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
1. 归化运动员的最大争议点在于血缘。中国多民族主要人口为历史上长期扎根于斯的本土人口，“华夷之辨”等传统理念始终影响着炎黄子孙。东亚国家的国籍规定非常注重属血原则，没有系统化、规模化吸纳外来国家公民的机制。因此，一些无血缘、甚至不会说中文的归化运动员的出现，给大众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和传统观念冲击。
2. 极端的唯血统论并非民间质疑归化运动员的唯一和主要原因，很多国人更加关注归化运动员对于中国文化、社会生活的认同感，并质疑他们是不是“认钱不认人”的“雇佣兵”。这些基于金钱而非认同感而来的“高价雇佣兵”若天赋和实力不足，反而会挤压本土运动员的成长空间。
3. 除了血缘、认同感和金钱因素之外，移民海外后又归国的华裔运动员所凸显的中产阶级与草根家庭运动员的分化，也成为大家看待归化运动员时夹杂的情感因素。
4. 贸易、资本、人员和信息的自由流动成为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传统的公民身份与国籍观遭到冲击，新公民观念逐渐浮现。然而，谷爱凌、朱易等归化运动员群体在中国和原籍国（美国）都引发争议，这显现出“全球化挑战国界”时代一个容易遭到忽视的现实：全球化本质上不是纯粹的“世界主义”。
5. 在当下，全球化虽不可能令所有人满意，但其客观存在又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全球化下的中国从人才流出逐渐转为人才流入，其背后所体现的则是国家在特定领域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归化运动员开始在国内引发热烈争论这一现象本身，也是中国更加自信地踏步世界潮流、更加开放的一个缩影。
血缘、认同感、阶层分野......归化运动员为啥争议多？
归化运动员的表现是本届冬奥会的焦点之一。
无论是连续两天摔倒引发争议的朱易，还是2月8日“飞龙在天”、“精彩三跳”、逆转夺得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的谷爱凌，抑或是组团归化甚于男足的中国男女冰球队，总是给观众一种不同于“本土中国运动员”的观感。
不少网友评论也体现出归化运动员最大的争议点：血缘。
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各族人民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一体多元的中华文化，用西方政治学界的术语称为“在文化、族裔上高度同质化的社会”。这种简单的归纳未必能全面、准确地描述中国本土的人口和民族状况，但中华民族的独有特征决定了其与“移民国家”和种族“大熔炉”并不相同。
尤其是中国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盎格鲁圈”国家最大的区别，不只是我们有超过占总人口91%的主体民族——汉族，还在于包括汉族在内中国多民族主要人口为历史上长期扎根于斯的本土人口，而上述四国的白人主体群体则是近代以来的欧洲移民。尽管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用“定居者”的概念将其与少数族裔移民区分，但仍改变不了这些国家由移民建构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源于商周、儒家文化发扬的“华夷之辨”（基于血缘、地缘及衣装、礼仪等文化习俗）这一传统理念始终在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炎黄子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论述更是在归化运动员之争中时而见诸网络。这一点显然不同于欧洲中世纪“封建时代”形成的基督教文化认同远甚于“族源”、“血缘”认同。
▎ 中国男子冰球队队长叶劲光的微博发言令不少国人动容。
正因为如此，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以及包括了新加坡等在内的儒家文化圈国家，长期以来并没有系统化、规模化吸纳（越洋）外来国家公民的机制。这些国家的国籍规定非常注重属血原则，要么禁止双重国籍，要么近年来才有条件地开放双重国籍（如韩国），对于外国人入籍甚至申请永久居留权的要求也颇为严格。
以中国为例，据新华网披露，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证（中国绿卡）制度直至2004年8月才开始实施，至2012年八年内只签发了4752名外国人的永居许可，远不及美国一年签发100万张绿卡。 在2017年的绿卡便利化改革之前，中国绿卡申请时间长（半年）、门槛高，按照这一制度标准，比尔·盖茨也拿不到中国绿卡。
▎ 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证（中国绿卡）
连2020年司法部的外国人永居条例征求意见稿都因为民间舆情的巨大争议和压力而按下了暂停键，不少国人对于“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外籍华人的亲切感，甚至强于已入中国籍的非华人血统公民。而今一批批老外突然被曝出加入中国籍，代表中国征战，特别是那些无血缘、甚至不会说中文的“纯老外”披上中国战袍，给大家带来的视觉和传统观念冲击性，不可谓不大。
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有/无血缘归化”这组在部分国家不是问题也不做区分的概念，也能成为东亚各国舆论区别看待的要点。生长于美国、混血归化的谷爱凌在公共媒体平台上注重呈现其中国血统与中国亲缘性，称自己为“北京姑娘”，也更能得到国内民众的亲近感和情感认可。
▎ 北京姑娘谷爱凌
当然，极端的唯血统论并非民间质疑归化运动员的唯一和主要原因，很多国人更关注的问题是：无论是否有华人血统，归化运动员是否真的认同中国、愿意融入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生活，抑或只是“认钱不认人”的“雇佣兵”？
毕竟，相比于用实际言行表达自己中国认同感、归属感的谷爱凌，无论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韩国代表团，还是大年初一给国人添堵的中国男足，归化运动员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给大家一个足够肯定的反馈。
韩国积极申办平昌冬奥会时，修改国籍法，允许外国优秀人才入韩籍又不失去原国籍。拿下2018年冬奥会主办权后，为了在家门口取得好成绩，韩国开启了批量归化的节奏。据德国之声统计，平昌冬奥会韩国144名选手中共有18名来自北美和欧洲的归化运动员，仅韩国男子冰球队便一口气归化了七名北美白人球员。
▎韩国冰球队
然而，这些不说韩语的白人也无法带来一场胜利。韩国男冰在该届冬奥会四战皆墨，四名归化球员加盟的朝韩女子冰球联队三场比赛进1球丢20球的表现更是令人尴尬。平昌冬奥会结束后，韩国男冰只有三名归化球员留下征战次年的“遗产杯”冰球赛，剩下四人不是退役（布洛克·拉顿斯克）便是下落不明（据称已经各自回到原籍国）。
而中国男足国家队的多名归化球员在冲击世界杯的比赛中，尽管尽力而为，也表现出一定的个人能力，但也无力回天，一些球员部分场次的状态甚至被戏称为“归化变同化”。尤其是多次被国足征召但从未出战的巴西裔球员费南多，以及无缘代表国足出战、返回巴西并被曝将重新申请巴西国籍的高拉特，更令广大球迷扼腕叹息。
▎ 高拉特（右）
除了竞技水平和效果，更大的争议便在于金钱。据人民网报道，仅2019年广州恒大俱乐部便为麾下5名归化球员支付各项费用8.7亿元，而在被曝出俱乐部经济问题和欠薪传闻的当下，拿不到钱的归化球员要么离开、要么见证国足的失利，也难怪《北京青年报》感慨国足的归化工程“有烂尾之嫌”。
没有那种带来胜利的超高天赋和实力，基于金钱和市场诱惑而非国家认同感而来的“高价雇佣兵”，占据国家队的位置一段时间然后拿钱走人，反而挤压了准备长期效力祖国的本土球员成长空间，也难怪不少体育迷那么在意归化运动员的“爱国心”，也会因此认为有无血缘的归化，意味着不同的靠谱程度。
此外，血缘归化中的华裔运动员海外背景，尤其上世纪80至90年代移民海外、家境殷实的华人家庭二代回归参赛，其中所凸显的中产阶级与草根家庭运动员的分化，也成为大家看待归化运动员时难免夹杂的情感因素。
不同文化、不同体制、不同阶层背景的直接“对冲”，归化运动员议题想不引起波澜都难。
喜欢与否，“归化”是全球化时代不可回避的开放潮流
正因为上述原因，在谈及归化运动员的问题时，我们似乎能以更加包容的心态看待其它国家的人员流动和国籍转换，但对加入我们的“老外”严加审视、争议不断。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体育乃至其它领域的人员归化，在一些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可谓家常便饭，就连国人也不觉得稀奇，相比之下在中国语境下谈起归化人员似乎是那么的罕见。
无论是从历史发展还是未来趋势来看，自由流动向来是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如今贸易、资本、人员和信息的自由流动更是成为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因此，全球化自其出现之日起，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挑战便是不可避免的热议问题。最直观的冲击之一，便是传统的公民身份与国籍观。
2004年政治学家、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俞可平便在其论文《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中指出，经济全球化对“居住于固定的民族国家领土范围并效忠于国内政府的传统公民观和种族观提出了挑战”：新移民基本不存在传统、绝对的种族认同，本土公民的国家认同淡化，滋生出“全球公民”意识，出现了所谓的“新认同政治”。
2007年韦恩·哈德森与史蒂文·斯劳特主编的《全球化与公民身份》一书收录了13篇论文，更是系统地论述了全球化如何在特定领域挑战公民观念、创造新的公民身份，以及“跨国公民身份”带来的关联问题。
面对老生常谈的国籍问题，谷爱凌之前回应的“我非常感谢美国以及美国队，因为他们一直都非常支持我。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中国和中国队，因为我在这边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和帮助。我觉得体育可以团结所有人，体育不需要和国籍挂关系，我们所有的人在这里，就是为了希望可以不断地去拓展人类的极限”，便体现了全球化影响下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公民观念。
与之相伴的，则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全球跨国移民流动的大幅度增长。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去年12月1日发布的《2022年世界移民报告》，全球国际移民人数已从1970年的8400万增长至2020年的近2.81亿。
▎1970年至2020年全球国际移民数量变化，来源：UNDESA/IOM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2
然而，与全球化和新公民观念同时浮现的，还有一种相反的声音：谷爱凌全新的国籍论述和她所代表的的归化群体不仅在中国仍存质疑之声，在原籍国更是遭到了舆论界的汹涌议论。
在一个植根于移民、全球化尤其是人员跨国流动程度颇高的国家，谷爱凌、朱易遭到如此的不接受、不理解，折射出“全球化挑战国界”时代一个容易遭到忽视的现实： 全球化本质上不是纯粹的“世界主义”。
▎Fox News的报道称谷爱凌代表中国参赛激怒了美国人
对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欧洲航海者来说，开拓全球化的道路是为了贸易商和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对于跨国资本和企业来说，深化全球化的诉求是为了商业利润服务。对于国家和政府来说，参与全球化进程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增强国家竞争力。
正因为如此，当归化人才们的加盟增强了中国在薄弱领域的竞争力（甚至弥补空白）时，原籍国社会所感受到的可能是国家情感与国家利益受损（尤其当高端人才具备极强的国际竞争力时）。
对于本土公民来说，归化大军一方面能否满足他们的国家荣誉感和认同感成为了检验标准，另一方面是否会“抢占”他们的生存、生活资源，更是与真金白银息息相关的利益问题。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全球化对传统国界的第一个挑战，便是日趋白热化的全球人才竞争。不满谷爱凌、朱易（及其父亲朱松纯）离开的美国，恰恰是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典型代表，例如以“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为代表的人才移民政策。以及过去15年吸引了十多万移民的硅谷。
近年来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留学政策，以及通过“中国行动计划”对陈刚等华人科学家的打压，背后也受到了日趋激烈的人才竞争思维影响。
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自后脱欧时代确立打造“全球化英国”的目标后，旋即于2020年7月宣布成立国家“人才办公室”，开放无限额的“全球人才签证”，其人才新政的要求与程序简化到“颠覆陈规”，只为招徕全球顶尖的科技人才和企业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年来无论是以饶毅为代表的海外华人科学家归国，还是谷爱凌等归化运动员的加入，之所以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与热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现象体现出的扭转之势：相比于改革开放初期，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终于从人才流出逐渐转为人才流入，其背后所体现的则是国家在特定领域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然而，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全球超过2.8亿的跨国流动人员，不可能都是谷爱凌这样的极少数业内顶端人才，但却构成了全球化时代人员流动的主体。而多数公民的移居和国籍转换，也恰好是全球化时代其它衍生问题的缩影。
例如，与国内舆论场一度争议极大的外国人永居条例相对的，是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大爆发，而这种情绪最直观的投射，便是对外来移民（包括归化入籍者）的恐惧和仇视。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认为，亨廷顿所描述的“文明冲突”越发表现为各国内部的“文化内战”，而亨廷顿所指出的“信条认同”、“核心价值与文化认同”，似乎在当下无力弥合这种分歧。
就连亨廷顿的学生福山，也在其《身份政治》一书中指出，美国宪法并没有解决关键的民族身份问题：谁是“美国人民”？与之类似，国家宪政体制对于民族身份问题的留白，引发了人们对于“超级全球化”的自发性文化反弹——面对来势汹汹的“他者”，人们出于对尊严、认同和归属感的渴求，“重新披上‘传统’的盔甲，抵御‘自我的流失’”（刘瑜语）。
不过就中国的归化运动员们而言，他们的家庭似乎早就做好了准备：2019年从挪威归来的混血足球运动员侯永永，不仅从母亲侯豫榕那里继承了中国血统，也从小跟着妈妈一起受到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浸染，侯妈妈坦承自己给了侯永永回归中国的自豪感，而加入北京国安的侯永永很快也得到了队友和本土球迷的接纳。
▎ 侯永永和母亲侯豫榕
同一年宣布加入中国籍、代表中国出战北京冬奥的谷爱凌，也从小在母亲谷燕的指导下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每年暑假都来中国生活一段时间，效果也是显而易见：一口浓重的北京腔，一个熟悉本地生活方式的“北京姑娘”，令全国观众倍感亲切。
与此同时，尽管事实和诸多资料都证明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和个人都会从中受益，但由于不同的国家、群体和个体受益程度不同，全球化的确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加剧了不平等。前文所指出的部分归化人员，其家庭便是少数中产以上的全球化受益者。他们在跨国获取财富后而来，来后也许还要继续其全球化积累财富的步伐。
面对这一个个远离自己的陌生面孔，不管他们是否和自己长着类似的面孔、说着同样的语言，无论他们是否换成了和自己一样的护照和相似的姓名，本土的普通民众无论是出于世俗层面的不平等，还是心态上对于“精英的傲慢”的反感，都会衍生天然的拒斥感。
这也解释了国内外媒体和舆论场缘何格外关注谷燕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以及横跨中美两国的工作与投资历程。
尽管早在1998年3月接受《中国科技信息》杂志独家专访时，谷燕便已经分享了自己从中学时“使世界变得好一点”到赴美后“使中国变得好一点”的信念与心路历程。
大到宏观层面的国际竞争，小到与个人不无关系的经济生活方式，全球化不可能在当下令所有人满意，但它就是如此客观存在又注定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而归化人员的出现，正是这个历史大势的必然现象之一。
中国的发展经验离不开主动拥抱世界、拥抱全球化，在全球化进程中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归化运动员面孔的出现，哪怕是归化运动员开始在国内引发热烈争论这一现象本身，也是中国更加自信地踏步世界潮流、更加开放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