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9日，美国纽约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曼哈顿华盛顿广场欢庆毕业时刻。图/中新）文/陈雪莲
从美国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的《江城》，到90后美国人戴三才(Zak Dychtwald)的《中国后浪》，近年来这些书的问世，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中国青年一代的特别关注。
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和中美关系降到低点的背景下，美国学者李成进行了关于中国青年的调查研究。“实际上，我和戴三才的观察有相似的地方，他观察的是‘千禧一代’，也就是1980年到1995年出生的人，而我更多地是研究更年轻的00后们。但无论怎么划分，现在的青年一代，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独一无二的。”
李成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布鲁金斯是全球综合排名第一的智库，其对美国政界、企业界的对华态度与策略都有重要影响。作为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百年来首位华裔主任，李成对中美两国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曾在外交学院的“美国知华派学者”名单中位列前10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他提到了自己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美国鹰派的对华政策如何疏远了中国青年》。
中国新闻周刊：是什么契机促使你研究当代中国青年？作为一位年长的华裔学者，在研究中国青年的过程中，是否有一些与自己的经历相比较而带来的感慨？
李成：我的研究动机之一，是挑战那些认为中国青年没有创新能力、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想象力的刻板印象。中国青年，特别是生长在数字时代的第一代人，我们把他们称作“数字原住民”，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信息敏感，在西方学习过，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程度之深，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对西方文化有自己的判断。西方在教育、电影、体育等很多方面对他们影响非常大。然而，在美国话语体系中，一说到中国青年，就被描述为“被洗脑的民族主义者”，这种偏见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从事中国青年研究的第二个原因，的确与我自己留学美国的经历有关。那时候世界还处于冷战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才刚刚开始。1984年，里根总统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我1985年就自费来美国留学，当时中国赴美的留学生还是非常少的。初到美国，我就感受到巨大的反差。记得当时我从旧金山机场一出来，就看傻眼了，美国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而上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还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呢！我当时随身只带了三十多美元，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留学生，大多数人也就只有这么点儿钱。
到了1990年代至2000年，第二代留学生纷纷出国深造，那已经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期。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教育交流达到了顶峰。那时候赴美学习的第三代中国留学生是平视西方的，由于中国的经济变得强大和中产阶层的崛起，他们对自己和国家充满信心和希望，但也难免出现了一些傲慢与偏见，我对此也曾有过担心。但我的研究表明，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非常多元，他们就读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家庭背景，有各种理念和价值观。因而，对他们做简单化的评论是不公平的。我当年留学的经历和他们对比所形成的反差，让我更想去了解这一代中国青年。
促使我研究中国青年的第三个原因是，过去十几年我一直在编一套英文版的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中国学人丛书”，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政治、法律、社会、人口和经济等。其中2021年刚出版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学者李春玲所著的《中国青年：多元与分化》，最近围绕着此书的面世，我也写了一些关于中国青年的文章。
（2019年7月25日，来自中、美分赛区选拔赛晋级决赛的中美75支团队、300余名中美青年创客，在北京参加“第六届中美青年创客大赛总决赛”。图/中新）
中国新闻周刊：民调显示，29岁以下的美国青年，对中国的好感度比30～40岁、50～60岁年龄段的人，要高出20%～30%。美国90后、00后对中国好感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李成：“好感度高出20%～30%”这个数据，由一些美国民调机构和我本人15年来分别做的几次调查问卷得出，而最近的数据也是“高出15%”，这个结果无疑是正确的。原因有这样几点：
第一，美国青年的冷战思维不像前几代人那么强，前几代美国人是在冷战时期的1980年代中叶长大，他们中有些人经历过古巴导弹危机等。第二，现在的美国青年比较自由开放。例如，参加2016年和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民主党参议院伯尼·桑德斯最多的支持者就是青年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青年受保守的极端宗教的影响比较小。第三，美国大学里中国留学生的比例很高，这个比例在有些美国大学占到外国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三四十。美国学生与中国学生接触久了，就会发现他们跟自己有很多共同之处，美国青年通过对他们的中国同学的了解，加上接触到中国的功夫电影等文化、Tiktok等科技产品，对中国的陌生感消失了，而且并没有感觉到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
但我还想补充的是，和一般美国民众不同，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的年轻议员或对华事务的年轻官员，主要是80后，他们中很多人属于反华的鹰派。这是由于他们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目前美国的战略定位把当中国作为对手甚至敌人；二是研究中国的美国人，在读大学时，是在美国学界主导的定量研究中成长的，这就造成了很大的误区。你要研究一个国家，首先要深刻了解它的人文地理、历史，你要居住那里、跟那里的人有交往，而不能仅仅靠数字和统计学来研究一个国家。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你对中国90后和00后青年的研究，他们的物质消费观和价值观有何改变？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李成：我给哈佛大学的90后学生讲课的时候说，“你们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苏州的同龄人，可能和你们很像。”中国的青年人在物质消费观念和价值理念上，跟他们的父辈非常不同，这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代中国青年是在富裕社会中长大的。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了22.8倍，GDP增长了33.5倍。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一个世界上中产阶层人数最多的国家。第二，90后和00后是在中国高校扩招背景下接受教育的一代。1998年，中国高等教育的的毛入学率是9.76%，而到了2018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48%，全国近一半的年轻人可以读大学。第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潮，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17%，2020年是62% 左右。青年人成为城市化的生力军。第四，这一代青年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独生子女一代，2010年，中国独生子女总数已达到1.5亿人。第五，数字原住民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基于血缘和地域的传统农业时代的社会关系被改变，青年一代带领他们的父辈进入数字时代。青年的公共社会交往中心从过去的大型公共空间，转移到某个主体为中心的小型私人空间、虚拟空间。
以上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当代青年的物质消费观念和价值观必然发生革命性的根本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研究指出，今天的中国青年爱国而关注社会进步议题，美国青年是否也一样？
李成：中美青年一代都更加关注社会公平与权利，这与中美两国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有关。在美国，年龄大的白人往往很保守，有种族歧视倾向。美国的黑人、亚裔等少数族裔对社会公平正义更加敏感，这跟他们在美国社会的边缘地位密切相关，他们非常强调投票权，不得不发声，抗议针对他们的种族歧视甚至言行暴力。
中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潮，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进入城市。如果你是来自于农村，你一定会对城里人的各种歧视特别敏感。我们在讲青年人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在理论上是讲得通的，但在现实之中，特别是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我们不要忘了，中国青年群体是很多元的。有些人完成了物质上的需求，但有一些人还没有实现这一点。特别是一些边缘化的青年人群。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青年，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另一方面，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对气候变化等问题更加敏感。同时，在男女平等、同性恋、弱势群体权利、社会公正等议题上，青年一代与他们的上一代人相比，也要关心得多，更加勇于表达自我。
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青年人关注社会进步议题、思想多元化，对未来世界格局来说都是好事。例如，现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遇阻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人类在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时，没有更多地积极参与，无法实现团结合作。
中国新闻周刊：中美两国青年未来合作的领域有哪些？如何推动中美关系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李成：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前，各国内部及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全球化“脱钩”现象，并导致激进的民粹主义、种族歧视、极端民族主义等情绪，这些情绪如今还在继续上升。而新冠疫情的持续加重，也进一步造成不同国家在数字经济、公共卫生包括疫苗的分发和网络教育等方面的差距，更大程度地加剧了不平等和分化。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更应该强调人心相通的地方，而不是夸大差异，需要更有同情心、同理心、更多换位思考，要相互尊重对方，而不是彼此妖魔化。
为此，中美首先要强调交流。教育交流和民间交往是中美关系重要的推动力。通过教育交流和民间交往，中美两国能够加强彼此了解，避免误解、误判，找到更多共同点。对于代表着未来的两国青年而言，能够在这些交流和交往中做得更多。
从历史上看，中美体育交流对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作用不容小觑。早在50年前，中美两国的“乒乓外交”已经为我们开创了先例。近的来说，2020年1月26日，美国职业篮球明星科比在飞机失事中去世。数据显示，当时中国搜索引擎百度上对科比的搜索量有700万次，是处于疫情之初的“新冠肺炎”搜索总和的6倍多。新浪微博上关于科比去世的搜索量高达10亿次，比当时处于第二位的“新冠病毒”的搜索量多了两倍多。由此可见，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对这位美国篮球明星的尊重和喜爱，远超想象。
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科比的体育天赋，更因为科比在中国的影响力。科比和宋庆龄基金会合作，在中国设立了科比中国基金会，他向2008年汶川地震捐了很多钱。科比的小女儿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令中国人感动。与此对应的是，美国民众也非常热爱中国篮球明星姚明。
中美青年的文化交流也能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上世纪70年代，打开中国对西方音乐之门的，是美国费城交响乐队的首次来华访问，促使中国一代青年人开始学习西方音乐——弹钢琴、拉小提琴。而现在很多世界著名的华人音乐家，包括钢琴家郎朗、大提琴家马友友等等，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
这些现象给我们的启迪是，民间交往、教育交流、文化交流、旅行业的促进，都能增进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在以上这些领域，青年能够成为中美交流主要的推动力。
中国新闻周刊：对美国政策制定者需重视中国青年对美国的看法，你有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议？
李成：美国政策制定者脱离了中国青年人，或者将中国青年一代中的很多人推向反美的一方，这样的情况到底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是不是有利于中美两国的发展？这种政策的确值得反思。对此，我有一些建议。
首先，要先把美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美国真正要影响中国的话，就不要用双重标准，把自己的事做好，比什么都重要。其次，美国政府要谴责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包括仇恨亚裔的言行和暴力。同时，FBI不能把“中国项目”用于种族定性，要取消阻碍和为难华人、华裔学者的政策。
此外，要加强和中国的民间交流，继续打开大门，欢迎中国留学生和学者来美国大学学习交流，不要有各种限制，因为大学本身就是开放的。同时可以派更多的美国学生到中国去进行长期学习和交流。也要建立两国青年之间的各种对话机制，尤其是促进中美两国青年讨论气候变化、流行病或瘟疫、核武器控制、经济和社会的鸿沟等国际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