穿朝鲜族传统服饰表演者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代表出现在国旗传递环节，引发韩国舆论反弹，接连抨击中国搞“文化工程”、“侵占韩国的传统文化韩服”（以下简称“韩服争议”）；
北京冬奥开幕式上的中国朝鲜族服饰
其二，2月7日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半决赛中，韩国选手黄大宪和李俊瑞接连被判犯规而失去比赛资格，虽国际滑联驳回了韩国队的申诉，但韩国舆论仍震怒不已，指责“判罚不公”（以下简称“判罚争议”）。短短几日间，上述两场争议俨然将韩国反华情绪推至近年来最高点，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发言人极为罕见地连续两日阐明中方立场，亦印证了事态的严重。
冬奥会短道速滑1000米项目上，两名韩国选手被判犯规失去比赛资格
韩国人为何对中国如此愤怒？相信多数中国民众对此的第一反应是错愕与费解。尔后，或将其归因为韩国人民族性中所谓“恨”的文化特质、韩国人“爆棚”的民族主义、体育精神的匮乏，或归因为韩国对其盟友美国“外部围剿”中国的盲目追随、及韩国某些媒体政客在总统大选前对民众的煽动……然而，上述解释均不同程度偏离了此次争议的特殊性与本质问题。
我们不妨换一个方式来提问。
首先，“韩服事件”爆发后，韩国舆论仿佛“集体失忆”，“忘记”了“中国是由 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朝鲜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这一常识，着实令人不解。朝鲜族身着民族服饰参与中国国家重大活动由来已久，对此韩国人未曾表示疑议，缘何此次格外惊诧激愤？
其次，以往韩国国内煽动反华情绪的主力多为保守阵营（政党、媒体、民间团体等），进步阵营则惯与前者针锋相对、扮演“泼冷水”角色，相对持更友好的对华态度。几年前中韩“萨德争端”发生时，两大阵营亦呈现明确的博弈框架。然而此次两大阵营俨然站在同一战线，标榜进步的执政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接连发表强硬言论：“中国不要觊觎（我们的）文化，反对‘文化工程’”、“应击沉涉嫌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这些言论普遍被解释为李在明“迎合选民、拉拢选票”的权宜之计。我们应如何理解此次争议浪潮中，韩国进步阵营大面积的失声、甚至转向？
上述两个问题指引我们跳出民族性、地缘政治、阴谋论等框架，将视角聚焦韩国内部，在当代韩国政治博弈、代际特征、社会思潮变迁的脉络中，抽丝剥茧探寻线索。
“文化工程”：命名的政治学
中韩建交以来，两国网民就特定传统文化发源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归属而产生争议并非新鲜事，然而文化争议本身并非导致此次“韩服争议”的直接原因。“韩服争议”处于后疫情时代韩国保守阵营炮制“文化工程”论的脉络之中，乃网络空间文化争议被国内政治利用的产物。
在“萨德争端”、新冠疫情令中韩民间人文交流暂时受阻的现实背景下，自2020年起，韩国保守媒体开始将两国网民由来已久的文化争议冠以“工程”之名，炮制出一系列“文化工程”说。若以“文化工程”、“韩服工程”、“泡菜工程”等为关键词搜索韩国报刊媒体数据库，不难发现这些词汇集中现于2020年下半年，在2021年3、4月高频上升后回落，并于此次冬奥会期间再度激增。
当地时间18日在《纽约时报》美洲版和国际版刊登了一则宣传韩国泡菜（“Kimchi”）的广告。这条广告的标题是“Korea's Kimchi, It's for Every one”（韩国泡菜是全世界人的美食） 图源：纽约时报
“文化工程”无疑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命名。“工程”取自“东北工程”，后者意指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东北相关学术机构联合组织、为期5年的学术项目“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旨在研究东北地方史、民族史等课题。该研究课题一度引发韩方学界、政界、媒体的强烈反对，抨击我国搞文化霸权主义，中韩建交后双边关系也因此首次陷入危机。后经外交努力与学术交流，两国政府与学界于2007年达成了“学术与政治分开，现实与历史分开”的共识。然而，“东北工程”至今仍为韩国保守阵营制造“中国威胁论”的重要论据。
被刻意与“东北工程”挂钩的“文化工程”说，令两国网民间的文化民族主义冲突溢出网络与民间领域，陡然升至国家政治层面。尤其“工程”二字暗含中国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针对韩国“文化侵略”的潜台词，激起了韩国民众“守护本国文化”的强烈危机意识。在此背景下，去年3月以来，《文森佐》、《朝鲜驱魔师》等韩国影视作品由于出现中国元素而遭抵制事件频发，韩国江原道政府与民间企业推动的文旅项目“中韩文化城”也因民众的强烈请愿反对而被迫中止。
韩国网友相当在意《朝鲜驱魔师》中出现的中国月饼、包子与皮蛋。（截图自《朝鲜驱魔师》）
保守阵营制造渲染“文化工程”说的根本动机，乃借此攻击所谓“亲华”的文在寅政府与执政党，为保守政党在下届总统大选中实现政权更迭造势。而此次“韩服争议”爆发的时间，恰为距离大选一个月、选情最为胶着之际，亦为保守媒体过去一年多持续造势、即将收获“胜利果实”之际。这解释了“韩服争议”缘何在这一时间点爆发。
我们不能止步于此，需进一步追问：此次韩国反华情绪最高涨的主体人群是谁？作为政治斗争工具、选举策略的“韩服争议”，为何能获其共鸣？
“MZ世代”：年轻一代最讨厌中国
去年6月，韩国周刊《时事IN》曾开展一项题为“韩国人反华认识调查”的大型调查研究。该刊与舆论调查专业机构设计了一套多达200题的超长问卷，并回收1000份有效答卷。问卷结果显示，韩国人的反华情绪在不同年龄段差异显著，呈“年龄越小、对华好感度越低”特征。尤其20多岁人群的对华好感度低至15.9%，仅为50、60多岁人群的一半。
该刊因而得出结论：年轻一代乃引领韩国反华情绪的核心人群——这一特征亦反映在2020年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14个国家做的一项调查中，韩国乃唯一一个青年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高于前几代人的国家。
千禧一代和Z世代
18-40岁间的年轻一代在当代韩国又被称为“MZ世代”（80年代后出生的千禧一代与21世纪初出生的Z世代之统称）。他们是生于网络信息时代的“数码原住民”、是与我国网民频开“骂战”的主力军、是“文化工程”说主要迎合煽动的对象、是在此次冬奥会争议浪潮中最为激愤的人群，也是当下韩国政治势力争夺最激烈的选民群体。
“MZ世代”有何特征？其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为何高于前几代人？
韩国政治学者孙浩哲将现代韩国的社会体制划分为四大体制：李承晚治下的极右反共体制“1948年体制”、朴正熙开启的开发独裁体制“1961年体制”、民主宪政体制“1987年体制”与新自由主义体制“1997年体制”。这四大体制孕育了当下韩国社会富有代表性的三代人：
第一代人为经历朝鲜战争与冷战的老年保守世代，其生涯横跨“48年体制”与“1961年体制”，故反共意识浓重，惯对朝鲜、中国持敌对态度，并为坚定的美韩同盟支持者。
第二代人常被称作“86世代”（意指60年代出生、80年代接受大学教育者），乃历经反独裁运动、推动韩国进入“1987年体制”的中坚力量。这代人是韩国工业化与民主化的最大受益者，在金大中、卢武铉政府的“阳光政策”影响下，他们向往朝韩和解与统一，并受益于中韩建交后两国密切的经贸往来，支持对华友好合作。“86世代”构成了当下进步阵营的主体。
第三代人为“MZ世代”。延续至今的“1997年体制”是其形成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背景。所谓“1997年体制”，意指1997年底韩国经历亚洲金融危机重创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美国财政部的压力下，由金大中政府启动的韩国经济新自由主义转型。正是在该体制下，“MZ世代”形成了与父辈不同的代际特征——他们自豪、焦虑、又愤怒。
韩国演员申惠善被疯传的梗图，体现了MZ世代“我就是这样”的无所谓态度
“大韩民国民族主义”的信奉者
众所周知，民族主义为近代以来韩国最具号召力的意识形态，其霸权地位乃韩国特有历史经验的产物，然而从来不存在某种单一、固化的民族主义，而始终存在着不同形态民族主义的竞争。
从表面来看，此次“韩服争议”继承了近代韩国民族主义“去中国化”的特征。传统中国构成了朝鲜半岛想象、认识世界的边界，而韩国近代的开端，便始于对朝鲜半岛与中国关系的重新定义。 申采浩等近代民族主义者构建朝鲜民族认同的一个主要策略，是对“中国文化”与“朝鲜半岛文化”的分离——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这种“分离策略”似乎仍在进行。正如此次“韩服争议”中，韩国“国民之党”总统候选人安哲洙的抗议：“中国听好了，韩服不是汉服。”
安哲洙资料图
然而，驱动此次“韩服争议”更为深层的民族主义，乃抬头于21世纪初的“大韩民国民族主义”，其主要信奉者正是“MZ世代”。 这种新型民族主义有别于进步阵营通常持有的左翼民族主义——在其历史叙事中，韩国的近现代史乃一部抵抗帝国主义压迫、争取自由与民族统一的斗争史，主张处于分裂状态的朝韩两国都不可主张排他性的民族正统性。
“大韩民国民族主义”与右翼民族主义有着更强的亲缘关系，后者诞生于2003年卢武铉上台后保守阵营对进步政党执政的不满与危机意识。带着“亲日”、“亲美”历史基因的保守阵营，面对占据了道德高地的左翼民族主义，一度陷入意识形态焦虑，故构筑了一套流畅的现代化历史叙事与之抗衡。这套历史叙事充斥着近代文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发展等关键词，韩国不再是历经殖民统治、民族分裂、手足相残、军事独裁等顿挫曲折之“恨国”，而是一个摆脱贫弱、不断发展、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文在寅在卢武铉葬礼上向李明博鞠躬。
“大韩民国民族主义”承继了右翼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色彩与乐观气质，既骄傲于保守阵营标榜的经济成就、也自豪于进步阵营标榜的民主化成就。由K-POP、韩流的全球风靡而催生的“K-”文化，正是“大韩民国民族主义”的产物。近年来在韩国，“K-美食”、“K-图书”、“K-美容”、“K-防疫”、“K-民主主义”等新名词层出不穷。“K-”不仅意指“韩国的……”，也蕴含着将“韩国的……”推广至全世界的欲望。年轻一代对韩国“文化强国”身份的自豪，也转化为“向世界正确介绍韩国文化”的使命感——这正是驱动“网络外交使节团”（VANK）等民间组织近年频繁“全球请愿”、引发中韩文化争议的核心情感机制。
另外，正因“大韩民国民族主义”并非基于血缘的民族认同，而基于国家认同，信奉韩国的绝对正统性与“合法性”，这也令年轻一代形成了对朝鲜半岛统一的冷感、漠视甚至排斥，亦加剧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单一民族观念。而此次“韩服争议”，正暴露出这代人对“一个国家、多个民族”等多样民族国家形态想象力的匮乏。
焦虑、嫌恶、与至高无上的“公正”价值
“权力转移到了市场”，韩国已故前总统卢武铉的这声感慨，无奈且精准地点出了“1997年体制”的本质。1997年后，韩国全面启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获益者为官僚、财阀、国际金融资本等政治经济精英联盟，成本却转嫁给了中小企业、劳工与普通民众。
在该体制下，韩国的财富集中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劳动市场的不稳定与雇佣灵活化加深了社会经济两极化与不平等；求学、就业竞争加剧的同时，失业、临时工与低薪工作却成为了常态。相较其父辈，成长在“1997年体制”下的“MZ世代”的生存焦虑尤为强烈。
1997年底金融危机后一个月内韩国激增近百万失业人口，图为韩国劳动者游行抗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政策。
追求效率、崇尚市场自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是经济体制，也是意识形态。阶级差别并未消失，只是被重新命名。当新自由主义话语成为日常霸权话语，原有的社会纽带关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以“人力资源”为形式的生存竞争。在年轻人看来，阶级跃升通道无限收窄、父母阶层决定个人命运、却出路难觅的世袭资本主义社会实乃“地狱朝鲜”（2010年后韩国兴起的网络词汇，乃英语hell与韩国历史名称“朝鲜”的合成词）。
近年来风靡全球的《寄生虫》、《鱿鱼游戏》、“K-僵尸”系列等影视作品，正折射出“1997年体制”下残酷的生存竞争；现象级热播的《请回答1988》系列剧止于《请回答1997》，对“前1997年时代”美好生活与社会共同体的怀旧式回归，也隐晦投射出1997年后凛冽的社会现实。正如韩国文化史研究者千政焕对“请回答”系列剧的评价：“在‘地狱朝鲜’的现实下心灵枯竭的我们，不再梦想乌托邦，而沉迷徘徊于美好的‘过去’”。
《请回答1988》宣传海报
高度竞争压力下的生存焦虑需要出口。 它时而转向对邻国的歧视与本国优越主义。 日本学者高原基彰在其2006年的著作《焦虑型民族主义时代： 中日韩网络一代彼此憎恨的真正理由》中，曾提出“焦虑型民族主义”的命题。 他认为，传统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无法合理解释后冷战时期中日韩三国青年的网络民族主义冲突，后者本质实为将自己对未来的不安转向对邻国蔑视的一种情感机制。 换言之，“焦虑型民族主义”乃年轻一代逃避、宣泄焦虑的安全庇护所。
生存焦虑时而也转化为对弱者与他者的嫌恶。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人群往往被视为“废物”或福利政策的“搭便车者”，这催生了大量针对女性、残疾人、老人、东南亚移民、朝鲜族、中国人等韩国社会弱势群体或他者的嫌恶情绪。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女性嫌恶”现象浮出水面始于1999年，导火索为公务员考试、企业面试等重要考试中退役男性加分制度的取消，年轻男性迁怒于年轻女性，将后者视为威胁自身机会的竞争对手，因其不需承担兵役义务，在升学、就业竞争中更为有利。
在竞争焦虑之下，“公正”俨然成为了最稀缺、也因而至高神圣的价值。过去几年间，引爆韩国社会的诸多重大社会议题，几乎均与年轻人对“公正”价值的高度敏感相关。 2017年，点燃“闺蜜干政”丑闻、弹劾总统朴槿惠的导火索，乃崔顺实女儿“投胎到有钱家庭也是一种能力”的嘲讽；2018年平昌奥运会前夕，年轻一代与反朝极右势力联手反对组建朝韩女子冰球联队，原因是“这挤占了年轻韩国女运动员的名额，牺牲了后者的奥运梦想”；2019年爆发的“曹国事件”令进步政党至今难以摆脱“伪善”标签，其源头是大学生对曹国女儿“享受入学特殊照顾”的抗议。基于对“公正”的强烈诉求，“MZ世代”一次次掀起国内政治风暴，一旦触及“不公正”的痛处，不论对保守阵营还是进步阵营，均不留情面。
2019年曹国被任命为法务部长，但随后一个月内其大量丑闻曝出，自觉遭到欺骗的韩国民众上街抗议。
回到此次“判罚争议”。东京奥运会期间，韩国主流舆论曾欣慰感慨于本国“奥运文化”的成熟，“我们终于摆脱了唯奖牌论，学会享受比赛本身，为败者鼓掌”，这与此次“判罚争议”引发举国公愤俨然形成了鲜明对比。韩国舆论对该矛盾现象的解释是，愤怒并非源于“唯奖牌论”，而是指向“不公正”。2月11日，韩国保守倾向的市民团体在中国驻韩大使馆前举行的示威，并徒手撕开中国国旗。在现场，一位自称曾经梦想成为运动员的20多岁女青年如此道：“每届奥运会都是运动员们改变自己人生的时刻，而偏颇的判罚挫败了青年们的梦想。”她的控诉提醒我们，这正是一场以“公正”为名、实则由焦虑与嫌恶所驱动的“厌华”浪潮。
“散文式”的东亚未来如何可能？
论述至此，问题已大致明了。当下站在“韩服争议”、“判罚争议”浪潮第一线的为韩国“MZ世代”，其对华负面认知的深层原因，与其在“1997年体制”下形成的民族主义、情感机制等代际特征密不可分。他们既是自豪的“大韩民国民族主义”者，也是在极端两极分化社会中无比焦虑、对“公正”议题高度敏感的生存者。后疫情时代的经济低迷、文在寅政府房地产政策失败所导致的房价上涨更加深了他们的焦虑。
可以说，他们对中国的情绪，与其说是敌对，毋宁说是嫌恶。交织着焦虑与嫌恶的情绪，被近一年来高度政治化的“文化工程”说不断引导、激化，终在火星四溅的总统大选前夕集中迸发。
煽动年轻一代厌华情绪的选举策略之所以奏效，根本原因在于“1997年体制”下陷入危机的进步政治。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是，开启“1997年体制”的正是金大中、卢武铉两届“进步”政府，其在遏制冷战思维、促进朝韩和解、推行社会多元化等政策方面展现出鲜明的进步性，而经济层面的进步性却被新自由主义框架所捕获。
“以进步为名、行新自由主义之实”的“左翼新自由主义”，正是当下韩国进步政治陷入危机的根源。“烛光抗争”后，“MZ世代”一度寄希望于承诺改善不平等问题的文在寅政府，然而后者却并未推动实质有效的社会经济改革。
2016年-2017年韩国民众举行烛光抗议要求朴槿惠下台。但其后“MZ世代”期望的实质性社会经济改革并未出现。
年轻人的愤怒无法凝聚为一种可行的政治语言与行动，而转向与“86世代”的代际矛盾。在他们看来，“86世代”不再代表反抗与进步的力量，而业已沦为“我是他非”、“伪善”、“顽固”的既得利益阶层。当下韩国厌华浪潮的高涨，很大程度上正与进步阵营无力牵制、遏制保守阵营、而年轻一代业已对进步政治深感幻灭有关。
中韩是永远的邻居，两国关系绝非诸如短道速滑等竞技体育的激烈“零和”竞争，而更多是互补与合作。从长远来看，只有形成文化共享、历史共享的人文共同体共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非此既彼”文化争议的周期性爆发。
针对后冷战时期中日韩三国民众间网络民族主义冲突，韩国文学评论家崔元植曾说：“与面对面的直接接触不同，抽象的接触更直接地受到国家理性的干预。这时，‘国际’就是一种病痛。”他主张以“民际”化解误解与纷争，而唯有透过“民际”筑成的众多小乌托邦，方能通往一个理想的、“散文式”的东亚共同体。我们不妨将这一设想作为星光怀抱在胸，立足于各自的现实，一起向未来。
希望仍在年轻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