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郭晔旻，原文标题《<枪炮、病菌与钢铁>：是否说透了“过去1.3万年的世界史”》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严格地说，中信出版集团最近引进出版的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不能算“新作”了。实际上国内早已有了其他一些中文译本。但这样一个“新瓶装旧酒”的版本，到底还是有些不一样。
一方面，许多生僻的专有名字都备注了原文写法，书尾也列出了详尽的参考文献（这两者都是原来的译本付诸阙如的）。另一方面，译者（王道还、廖月娟）对语言进行了重新组织，也改变了一些译法。
比如，原来的译本在描述澳大利亚土著的近代遭遇时，采用了“澳大利亚白人社会”的提法，但新版本改成“白澳社会”，这不光是为了简洁，也是因为“白澳”这个字眼本身就体现了当时澳大利亚当局种族歧视政策的色彩。
另外，在讲述古代北欧人对美洲的失败拓殖时，新译本采用了“诺斯（Norse）人”这样一个译法，倒是比原来的“古挪威人”来的精确得多。这是因为古代的“诺斯人”，今天已经分化成丹麦、瑞典、挪威、冰岛等好几个民族，甚至前往美洲的诺斯人也是从冰岛出发的，称之为“古挪威人”就不太合适了。另外，原版本将诺斯人遭遇的美洲土著称为“斯克里林人”，而新版本则改为意译的“丑人”，倒也反映出古代不同族群相遇时的一种常见误解——比如古代希腊人就将异族统称为“野蛮人（Barbarian）”。
（美）贾雷德·戴蒙德/著 王道还、廖月娟/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1月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版本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译本或许更准确地“翻译”出了作者贾雷德·戴蒙德的原意。不过原著尽管获得了普利策奖，可毕竟是一本1997年出版的“旧书”，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人类的知识库已经有了很大更新——比如“分子人类学”在人类学领域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重建了早期人类“走出非洲”的经过。这或许会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这本书的论据与结论，是不是过时了？
答案是恰恰相反。一方面，人类在21世纪获得的一些新知识，反而成为支撑这本20世纪著作的论据。其中最具有典型性的一个例子就是南岛语族人群的起源。
如今的南岛语系分布在从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到大洋洲的新西兰之间的广阔范围里。对于他们是从何处而来这一问题，历来见解不一。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里根据南岛语族内部语言的亲疏与分化（4个亚群里有3个分布在台湾岛上的高山族语言里），以及考古方面的证据（“大坌土文化出现在台湾以后，源自大坌土文化的考古文化大约在一千年之内，逐渐散播到整个南岛语族的分布范围”，以及“大坌土文化与大陆早期华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推论，南岛语族的先民，乃是“源自华南、经过台湾南下太平洋”。
而在《枪炮、病菌与钢铁》出版二十多年后，发表在《学术月刊》上的一篇名为《语言与基因：论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的论文则通过分子人类学上的研究成果（线粒体DNA遗传标记属于严格的母系遗传，Y染色体遗传标记则属于严格的父系遗传）指出，一支南岛语族的先民离开华南地区向东迁徙至台湾，在岛内独立演化发展后，经菲律宾南下至印度尼西亚东部，而后犹如“Express-Train（快车）”般快速扩散至远大洋洲，成为了波利尼西亚人群的早期祖先。这与《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的推论如出一辙，实在让人佩服贾雷德·戴蒙德的“未卜先知”，自然也让《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显得更加具有说服力了。
另一方面，时光虽如白驹过隙匆匆而逝，但人们心中的偏见（或曰“刻板印象”）的改变却非一旦之功。比如，“甚至连受过教育的白种美国人、欧洲人和澳大利亚人，一讨论到澳大利亚土著，也不免认为他们比较原始”，或者“许多美国白人心理学家几十年来更是一直想证明，非洲裔美国人天赋智力比不上欧洲裔白人”。很容易发现，类似这样的言论至今在社交网络上依然不时可见（但对比对象有时不同）。贾雷德·戴蒙德不赞成这样的看法。在他看来，“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而这一点，也是他撰写《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主旨所在。
或许，在书中最能体现书名中“枪炮、病菌与钢铁”三个要素的，是近代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用作者的话来说，“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变迁发生在新世界，亦即欧洲人和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消长：欧洲人大举在美洲殖民，美洲土著在其征服之下，数目大为减少，大部分的族群甚至完全消失”。的确，从历史上看，数目少的可怜的西班牙征服者，凭借着手中的钢铁兵器（包括枪炮），以及从欧洲传入的致命病菌（以“天花”为代表），彻底摧毁了北美洲的阿兹特克与南美洲的印加两个印第安人政治实体，成为新世界的统治者。
这一切只是巧合吗？当两个世界相遇时，为什么是欧洲人在武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占尽优势，而不是反过来，印第安人的大军在欧洲登陆，血洗马德里抑或巴黎呢？
从书中的叙述看，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美洲的地理条件有关。首先，任何古代文明的发展都是以农业生产为前提条件的：每亩土地能养活多得多的农民——一般要比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多10倍到100倍。剩余粮食可以养活不生产粮食的专业人员：世袭的酋长、武士、祭司、手艺人……最终才出现了“国家”。由于“欧亚大陆有最大面积的同纬度陆地，就农作物的传播而言也是最为神速的实例”。比如，古代罗马人的主食，已经是来自“肥沃新月地带（今叙利亚、伊拉克等地）”的麦子。
反观美洲，在这方面的条件要差得多。南北向延伸的新大陆则像一叶狭长的孤舟漂浮在西半球的海洋上，内部地理环境又具有极大的障碍性，比如中美地峡的热带雨林就阻碍了安第斯山脉高原地区的马铃薯到达墨西哥高原。结果，印第安人虽然一共培植了一百多种植物，与整个欧亚大陆所培植的植物一样多，可是他们的农业技术却一直非常落后，印第安人在其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中，直到西欧殖民者入侵为止均不知道铁金属，他们的农业工具主要是石器、木器和骨器。种子用手一颗颗地点种，而不是撒播；犁地用手，甚至脱粒、碾磨和灌溉之类的农活也是用手……
更不幸的是，美洲缺乏可以驯化的大型家畜，而人类历史上最主要的五种家畜——马、牛、绵羊、山羊、猪全部起源于欧亚大陆。作者并未提及但令人唏嘘不已的是，美洲曾经长期是马科动物的进化中心，可是在人类入侵美洲的短时期内，马便从整个美洲绝迹。这就使得印第安人丧失了一种绝佳的可驯化动物，也失去了利用畜力耕地的机会，这本来是可以让一个人能够耕种大得多的面积，并可耕种某些难以用手耕种的肥沃而坚硬的土壤和长满草根的土地的，结果，今天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一些最肥沃的农田和草原：美国的沿太平洋各州、加拿大的小麦产区、阿根廷的无树大草原长期处于荒凉状态，只是在新来的欧洲移民引进了合适的家畜后，这些地区才立即变得富饶起来。
落后的农业大大限制了美洲社会的人口承载能力，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南北美洲的人口不会超过4000万人，与欧亚大陆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就东半球各文明而言，早在文明诞生之初，地中海世界诸文明便有了较多的交往，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这些文明又与印度文明乃至于东亚文明发生交往。
“技术会催生新的技术，因此一件发明的传播很可能比发明本身重要得多”。欧洲文明的摇篮古希腊文明的农业种植和金属冶炼术都来自于东方，而蒙古人带来了中国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也是欧洲走出中世纪阴霾的关键因素。
反观美洲，由于对外交往的贫乏，印第安人在技术方面的进步变得难上加难。技术成果常常最容易在不同文明之间传播，最容易为其他文明所吸收。比如，如果彼此交往多一些，那么一个地区的印第安人已知道把轮子用作玩具，当这种玩具通过交往传到另一个地区的印第安人之后，或许会将其发展成车轮，从而彻底改变交通工具极度匮乏的窘境。可惜印第安人在与世隔绝的表现上是全面的，对外既与东半球各文明隔绝，对内彼此也是互不往来。而这最终导致了欧洲人到来时的悲剧。
在《枪炮、病菌与钢铁》的论述里，与印第安人遭遇类似命运的澳大利亚土著或者非洲南部的科伊桑人，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澳大利亚土著差不多与世隔绝了4万年，而始终不曾发展出农业的科伊桑人狩猎社会也被南下的班图农民所吞噬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书中这样的叙述倒是给读者留下了些微“宿命”的印象。文明的兴衰，不仅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而且，是否从一开始，就是为自然环境所注定了的？这恐怕也不见得。在《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后记”里，戴蒙德企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近代是欧洲而非中国将势力扩展到全球。
书中给出的答案是，有利于欧洲发展的一个关键，是所谓“最佳分裂原则”，这为“技术、科学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契机”，而“统一的中国则因缺乏竞争而不思创新”。不仅如此，书中甚至质疑，欧盟的政治与经济统一，根本就是在走“回头路”。至于怎么样才是“最佳分裂”，戴蒙德没有准确定义，但在文中写道，“就像美国联邦体系，境内的五十州皆在竞争性的制度框架下运作，以求发挥最大的行政效能。”
真的是这样的吗？正是同一位作者，在2019年出版的《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里哀叹，“共和党人愈加趋向保守，民主党人愈加趋向自由主义，而两党中温和派的身影逐渐消失”……忧心忡忡的贾雷德·戴蒙德因此告诉读者，“政治极化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以此可见，其人早些年所谓美国式的“最佳分裂原则”似乎也不怎么靠谱。
更不要说，读者很容易想到，既然欧洲（准确地说是西欧）有着“最佳分裂原则”加成，为什么还是要等到近代才脱颖而出反超欧亚大陆的古老文明中心呢？在工业革命之前，它的优势为什么无法体现呢？
实际上，早就有学者指出，工业革命之所为在英国发生，正是一系列客观因素汇集的“巧合”——英国富有煤矿，煤矿抽水的需求促使蒸汽机的诞生，而经过瓦特天才改良的蒸汽机则为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提供了动力。这一过程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这也是“资本主义萌芽”更早出现的荷兰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的经济模式，对研究其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的发生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与欧洲的“最佳分裂原则”似乎也就没有什么关系可言了。
当然，作者自己也承认，他并不奢望通过这本书来解释“过去1.3万年的世界史”。反过来，对于读者而言，对于个别地方的质疑也不影响《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的价值，毕竟，就像作者所言，“历史的确有普遍的模式，解释那些模式，不仅能生产慧见，也是个令人着迷的事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郭晔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