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在世界舞台上重新崛起的中国。当时国际奥委会将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授予时，国际奥委会预测奥运会可以推动中国改善人权，而且中国的领导人们也暗示会在人权问题上做出改进。
北京冬奥会在一周后开幕，新冠疫情已经在全球持续了两年之久，中国这一次也没有对改善人权的问题高调做出承诺。奥运会会提醒世人关注到中国的崛起，但也让人们注意中国对公民自由的漠视。美国在全球率先带头对北京冬奥会采取外交抵制。去年12月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称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镇压构成了“种族灭绝”，并呼吁美国政府在联合国采取行动。
人权组织指控中国政府在新疆大搞强迫劳动、大规模拘禁和酷刑。中国官方则回应说，这些指控都是“世纪谎言”。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强，这个国家似乎不再需要像14年前那样担心全球的监督。新冠疫情让中国官方更方便对奥运会采取更多的控制，特别是将来访的记者隔离在一个防疫“泡泡”中，让他们与普通的中国人无法接触。
国际奥委会在决定将第24届冬奥会主办权授予北京时几乎没有其它选择可言。当时，挪威和瑞典因为国内政治原因或者主办成本问题自行退出竞逐，而瑞士和德国的公民都投票反对申办冬奥会。
国际奥委会成员在北京和哈萨克斯坦城市阿拉木图之间做出选择，最终北京以44票比40票胜出，获得冬奥会主办权。这让北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将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称将冬奥会主办权交给北京是一个“安全的选择”。中国为了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花费了400亿美元。
国际奥委会允许中国逃避人权监督。从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始，各城市必须遵守《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然而，中国在2015年被选中时却没有受到这些规则的约束。
曾参与鸟巢设计的中国艺术家、异见人士艾未未对美联社表示：“如果中国再举办奥运会，那已经不是2008年时的中国了。”他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更进一步偏离了民主、新闻自由和人权，现实变得更加残酷。”
2008年，中国官方还同意设立“抗议区”，尽管这些抗议区从未被使用过。奥运会举办前一年多，中国还取消了一些报道限制。官方还为记者提供不受审查的畅通网络。而在2022年的冬奥会就大不相同了。虽然提供互联网连接，但是记者们被限制在一个严密的防疫“泡泡”中。中国主办方已经对外国运动员发出警告，发表任何违反中国法律的声明都可能受到惩罚。另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机构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报告称，北京冬奥会官方App“冬奥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其中包括数据传输加密手段不完善，可能导致奥运选手、记者及体育官员成为黑客入侵、隐私泄露及监控行为的对象。还有一些国家的奥组委建议本国运动员和随行工作人员不要携带个人笔记本和手机前往北京参加冬奥会。
国际奥委会可以从冬奥会赞助和转播权中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它很少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奥运会组织方，而在中国奥组委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奥林匹克之梦》一书的作者徐国琦指出，“虽然习近平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但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是北京冬奥会”。
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高敏(Mary Gallagher)说，美国的民主现况和新冠疫情的肆虐进一步鼓舞了中国。她对美联社表示：“美国出现的多重失败激发了中国新的民族主义和信心。”她指出：“中共对信息的严格控制使这些变得更加有效，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被注入‘正能量’，同时只报道其它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负面消息。”
北京方面一再表示，奥运会是一场体育盛会，不应对其掺杂政治因素。中国官方称，向奥运会掺杂政治内容有违《奥林匹克宪章》，而实际上，中国曾在1980年抵制过莫斯科奥运会。
美国莱特州立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罗曼（Laura Luehrmann）对美联社表示：“体育和政治就是混在一起的。政治是关于有限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最明显的就是权力和决策，但也包括财政。而体育关系到的是权力和金钱，即便它常常被颂扬为运动成就。”
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车维德（Victor Cha）说，中国批评其它国家将体育政治化，这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只看到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他说：“虽然全世界都希望体育不沾染政治，但是正如作家乔治·奥威尔所写过的：‘体育就是没有枪炮的战争。’”
（美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