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和普京通过几次私人接触，颇有一拍即合之感"
如果说，北约在当初的扩张中，适当采取措施对俄罗斯进行某种技术上的安抚，也许不至于到今天给普京在侵略了乌克兰之后还振振有词扮演“受害者”的机会，同时又使西方这次在乌克兰危机中显然被普京牵着鼻子走。这一切，跟北约当时在扩张中并没有认真思考俄罗斯可能的反应，也是出于短视的习惯，没有认真地处理好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遗症的表现。
而西方国家对华政策中，也有类似的做法。如果当初对中国没有坚信用贸易能改变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那今天的西方与中国的状态也会大不一样。
而更令人沮丧的是，西方的一些分析家们继续在犯误判或者对某种现象轻描淡写的错误。 当然，误判不仅指对现实的错误解读，也包括了对未来的错误预测。而有时，即便判断是正确的，也被政治短视而迷误，于是乎出现头疼医头的短期措施，而非追求需要经过长期努力的目标。 以2015年达成的明斯克协议为例。当时，对欧洲各国来说，目的就是早点让乌克兰太平下来，哪怕这种太平是表面的、临时的也行。于是，便出现了明斯克协议。但是该协议至今无法认真贯彻，而俄国则指控基辅没有落实协议。
中俄高峰会议以及错误的解读
有的为这次北京在乌克兰危机中如此明显站队莫斯科，觉得出人意料。有的则持有相当大保留态度，因为觉得中俄之间与其说是友谊不如说是互不信任。有的则安慰自己，“中国并非无条件地支持普京”。至于美国安顾问苏利文则更是发出了空洞的威胁：中国若被视为支持俄罗斯攻乌，或需付代价。
所有这些反应，都说明一点，西方分析人士对历史细节不熟悉，对习近平和普京这两个掌握着世界上地域庞大的国家的领导人不了解，对最近几年的微妙发展更是陌生。
透视中俄关系
俄罗斯人本来是一点不推崇中国的。而且在心理上，俄罗斯人一直认为自己的心是往欧洲靠的，而不是向亚洲。但是，这种情况在近15年来有了巨大改观。而这个改观得感谢普京一人。话再转回来。2012年上台时的习近平的目光也不是一开始就朝着俄罗斯的。习近平当初的想法是紧盯着技术和军事上最强国美国，通过“友好”关系，不断从那里获取最好的技术。于是他就向美国提出了所谓“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倡议，而这个大国就是指美国和中国，俄罗斯根本排不上号。
但这一切，显然被世界政治的变化而改变。 习近平在奥巴马那里就他的倡议吃了闭门羹。至于后来特朗普更是把他折腾的不行，而今天拜登的手法也不比特朗普差。于是乎，在2013年习近平开始尝试跟俄罗斯和普京合作。通过几次私人接触，颇有一拍即合之感。于是，出现了很多超越一般国家领导人关系的做法。比如说，普京说，在任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给他亲自送生日礼物，而习近平却这么做了。 当然，后来的你来我往，这里就不谈了。至于普京，显然成了中国的伟大经济成就的推崇者。是他说服了俄罗斯的领导阶层以中国为友，而且是要成为亲密朋友。
当然，这种变化不仅是两个人关系的结果，也是西方世界对中俄在政治上的变化的反应。特别当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开始对中国限制，中国在技术转移方面除了在欧洲找出路，也不得不转向俄罗斯。当然，俄罗斯在军事技术方面对中方一直小心翼翼，但至少两国合作制造CR929大飞机，尽管在各家该有多少市场份额问题上吵了架，而且没有西方关键部件是否成功，还是个问题。
中俄峰会前后达成的共识
中国是全球经济大国，广东省的GDP就超过俄国。中俄两国在投资和技术领域的优势是不对等的。但两国确实也有一定互补性。况且中俄两国目前在世界上处境都不怎么样。所以抱团取暖也是必然的。
众所周知，普京在2月4日访华。在冬奥开幕式开始的一小时，习近平和普京目睹了15个合作文件的签署，内容涉及反垄断、贸易、外交、可持续发展、消费者保护、农产品、体育、能源、航空、讯息等一系列领域。习近平和普京在当日的峰会后发表的、被称为是战略性文件的联合声明中，表示中俄的友谊和合作“没有限制”，他们的关系”优于冷战时代的政治和军事联盟”。同时，声明称中国支持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扩张，并同意俄罗斯关于北约不应该接受新成员国的看法，虽然并未指名乌克兰。普京在声明中支持中国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这份文件还表达了对美英澳（AUKUS）三方安全条约的担忧。
细看这份文件，中国无疑是普京目前困局下的最大的得利者。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中国对天然气在未来20年内需求旺盛。而这次签署的协议，则填补了中国的能源需求。同时，也让俄罗斯以后能降低对欧洲市场的依赖，从而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来自欧美的制裁。据悉，2015年中俄贸易结算近90%使用美元，2020年已跌至46%。欧元结算占比升至30%，人民币17%，卢布7%。而中国正试图将俄罗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实验品。很显然，普京在这方面将会作更大的让步。 因为如果要绕过美元，中方在越来越多的交易中会要求卖方接受人民币来结算。
在贸易额方面，习近平提出今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500亿美元的新目标。这比以前提出的在2024年达到2000亿美元，又跨进了一大步。而对俄罗斯来说，这有点太过分了。倒是普京比较现实，他说，俄罗斯远东地区每年可以向中国供应100亿立方米天然气，又说有信心俄中的贸易额，将会达到2000亿美元。要知道， 2021年中俄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而2003年中俄的贸易额还不到160亿美元。所以不管是习近平的目标还是普京的目标，都是相当大进步。
当然，联合声明中，俄罗斯还是留一手的。比如说，俄国在联合声明当中把印度放进来，宣称是在“俄印中架构”上增加与中国的交往。这并不使中国感到爽快。
但是， 俄罗斯这次做的让步是比较大的。其中之一，就是俄罗斯的后院中亚。
习近平在1月25日与中亚五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达成协议，并宣布未来3年向中亚国家提供5亿美元无偿援助。而这个之所以成为可能，没有普京的首肯是不可能的。而这次，该五国元首均有出席冬奥开幕式并与习近平会面，同时，哈萨克斯坦官方在冬奥后开幕式后表示，中方已接受总统托卡耶夫邀请，习近平将于9月出访该国。 可以想象，今后中国在中亚的一带一路项目回旋余地将更大。
北京新的乌克兰政策
尽管这次联合声明只字没提乌克兰，但客观上中国已经在调整对乌克兰的政策。 有的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同受俄罗斯威胁的乌克兰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北京也从未承认过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半岛的吞并，毕竟这有悖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原则。这个看法实际上已经老化了。 如笔者上次的评论指出的那样，中国之所以至今没有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领土，主要是因为中国因为台湾的关系而不接受普京把克里米亚的“回归”看成是公投的结果。 当然，中国本来跟乌克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中国2014年以来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持中立立场，但近几年已有变化，中国已派出商界代表团同当地政府“建立伙伴关系”，并且，中国企业同当地政府就与当地企业建立关系达成了共识，还计划投资当地疗养产业。而这一切只是没有公开化而已。中国此举一方面是对乌克兰政府决定将中国企业收购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商马达西奇（Motor Sich）国有化的回应 ，而另一方面是中国在俄乌之间作的一个新的平衡。
而随着疫情的消除，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游客将涌入克里米亚半岛，客观上，也是支撑那里的经济 – 而这是俄罗斯所求之不得的。 当然，考虑到受国际制裁，有的中国公司向克里米亚出口商品后， 或者在旅游公司在结算和汇款上将会遇到极大困难。北京正好借此机会推广中国的人民币结算。当然，中国在做这些事的时候，都是静悄悄的，“只做不说”，因为中国在乌克兰的生意也不少。
情景设想
总之，这次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强化，主要动力来自俄罗斯。但是，客观上，习近平今后面临的问题和压力也不小。所以两者靠近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必要措施。而这些变化，将对欧洲的能源市场，对亚太地区的安全都有着直接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关于乌克兰危机和今后亚太安全局势，笔者可以想象如下的情景：
俄罗斯经过几次跟西方的谈判，并不凑效。但普京也不敢真的打这么一场战争。但他很可能会加强将顿巴斯纳入俄罗斯的工作，并增加对该地区的军事援助。当然，普京并不会因为自己对西方的恐吓不起作用而感到脸红。然而，通过这个闹剧，他至少可以向国内自己的人民展示，俄罗斯是北约东扩的受害者。
在危机期间，俄罗斯认真考虑如何应对西方国家随后的各种制裁——这样，克里姆林宫不得不在能源、技术、金融和军事方面更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作为对中国慷慨的回报，在时机成熟时，俄罗斯将来也许会在日本海和台湾海峡派出自己的海军，策应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换句话说，目前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在军事行动上的立即协调也许仍不可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成为现实。今天的乌克兰危机已经使俄中关系进入了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而在这同时，威权和民主阵营之间的对话和沟通窗口越来越小。依赖于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欧盟国家，将变得更加脆弱。
当然，如果西方的政策制定者们如变迄今为止的思路，那也许乌克兰危机和亚太局势有如下发展的可能：
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盟，意识到自2014年以来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是没有像二战后美国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那样扶植乌克兰的经济。因此，自乌克兰目前的危机开始以来，基辅已经并将从西方国家获得相当数量的军事援助，并将在未来三年内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数量大幅增加。同时，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还将实现经济复兴。而俄罗斯随着乌克兰经济复苏后也被迫软化其外交政策。因此，会出现一种双赢的局面：即欧洲和俄罗斯之间有一定程度的趋同，同时与乌克兰的关系也会有所缓和。
与此同时，随着欧洲国家增加与台湾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以及美国加强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台湾的地位将得到巩固。军事力量得到加强，北京政府考虑到以武力夺回台湾的代价太大，并很可能因此而影响稳定。于是，本来金灿荣口中的“2027年一定武力夺回台湾”的计划将再次被推迟。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