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阿富汗小说家兼教师Jahish Sahar Samir在Facebook上发帖，以仅仅4,000阿富汗尼（约合300港元）卖掉了自己收集多年的藏书，里面包括100本诗选和小说。2021年12月4日，Samir又一次在Facebook发帖卖东西，这一次，他卖的不再是身外之物，而是自己的肾。

2021年8月塔利班夺取阿富汗政权以前，Samir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Kabul）的一间私立学校教授文学，他还是喀布尔笔会（Kabul's Pen Society）——一个诗人和作家团体的成员。但自此之后，学校关闭，Samir丢了工作，接踵而至的残酷现实容不得想像与写作的空间：“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挑战，所有（生活）成本不断累积。食物、房租、冬日取暖，一切都很艰难。”Samir告诉《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记者，他停下了手中在写的小说，开始当起了街头小贩、擦鞋匠，却都无法让他养活家里人。和许多阿富汗人一样，他选择卖掉自己的肾。

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失去生计的人比比皆是。干旱、新冠疫情和塔利班夺权以来阿富汗受到的经济制裁给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国际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本月指，8月以来阿富汗已有50万工作岗位流失，预计在最坏的情况下，工作流失数量可能在今年年中达到90万；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的急剧上升还造成食品价格飙升。联合国驻阿富汗大使表示，阿富汗正在“经历该国当代历史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在阿富汗的各个城市里，民众变卖的电视、冰箱、地毯和各类家居电器在街上排成一排；在三分之二阿富汗人居住的农村地区，一场三十年来最严重的旱灾使得农民无庄稼可收、食物产量受创、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卖女儿给陌生人家、买卖肾脏成了许多走投无路的阿富汗人养家糊口的唯一选择。



2021年11月29日，在阿富汗赫拉特，一个家庭在他们扎营的灾害局办公室外准备茶水。随着冬季的深入，阿富汗的严峻形势正在恶化。随着美国支持阿富汗政府的倒台和塔利班的接管，冰冷的气温加剧了螺旋式下降的痛苦。援助团体和国际机构估计约有2300万人（占全国的一半）面临严重的饥饿，近900万人处于饥饿的边缘。（AP）

“一个肾”的村庄

在过半人口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的阿富汗，卖女儿给其他人家做妻不是新鲜事，为生存而卖肾也算不得奇闻——尤其是城市以外的广大乡村地区。

几年前，由于实在太多村民卖肾，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Herat）郊区的Se Shanba Bazar成了当地人口中“一个肾的村庄”。

据《纽约时报》报道，仅在Loqman Hakim医院，官员就吹嘘过去五年间，医院执行了超过1000次肾脏移植手术。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通常费用，Loqman Hakim医院会提供廉价但劣质的手术服务。医院会负责进行肾脏摘除、移植以及双方患者最初的恢复护理，不管是否涉及非法的肾脏交易。

卖肾者的医疗费用由买方支付，但在恢复病房待上几天后，就会出院回家。医生表示，接受移植的患者如何获取捐赠者同意与医院无关。“这不关我们事。”——Farid Ahmad Ejaz医生这样说。Ejaz医生的名片上，赫然用英文写着“阿富汗肾脏移植创始人”的头衔。

赫拉特省（Herat Province）公共卫生官员Asif Kabir称，每宗肾移植手术费用为40万阿富汗尼（约合3万港元），此外再加上肾脏的价格。医院的财务经理Masood Ghafoori承认，院方可从这些手术中赚取可观的收益。



图为12月14日，阿富汗瑙堡（Qala-e-Naw）Guldasta一家。Guldasta让丈夫带着8岁的儿子Salahuddin到市集寻找买家。“我不想卖掉儿子，但我一定要这么做。”Salahuddin眨了眨眼，他和其他7名兄弟姊妹都默不作声。（AP）


卖肾者增加

塔利班夺权以来，存在多年的非法肾脏贸易活动又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阿富汗人为衣食不得不考虑卖肾肾脏，肾脏的市场价格却越来越低。

四个孩子的父亲Taheri正在寻找买家卖肾：“好多天以来我一直在问赫拉特的私立医院需不需要肾。我甚至跟他们说如果他们急需，我可以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他们。但我还没有收到回复。”这位27岁的父亲说：“我要让孩子吃上饭。我没有其他选择。”

《卫报》报道指，原来3500至4000美元（约合27,000至31,000港元）一个的肾，已经跌到了不到1500美元（约合11,600港元）。一位匿名医生表示：“最近，赫拉特（省）想卖肾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大多住在无家者营地、在赫拉特的贫民窟。顾客们也会主动去这些营地寻找便宜的肾脏。”

“没有人愿意把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交给别人。”28岁的前建筑工人Mir Gul Ataye在做完肾移植手术以后说：“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羞耻的。”

术后的Ataye疾病缠身。空荡荡且没有灯光的房间里，四个孩子蜷缩在他面前的混凝土地面上。陪伴着他的还有疼痛和甩不开的虚弱感：“我一直在生病，而且无法控制小便。”有一天晚上，难以忍受剧烈疼痛的他用头撞击墙壁，以致于头骨骨裂。

三个月前他用肾换来了3800美元（约合3万港元），但如今，和许多卖肾者一样，术后的身体状况更断掉了他讨生计的可能，几乎举不起超过10磅物品的Ataye已经不能再回去建筑工地，赚取此前每天5美元（约39港元）的收入。



2021年11月8日，在阿富汗喀布尔的Indira Gandhi 医院，Walima看着她营养不良的1岁儿子哈利勒。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高级官员Mary-Ellen McGroarty 说，阿富汗正面临着一场“饥饿海啸”。2022年1月13日，粮食计划署敦促国际社会将政治讨论与人道主义需要分开，确保阿富汗所需的数十亿援助。(AP)


默许与鼓励

尽管肾脏买卖在许多贫穷的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但法律规管和道德考量往往使其作为地下交易存在。但长期法治缺失之下，赫拉特的肾脏买卖几乎被摆到台面上进行。

赫拉特省公共卫生主任Abdul Hakim Tamanna承认阿富汗肾脏黑市的兴起，但表示政府对此几乎无能为力：“缺乏法治，围绕这个过程的监管缺位。”他补充说：“不幸的是，这在贫穷国家很常见。”

去年5月，阿富汗前总统加尼（Ashraf Ghani）指派了一个调查非法肾脏交易的代表团，民间社会活动分子Sayed Ashraf Sadat作为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赫拉特省调查发现，不少阿富汗卖肾者的肾脏实际上流入境外：“有证据表明，一些人被鼓励出售他们的肾脏，这些肾脏被带到境外，他们的肾脏以20万到40万阿富汗尼（1.5万至3万港元）的价格出售。“医生们也参与了非法交易。但不幸的是，由于安全形势的恶化，我们的调查被停止了。”

如今，在塔利班夺权后的这场人道灾难中，肾脏买卖更难以遏制，其背后涉及的道德问题在人们存亡关头显得不值一提。“阿富汗肾脏移植创始人”Ejaz医生说：“阿富汗人民为了钱已需要卖儿卖女，卖肾相比之下算得上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