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宁南山（ID：ningnanshan2017），作者：深圳宁南山，原文标题：《两次产业转移和历史的惯性--重庆为什么工业增加值全国第四》，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这几年如果比较全国城市的工业增加值（不是产值），基本上就是上海，深圳前两位，苏州第三位，那么第四位是谁呢？是重庆。
位于内陆地区的重庆，工业增加值超过了广州，武汉，南京，杭州，天津等城市。
为什么重庆的工业增加值会这么高？这不仅跟重庆目前的发展态势不错有关，同时也是跟历史上的民族工业发展和积累是分不开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历史的惯性。
重庆的工业化起始于抗战时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沿海工厂从各省份迁移到四川（当时包含重庆），尤其是军事工业，承担了抗战时期的作战需要。
下图是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统计的国民政府兵工署下属军工厂，统计共有8.77万名员工，2.29万台设备，可以看出高度集中在四川尤其是重庆地区。
图中的兵工署第一工厂，1945年8月统计有5071人，主要生产中正式步枪，掷弹筒，炮弹，手榴弹等，其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汉阳兵工厂，该厂在抗战中先是搬迁到湖南辰溪，然后部分搬迁到重庆，变成了第一工厂。
该厂1949年初改名为296厂，根据苏联提供的莫辛-纳甘M1944卡宾枪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资料，仿制成功了新中国第一款制式步枪：1953式步骑枪，并且在1954年开始批量装备部队，开启了中国国产制式步枪装备部队的序幕，该步枪后来逐渐被56式枪族替代，同时也援助了一些给越南。
并且296厂之后根据苏联的SKS半自动步枪在国内第一家成功仿制生产了56式半自动步枪，作为56式枪族的主力成员大量的装备部队。
从汉阳造，53式步骑枪，56式半自动步枪到95-1式自动步枪，历史真的是有惯性的。目前除了生产军工产品之外，该公司民品主要产品有汽车转向器、传动轴、中间轴、脚踏板、CVT等，是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吉利汽车、比亚迪汽车、耐世特、博世、蒂森克虏伯等企业的供应商。
钢迁会（钢铁迁建委员会）由湖北的汉阳铁厂和上海炼钢厂等企业，陆续迁移到重庆后合并而成，位于重庆大渡口，是抗战时期后方最大的钢铁厂，这也是当时重庆人数最多的工业企业；巅峰期，员工人数超过1.5万人，到1945年8月有员工12281人，相比其万人大厂的员工人数，该厂的钢铁产能并不大，1940年～1945年累计产生铁96057吨，产钢为28657吨。
之所以人数众多，是因为该厂是一个联合钢铁生产企业，掌握了钢铁上下游的全流程生产，也就是并不只是冶炼钢铁，还包括发电部门，焦炭生产，耐火材料和水泥制造，以及适用于马克沁重机枪和迫击炮的各种类型的钢材制造，保留了民族钢铁工业的发展平台。
下图为抗战时期的紧张生产，重庆钢铁公司档案馆供图：
不少在该厂工作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后来成为新中国民族钢铁工业的骨干力量，像钢迁会的工程师靳树梁，抗战全面爆发前曾被国民政府送到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和克虏伯公司旗下的钢铁厂学习，尤其是当时占了德国铁产量十分之一的莱茵村钢铁厂期间，靳树梁做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并写出详细的考察报告，这份报告迄今珍藏在鞍山钢铁公司。
靳树梁抗战时期在钢迁会工作之后，又出任云南威远钢铁厂厂长，抗战胜利后负责接收鞍钢，是鞍钢恢复生产的六个核心技术人员（职位为协理）中担任第一协理，可以说是鞍钢事实上的第一任总工程师，后在1949年出任辽宁本溪煤铁公司首任总工程师，之后担任十几年的东北工学院院长（现在的东北大学），成为中科院院士。
钢迁会后来发展为重庆钢铁公司，1950年该公司生产出新中国第一根钢轨，1952年新中国第一条通车的铁路成渝铁路，全部的五万多吨钢轨都是由该厂提供（当时改名叫101厂），该厂因此项目获得新中国重工业部颁发的第一张一等奖奖状。
兵工署下属人数最多的军工厂是兵工署第21兵工厂，位于重庆市，1945年8月统计员工人数高达10370人，设备3424台，这家公司原来位于南京，名字叫做金陵兵工厂，在1937年搬迁到重庆，这家工厂的迁移过程也是惊心动魄，总计设备和物资高达4000多吨，当时南京城内在大批撤离，运输资源极为紧张，在卢作孚的四川民生物流公司积极配合下，基本得以保全和顺利撤离。
厂长李承干是湖南长沙人，我国著名的军工技术专家，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后在汉阳兵工厂和南京金陵制造局工作，后出任南京金陵兵工厂厂长，是国民政府的嫡系军工工厂。
李承干在建国后是新中国第一任计量局局长。
第21工厂在建国后改名叫做长安机器厂，也就是现在的重庆长安集团，也是目前（2022年）重庆最大的制造业企业。
还有个兵工署第10工厂，是1937年从湖南株洲迁移到重庆的，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有员工2734人，该厂建国后改名叫做江陵机器厂，后来在1994年和长安机器制造厂联合成立了长安汽车制造公司。
当时21工厂为了培养技术工人，1939年1月在重庆恢复艺徒补习班，一个月后改名为工人补习学校，校长由李承干兼任。
1940年9月18日，第二十一兵工厂工人补习学校奉命改为兵工署第十一技工学校，校长仍由李承干兼任，校务主任为张禄康。第十一技工学校对外又称士继公学，该校就是今天的重庆理工大学。重庆理工大学学报在2010年还发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现代兵工的开拓者：记重庆理工大学创始人李承干先生》。
另外，兵工署第21兵工厂有一个技术员，叫做任新民，后来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后成为23位两弹一星元勋之一，同时也成为中科院院士。
抗战期间兵工署这些遍布在各省的下属兵工厂生产中正式步枪，马克沁重机枪，捷克式轻机枪，各种子弹，手榴弹，并且总共生产以迫击炮为主的各类火炮1.5万门（主要在重庆的第10兵工厂，第21兵工厂和第50兵工厂三家生产）。
尤其是主要由重庆第21兵工厂生产的八二毫米迫击炮，以及主要由重庆第10和50兵工厂生产的六十毫米迫击炮（60炮），是当时产量最大的两种国产火炮，这两种均是中国仿制欧洲国家迫击炮而来。
另外仿制了日本的掷弹筒，命名为二七掷弹筒（掷弹筒其实就是轻型迫击炮，介于迫击炮和手榴弹之间的一种武器，计算产量时不会被列入火炮的行列，重量轻但是精度差，可以认为类似于抛射手榴弹），二七掷弹筒投射距离50～220米，比手榴弹要远。
如下图就是中国士兵使用掷弹筒，掷弹筒是当时日本军队普遍装备的制式装备，适合火力，基础设施和车辆数量均不如欧美国家发达的亚洲国家使用，因此中国对此进行了大量仿制。
位于重庆的第30兵工厂是生产二七式掷弹筒的主要工厂之一，如下图，其在产量巅峰的1939年，除了生产超过150万枚手榴弹之外，还生产了超过1万门二七式掷弹筒，同时制造了超过八万颗二七式掷榴弹。
另外兵工署第50厂是专门生产火炮的工厂，该厂原本在广东省清远市，引进的全套德国机器设备，抗战全面爆发后从广东省迁移到重庆，当时的厂长叫江杓，上海人，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毕业，到1945年该厂有3890名员工，该厂解放后改名为望江机器厂，也就是现在的重庆望江工业有限公司。
抗战期间第50厂生产了接近4000门火炮（60式迫击炮最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民政府军队用于攻击日军坦克的37毫米战车防御炮，除了从德国进口整炮之外，还由50兵工厂进口钢材原料生产了90多门，该炮生产数量不多是因为战防炮的钢材中国无法生产，所以生产数量受到进口钢材的限制，但50兵工厂生产了大量可用于37毫米战防炮的炮弹。
此种武器是反坦克利器，装备了此火炮的中国军队，无需再用人员抵进炸毁日军坦克。
在抗美援朝时期，中国缺乏打美军坦克的武器，重庆50兵工厂（建国初期改名叫国营497厂，也就是后来的望江厂）根据美国的M18无后坐力炮仿制成功了57毫米无后坐力炮，后续又仿制成功了75毫米无后坐力炮，该厂1951年共供应前线无后坐力炮2014门，1952年又生产1999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供应前线超过4000门无后坐力炮。
57mm破甲弹也先后在重庆和太原地区的弹厂试制成功，1950年至1952年，望江厂共生产无后坐力炮炮弹100多万发。重庆制造的无后坐力炮成为志愿军的作战利器，使用此种武器反坦克能力大大加强，也涌现出了不少反坦克英雄。
松骨峰阻击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利用57毫米无后坐力炮对美军造成重创，美军丢下上千辆坦克和汽车，包括松骨峰阻击战在内的二次战役让第38军获得“万岁军”美誉。
五圣山阻击战，志愿军第26军战士徐忠使用无后坐力炮击毁敌坦克7辆，荣立特等功；
1951年秋季防御战役，志愿军第68军203师607团战士郑玉田，用14发炮弹击毁敌坦克8辆，被追记特等功，值得一提的是，郑玉田是1949年太原战役中从国军解放过来的战士。
1951年10月，志愿军第68军204师612团战士胡连，在文登公路伏击美军坦克，使用无后坐力炮一天击毁敌坦克4辆，创造单日单人击毁美军坦克最高纪录，荣立特等功。
这个兵工署第50工厂成都分厂，还是解放前国内唯一自研火箭炮（注意不是火箭筒）的单位，1946年时任厂长钟林（美国麻省理工学习归来）根据美国的4.5英寸火箭弹开始仿制国产火箭弹，并取得了初步成果，随后在1947年他带着研究成果投奔解放区在华北继续研制工作，1948年10月，由钟林主持在河北井陉县成立“火箭技术室”。
后在1949年根据安排调到沈阳五二工厂（即后来的724厂），继续火箭炮研制，由吕去病担任研制小组组长，组员有徐兰如，李乃暨，谢光选，房子华，李彬等，继续火箭炮研制工作。
在1950年该小组研发出我国首款国产火箭炮A3 102mm火箭炮，数量不多总计制造了五十多门，1950年志愿军入朝第一战“云山之战”，39军使用的火箭炮就是国产的，而从苏联进口喀秋莎火箭炮则是后来的事情了，这个是多少让人觉得有些意外的。
沈阳五二厂这个研发小组可以说是“重庆兵工学校校友小组”，组长吕去病是1938年毕业于重庆兵工学校，1945年留学美国归来，在兵工署第50工厂成都分厂当过技术员和工程师。
而组员谢光选，李乃暨，徐兰如分别在1946年，1938年和1941年毕业于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该校本来是汉阳兵工厂的学校，后来改为归国民政府军政部管辖，抗战全面爆发后先搬迁到湖南株洲，再在1938年搬迁到重庆，负责为抗战时期的民族兵工厂培养高级人才，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也是1940年毕业于这个学校，该校后来被并入北京理工大学。
说个有意思的后话，1956年陈赓大将到沈阳工厂视察，觉得谢光选能力不错，回北京后就向五院院长钱学森推荐了谢光选，钱学森向任新民介绍了谢光选的情况，结果任新民发现是其重庆兵工学校的校友，将其调到了五院工作，谢光选后来成长为我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中科院院士。
设计小组另一个组员徐兰如，1941年毕业后先后在陕西的兵工署第31工厂和重庆的第21兵工厂负责技术工作，后来成为东风一号导弹的核心技术人员，负责在导弹出厂证书上签字。
而李乃暨1938年从重庆兵工学校毕业后，毕业后先后在国民政府兵工署等各个部门工作，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运载火箭推进剂专家。
抗战时期的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培养出的高级人才还很多。比如1946年毕业的赵瑞之，先是在重庆兵工署第50工厂当技术员，然后到东北沈阳51厂工作，抗美援朝时期我国搞南厂北迁，该厂的枪厂搬迁到黑龙江北安，名为庆华厂。
该厂仿制苏联波波莎冲锋枪的50式冲锋枪，抗美援朝期间先后生产了三十多万支交付志愿军，极大的加强了志愿军的火力，后来雷锋的标准像上面就是手持50式冲锋枪，而50式冲锋枪的仿制技术工作就是赵瑞之负责。
赵瑞之还是黑龙江庆华厂后来仿制苏联AK47的56式冲锋枪（其实就是突击步枪）的仿制小组组长，以及我国仿制苏联而成的经典54式手枪的技术负责人，这两款枪型都是我国的一代名枪。
除了无后坐力炮之外，志愿军另一个打坦克的利器，1951年参考美国和日本火箭筒研发的90毫米火箭筒，其中90毫米火箭弹也是由沈阳的五二厂负责研制，而研发小组同样是吕去病为组长，徐兰如，谢光选等为组员的这个“重庆兵工学校团队”。
建国初期我国的首款国产火箭炮，90mm火箭筒，无后坐力炮，50式冲锋枪，53式步骑枪，核心研发人员都有抗战时期的后方民族军工学校和工业的经历，显见民族工业对于培养本土高级技术人才的作用。
另外兵工署下属的重庆第25兵工厂，1945年8月统计有职工3267人，战争时期主要生产子弹和手榴弹，解放后改名为嘉陵机器厂，也就是后来的嘉陵工业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企业之一。
总体来说，抗战时期的民族工业西迁到四川重庆地区，而重庆市受益最大，一个城市占据了中国抗战时期民族军火工业供应量的超过60%，有力地支撑了抗战的进行，而日本为了消灭中国最后的民族工业，对重庆狂轰滥炸，试图彻底的摧毁中国的战争潜力，重庆也因此付出了重大牺牲。
另外一大批国内顶尖高校搬迁到西南地区，带来了不少高水平的教授和设备，也极大的促进了该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像四川大学到1948年，在校的专科，本科，研究生竟然达到6000多人，发展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高校。
重庆大学在抗战时期则接收中央大学的师生和设备，战后部分师生和设备也留在了重庆。在解放后，国家在1964年开始三线建设时，重庆被国家列为核心的常规兵器生产基地。
在研究三线建设的资料中经常遇到“两基一线”这个名词，所谓两基一线，“两基”就是指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而“一线”则是指成昆铁路线。
按照“两基一线”的战略规划，贵州六盘水的煤炭运到攀枝花，攀枝花的钢铁运到重庆，重庆生产的兵器供应军队，生产的机器设备则运到内地三线企业。
以上可以看出重庆在三线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1964年9月国家编制的《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决定以重庆为中心的迁建新建项目有212个，其中计划从上海地区迁入的最多，达到了122个,另外从广州和南京迁入20个，从东北地区迁入27个，从华北地区迁入43个，大批职工和基建队伍从全国各地聚集到重庆，据不完全统计，重庆因为三线建设政策性迁入人口至少约50万人。
可以说在三线建设中，四川是三线建设的中心，而重庆又是四川三线建设的中心。
我之前说过，共同富裕就是产业转移，其实从重庆工业的发展历史来看，其受益于从国内发达地区的先进制造业迁入，打造了雄厚的工业基础，使得其至今仍然是全国第四大工业城市。
重庆承接了两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从创造财富的角度来看，或者说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讲，我国也应该大力促进先进产业往其它地区的转移，促使更多的地区像重庆一样发展起来。
当然了，对于工业增加值已经全国第四的重庆来说，由于电子信息制造业，新能源汽车制造业，医疗器械和制药业，以及航空航天产业等创造的财富最多，重庆要想在竞争中不落伍，也需要紧紧抓住这些产业的发展，从中持续的分到蛋糕，这样才能保持自己的全国最大工业城市之一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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