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有些问题愿意回答，有些却不那么愿意。 James Hill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周六奥运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的第一个问题来自一位德国记者，谁都能猜到他会问什么。
“关于卡米拉·瓦利耶娃兴奋剂事件，”记者在谈到俄罗斯最新一起兴奋剂丑闻中的青少年花样滑冰运动员时说，“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六周时间才能看到阳性检测结果吗？”
第二个问题由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提出，于是话题转到了其他地方。
“运动员们最喜欢吃什么？”中国记者问道。“消耗了多少只烤鸭，有具体的数据吗？”
记者们继续提问。12个用英语提出的问题里有11个是关于兴奋剂丑闻的。而用中文提的七个问题基本上都是关于其他事情。
这短短的一个小时完美地概括了奥运泡泡中两种平行的奥运会报道方式。每天早上，在一个宽敞的大厅里，来自中国以外媒体的记者们经常对国际奥委会发言人提出一些令人窘迫的问题，询问哪里出了错。在这个过程中，国内记者则向中方发言人就所有进展顺利的事情发表提问。
广受欢迎的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之一冰墩墩在主新闻中心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James Hill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当然，这两类记者有不同的目标和局限性。但他们很少像在本届奥运会上那样鲜明地并列出现，而且时间如此之长。
“这里媒体的根本目的完全不同，”China Sports Insider驻北京的分析师马克·德雷尔说。“在西方，媒体报道新闻的同时还要追究人们的责任，揭露谎言、腐败，所有这些东西。而在这里，媒体是要讲述中国故事。媒体不是政府官方控制的就是政府批准的。如果你和路线离得太远，你就会遇到麻烦。”
中国为了照顾奥运会而做出了一些小让步。例如，奥运场地内的人们可以享受“无障碍互联网”，使他们能够绕过该国设置的防火墙，访问大多数中国人无法访问的网站和网络平台。
尽管如此，大多数时候，这就好像两个记者团在同一个狭窄的舞厅内伴随两首不同的歌曲并排跳舞。
不过，首先是来自国家广播公司中央电视台的提问。“在穿越了两年的人类阴暗隧道之后，”记者问道，“主席您现在是否感觉到了，春天就要来了？”
话锋的转折十分明显，一名路透社记者随后走到麦克风前，向巴赫询问他与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的会面计划（巴赫的确与她进行了会面）。关于彭帅的报道在中国继续受到审查。
米凯拉·希夫林上周在中国延庆参加女子大回旋比赛时因出界错失参赛资格，她在混合区接受了记者采访。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不同的感受也在奥运场馆中展现出来。周四晚上，中国队在冰球比赛中输给美国队后，有记者询问一名中国队球员与“外国队友”并肩作战的感受，该队拥有多名归化球员。
一名中国记者惊讶地转过身来说：“不能说外籍啊，怎么能说外籍呢？”
同样，在周六的国际奥委会新闻发布会上，在连续三个国际记者就瓦利耶娃兴奋剂事件向奥运官员提问后，一名中国记者改变了提问语气。
“很多运动员都赛出了很好的成绩，打破了许多奥运纪录，”她说。“这样的成绩是不是跟奥运村等各个保障的内容有关？”
你可以猜到答案。
西方记者提出的敏感问题几乎没有得到答案。中国记者经常收到流畅的、大段的回应。（德雷尔说，在官员接受采访前，中国媒体常常服从事先提交问题的要求。）
周六上午，一名中国记者向主办委员会发言人赵卫东提问，对于有些运动员表现出色，有些运动员表现不佳的事实，他有何评论。
在举行冰壶比赛的国家游泳中心，电视台工作人员在媒体区架起了摄像机。 Gabriela Bhaskar/The New York Times
“我想跟大家崇文一个奥运的历史故事……”赵卫东开始了两分半钟的独白，将1908年奥运会的故事讲成相互尊重十分重要的一课。
记者往本垒正中掷了一个快速球，赵卫东把它打出了球场。
然而，会议意外地以愉悦的方式结束了。
被允许提出最后一个问题的美联社记者走到麦克风前向中国发言人提问，并且出乎意料地询问了食物：奥运村有犹太和清真食品吗？
毕竟，记者们的兴趣偶尔也会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