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锐见Neweekly（ID：app-neweekly），内容转载自新周刊APP，作者：马路天使，头图来自：受访者提供
在网上，有人说黄灯是一名难得的在场观察者，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学生口中，她是一个“很亲学生的老师”、亲切的“灯哥”。无疑，黄灯是个另类的学者和老师。令人好奇的是，她的每次写作、出版，都能成为互联网上的话题讨论中心。
她的出现，似乎说明了一个学者以非虚构写作介入现实问题的可能。
这两年，随着“二本学生”“小镇青年”等话题的发酵，“黄灯”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2020年，黄灯因为一本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为大家所熟知，牵动了大家对教育和社会转型的思考。
这并非黄灯第一次出圈，2016年，她以“返乡知识分子”的身份写下文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这篇文章被公众号转载后在网上广泛传播，直到现在，每年春节，这篇文章都会再次被人们转发、传阅。
2016年春节，我第一次在微信公众号读到这篇文章，在文中，黄灯克制地讲述着农村的婆家一家三代面临社会转型，如何在残酷的现实中挣扎。
我至今难忘读完时的悲哀与震撼，其家族命运变迁背后的偶然与必然，触及到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养老和医疗、留守儿童、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戳中无数打工人的心。2017年3月，黄灯在此前写作基础上，出版了一本《大地上的亲人》。
2022年1月，又是一年春节临近，我约了黄灯在她位于广州的家中做一次采访。尽管她所在的学校早已放假，但生活依然繁忙。
远远看见我招手，黄灯亲切地叫我的名字，这让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匆匆而来打扰的陌生人，而像是黄灯的一名普通学生。
由于她的家人仍在家中，黄灯不得不带我去到小区4层一处闲置的中庭。在众多的废弃沙发中，她挑选了一个，拍拍上面的灰尘让我一起坐下来。见她如此不拘小节，我慢慢放松了下来。
多年来，黄灯接受过的不少采访，便是在这片无人打扰的空地上进行的。
20多年来，她从家乡湖南汨罗出发，成为岳阳一名纺织厂工人；成为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最终来到广州、深圳，成为一名学者和大学老师。
从底层到知识分子、从中国内陆乡村到东南沿海，黄灯的生活一再跃迁，不变的，是她的普通话里，仍旧保留着一口汨罗乡音。似乎那是一个她不愿意放下的“身份牌”，是她一直未曾丢弃的底层视角。
讲台下的面孔
2005年夏天，在广东金融学院，黄灯迎来了人生的第一堂课。“新人配新人”，黄灯第一次当老师，台下的学生也是第一次当大学生。
那时候，黄灯并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这个职业；而台下的学生，也刚在探索他们的大学生活。看着讲台下刚军训回来的学生，黄灯感慨于一个个“干净的眼神”，这些学生刚从紧张的高考中走出来，精神状态特别饱满，充满着青春的蓬勃和对大学生活的好奇与向往。
第一堂课，从破除权威开始。她交代学生们“不要听话”，鼓励学生畅所欲言、释放天性，“我的课你们可以不来，我绝对不会用考勤威胁你们，但是要保证人身安全、不要到外面乱逛、做危险的事情就可以”。
但学生们反而更喜欢来上课了。一开始学生们有点不知所措，但她的课堂还是活跃了起来。她“从来不会一个人讲到底”，重要的还是学生的反馈。
在教完硬性内容之后，黄灯喜欢和学生讨论问题。阅读情况、消费情况、感情状况……什么都聊，带着问题聊。她找到让学生有话聊的、切身的话题，学生给的反馈越多，她便觉得讲课越起劲。在即兴讨论中，很多“意外”发生，往往同一门课，在不同班级的呈现完全不一样。
课后作业，也往往是实地调研、写作文。讨论与实地调研的传统，来源于黄灯在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经历。2000年，在武汉大学就读期间，课堂经常充斥着大量讨论，那时候，她甚至建议老师一起拿个桌子到武汉街头摆摊、与市民讨论。
学生的真诚与好奇感染着黄灯，但另一方面，她明显地察觉到了这些大学生，与自己当初上大学时候巨大的区别。
要调动学生的真正参与并不容易。课堂上，学生们举止总是规规矩矩，他们对外界毫不关心，面对问题，他们不愿意多谈，他们选择低下头来回到自己的世界。
对她来说，所有课堂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学习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无法触及到一个真实群体的问题。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中，学生们早已忽略真实的自我，“一种深深的茫然”，让黄灯感到不知所措。
相比起邮件里躺着的诸如“技术专业人员情况登记表”“教学科研人员考核登记表”等各式行政任务，黄灯把兴趣投向讲台下这一个个模糊的面孔，开始思索这些生命史背后的成因与走向。
2006年5月17日，一节计算机系的《大学语文》作文课伴随着超级台风到来。黄灯临时改意，决定让学生以“风”为题目写一篇文章。
学生邓桦真的作文，让她无法平静。“我没有心情去体会风的呼啸，只能用'风’来写自己的心情，外面那一阵阵凄厉的风声不正好是自己此时内心的哀鸣吗”？
邓桦真生在一个多子女家庭，家里月收入不足1000元，她已经半年没有拿到生活费，而她的助学贷款也被拒绝了……这篇作文让黄灯感到不安，当天，焦虑驱使她通过校内邮箱，向全校的老师为学生发起了募捐。
不仅仅是邓桦真，通过一次次作文习作，她意识到了广东宏观经济之外的另一重叙事。在这所以财经专业见长的二本学校里，有很多学生来自于广东。她惊讶地发现那些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学生，竟然有不少人还处在一种求学困难的现实困境中。
至今，在黄灯的家里，多年来，她一直保存着一沓沓学生习作。
其中，另一个的叫做朱洁韵的2005级文秘二班的学生在作文中发出了近乎求助般的疑惑：“习惯了应试教育的我，面对大学全新的学习模式时失去了方向……所谓大学，就是长大了自己学吗？”
在这些习作和日常交往中，黄灯逐渐勾勒出了这个二本学生的群体，他们很多都是从农村、乡镇走进大城市，在应试教育之下，“学生们被删削掉个性、血性、活力，以标准答案为突破口，就这样一步步来到大学的课堂，并在不知不觉中养成温良、沉默的性子，沦为面目模糊的一群人”。
尽管几乎成为了“小镇做题家”，他们大部分人却只拿到了并不抢眼的本科学历，未来前所未有地茫然。二本院校学生群体整体出路的逼仄，成为困扰着黄灯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问题。
2014年开始，一半是出于逃避机械行政任务带来的丧失感，一半是出于无解的困顿，黄灯开始有意找学生做访谈，于是有了2018年出版的这本《我的二本学生》。
在这本蓝色封皮的书中，50多名学生及其背后的青年群体，就像被海浪托起的贝壳一样，出现在了沙滩上，进入了中国社会高速发展史上不起眼的一角。
她的笔触，抵达了在城中村布置温馨房间的伟福、妈妈是越南新娘的沐光、留守儿童秀珊……而相比起这些能够说出的名字，她内心里还有一个庞大的隐匿的群体，因为二本学生更反映了中国大多数普通年轻人的境遇。
黄灯说，当一个学生站在她面前，她都会感觉到一种纵深感和历史感，自己就像透视镜一样，看到每个人身上流淌的生命史。透过这些生命，她不停追问：“教育产业化以后，教育和那些年轻人的命运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一股冲撞的力量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的写作，从广州39路公交龙洞总站开始。
每天，黄灯需要乘坐39路公交，从始发站天河东到位于天河北边的广东金融学院。龙洞的蜕变，随着这趟公交车，叠加进黄灯2005年到2018年的5000多个从教的日夜里。
当时被嫌弃荒凉的龙洞，随着地铁6号线的开通以及东部萝岗片区的崛起，迎来了不可思议的房价飙升。“再也没有人认为龙洞是农村”，财富增长与城市剧烈变迁中，高级楼盘耸立，城市日渐光鲜。
不过，牵动她的，是那些嵌在时代发展褶皱中不被察觉的人群。
城中村握手楼的流动人口与高档小区住户一起，共享着同一个地铁站。一个地铁站，不同出口截然不同的景观，昭示着不同人群的境遇如此悬殊。
她敏感于人在倏忽之间生命机遇的差异，一股“不平”的力量始终在冲撞着她。
2002年到2003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攻读博士期间，黄灯突然陷入了一场精神危机。当她陷于博士论文虚空营构的时候，对于知识界的失望不断溢出。曾经她受到启蒙精神的浸染，早就认定了知识分子应该是关切社会、有所担当的群体。
但她发现自己深处在一个封闭的圈子，这里弥漫着精致利己的精英主义，刻板的学术概念和程式化的学术训练让她感到虚无。困顿之时，她发现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关于求学的经历是一片空白。相反的，当她试图写点什么的时候，自己曾有意无意回避的“工厂经验”和农村经历一并从笔下涌出。
不为了学分，不为了拿到学位，这次自由书写让她发现，自己最牵挂的，是她大地上的亲人和曾经工厂的同事。
1995年，从岳阳大学毕业以后，黄灯被分配进了湖南洞庭苎麻纺织印染厂，那是当年亚洲最大的一个苎麻纺织基地。两年后，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工厂效益变差，黄灯从办公室文员下到车间，与纺织工人一起劳作。一年后，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到来，下岗、减薪、转业……众多工友一起，无言地承担了这一切变化。
在《今夜我回到工厂》一文中，她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呈现了纺织厂工人怎样在生活的底层挣扎，又如何在国企改革的背景下，被决绝抛弃的疲惫和无奈。
她想起自己当年下岗后被武汉大学录取时的激动，如今，通过读书，她的确一步步摆脱了底层的困境，却也感觉到一种无言的困顿。
她想起了2002年中秋节傍晚，多年未见的堂弟黄职培拎着一盒广州酒家的精装月饼以及一箱牛奶找到了她在中大的宿舍，“你第一次在广州过节，一个人太冷清”。堂弟放下礼物便匆匆离开，大概深知身份不同，不便打扰。
感动与羞愧浮上心头。19岁的堂弟，从小失去母亲，不满14岁就跟随父亲南下广州打工。尽管如此，他仍未忘记关心亲人。此前，黄灯早就听母亲说过不少亲人蜗居在广州一个叫做棠下的城中村，但她从未涉足。潜意识里，她自动选择与他们保持距离。
在那之后，黄灯开始主动去到亲人们聚居的城中村棠下。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了广州传说中的“一线天”“握手楼”，混乱、肮脏、吵闹、气味不明的街道，承载了这个群体讨生活的沉重。她在书里回忆着，这段经历带来的感官冲击，让她联想起了广州火车站——十几年前，在治安大不如现在的广州火车站，人来人往中掩藏着紧张和危险。
此后，当她“每次靠近春运期间的火车站和黑压压的人群”，一股力量就又开始从心里流出，她自然地将“任何一张陌生的脸孔，幻化为亲人在塘厦生存的剪影”。
2003年，黄灯将一系列回忆工友以及家乡的文章，取名《细节》，发表在当时的先锋文学杂志《天涯》上。这些几乎潮涌般的书写，被日后的黄灯称作“放血式的写作”，它拯救了黄灯的精神危机。
那两年，这股无以名状的力量终于被黄灯捕捉，并加以确认。在一次次靠近底层和苦难中，她确认了自己的身份，也确认了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在她体内的存活。
这个力量一次次撞击着她，使她一次次走近那些长期被隐匿的群体，那是她的工友，她“大地上的亲人”，也是她的“二本学生”，是各个时代社会转型中不被看见的弱势群体。
漫无边际的玄想
黄灯的家乡，有“三十夜的火，元宵夜的灯”的说法，她的父母想都没想，第三个女儿出生后，就取名“黄灯”。
黄灯出生在湖南汨罗市凤形村，2岁的时候，她被送到隘口村与外婆一起生活，直到12岁才被父母接回家。
偶尔回忆起来，在隘口村成长的这段经历，尽管有外公、外婆及其他亲人的关爱，但父母不在身边带来的落寞之情还是挥之不去。
黄灯回忆道：“尤其是当我和别的孩子发生冲突，被骂为’野崽’，或是临睡前，外婆因我和表妹境遇差别太远、禁不住发出’伢子真可怜’的慨叹时，身份的困惑和情感的伤害，总是让我内心不安。”
大概也是这样，黄灯从小养成了一份倔强与独立。当年，从纺织厂下岗后，黄灯并没有告知父母或者求助，而是咬着牙准备研究生考试，直到顺利考上了武汉大学才给家人报喜。一方面下岗，意味着个人被否定掉了，另一方面，她不习惯求助。她想起在家里，她的大姐会理直气壮地开口向父母要钱，但是黄灯会觉得不好意思。
后来，她发现很多学生也有这种特质，因此总是有意无意鼓励学生向老师求助。
7岁正式上小学以前，黄灯没有读过任何一本书，隘口村的传统人文与自然乡野给了她完整的童年滋养。
隘口村东北两面环山，中间是大片农田，房子依山而建，一条汨罗江，穿过村庄。依山傍水的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给黄灯留下了极其美好的童年回忆。
那时候，她最喜欢村里传统节日里的“故事会”，不同姓氏的村民联合起来上市街参与故事比拼。村里相对富足的经济条件，来源于村里人敢拼敢闯的率真性格。
小时候，黄灯总听外婆说起她出嫁之前书香门第的深宅大院。外婆有一个老旧的皮箱，每次，黄灯总是好奇地看着外婆打开皮箱，仔细地抚弄里面的奇怪玩意儿。那个皮箱，封锁着黄灯对那个旧世界的想象。每次，她都试图去复原外婆口中那些大户人家的世界，对乡村的感情，也就封锁了下来。
在乡野田间，黄灯在疯玩中与小伙伴消磨了大部分不上学的时间。但也有不少时候，她会突然间静静一个人待着，陷入无边无际的玄想。
喜欢琢磨问题的执拗，似乎有迹可循。有时候和外婆去外面干活，大人先走了，黄灯便一个人留在山上，就蹲在草木边，任由空茫和孤独感袭上心头，她第一次在心里发出感叹般的疑问“原来人和自然的关系是这样的”。
相比起很多人是经过阅读，再去反射到自身去看世界，但黄灯觉得自己就是直接被一段段“现场经历”刺激，于是带着充盈于心中的问题，开始了思索与写作。
黄灯习惯为自己的作品写序，这些序，不是抒情，更多是提出问题。
《大地上的亲人》是“如何与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建构一种文化上的关系，不仅仅是熟人社会传统家庭结构自然人际交往的延伸，更是知识界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我的二本学生》的序言为“看见他们”，并提出“负载在就业层面的个人命运走向，到底和大学教育呈现出怎样的关系”。
这种“大问题意识”，贯穿于她的写作。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研的时候，黄灯热衷于一门有关讨论的联合课程。那时候，所有专业的老师和学生都集中到一起，每个星期，他们就会进行讨论。
黄灯发现，那时候的自己，便对知识分子如何介入现实这个问题十分感兴趣。
担心自己的笔变得油滑
几乎所有见过黄灯的人，都会被她朴素的亲和力感染，但这种亲和力，并不来自于练达和圆融。
她说话没有架子，经常在学校食堂吃饭，都能和不认识的学生聊起来。但她身上，同时还有凌厉的一面，对不认同的，她会毫不顾忌地“拍桌子”。
2005年，在进入广东金融学院任职前，她和其他刚入职的老师一起参加一场岗前培训。只见眼前的培训老师，满口胡言，似乎在告诉大家去当老师，就是去骗口饭吃，一副我就是来糊弄你们的态度。
黄灯惊讶于一个大教室的人都没有人说一句反对的话，她听不下去了，便当场站起来辩论，“你不要以为所有人都像你这样”。
一种持续的对于虚伪的愤怒，始终藏在她体内，并时常被触发。
黄灯回忆起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读到作家萧红的句子，“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委屈、愤怒突然闯进心头：
为什么萧红可以这样写？而我们却被老师告知不能这样写？
1987年写了一本叫做《彩色的梦》的诗，有红色的绒面，记录了一些真正的青春呓语和属于那个年纪的精神思索，但也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几个亲密的朋友间流传——那个时候老师要求写的作文，正确内容是意义的升华，诸如牵老奶奶过马路、给爸爸妈妈端茶倒水等优良传统。
在真正为人师以后，作为一名大学“语文老师”，写作成了黄灯实战教学的领地，她有意识地让学生摆脱以前学习好的作文套路，去观察，去思考，写真话。
但事实上，黄灯之所以强调写作对学生的作用，根本不是为了培养他们的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因为写作，特别是非虚构写作，是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她想让学生们去观察、思考。
这个本心，来源于她看见一个个自我评价很低，甚至把自己比作“工业废水”的学生。
这群刚从应试教育里走出来的学生，稚嫩、没有社会经验，但又要快速从高考模式中切换到残酷的社会竞争模式。黄灯不忍。她深知，个人命运，不仅是个人努力或者原生家庭的结果，而更大的命运跟时代有关。一个时代的转型，就在身边悄然完成，她作为一个见证者，也应该让学生感知。
她觉得“进入到社会之前，应该有一个助跑、热身的东西”，“专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为人处世，心智的成熟程度，以及价值观应该怎么树立”。
在广东金融学院任教最后一年的2018届毕业典礼上，黄灯作为院长致辞。多年来，她呼唤二本学生认知自我和时代，让他们学会拥有判断力、思考力、行动力。末了，她还提出了对学生们更好的希望：
“在冷冰冰的数字之外，能够更多感知他人的需求和期待，除了关心自己的粮食和蔬菜，除了关心收入和房价，我们在接受完高等教育后，应该懂得，打开另一个视角，适当超越于个人的困顿之外，将目光对准他人……”
当时，2018年毕业的曹林也在台下，她感觉到了底下同学们的兴奋和骚动。虽然她只在大三的时候选修过黄灯的一节“乡村文化研究”课程，但她还是感觉到黄灯给整个学院带来的定心丸作用，“至少不那么浮躁了”。她说的“浮躁”，是身为二本学生，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就读的自卑和慌张——“名校的学生一出校园就可以大方谈论自己的学校，但我们的学校没人知道”。
如今，黄灯从广东金融学院来到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遇见了更广泛的“专科生”，她在那里开办了一个非虚构写作工坊。
处在深圳这座40年来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黄灯想让学生们拉开一点距离，去审视这个城市与自己的关系。有的学生以“地铁”为观察载体；有的学生对奶茶感兴趣，黄灯也让他们去实地考察。
写作工坊一学期只写一篇文章，除了规定5000字以上的字数，没有任何规范的要求。她的目的，是让学生有一次深度的观察和思考，然后把它表达出来。
最近，黄灯收到了学生们交上来的作业，最长的一篇，写了3万字。她的经验总结，就是让学生“摒弃800字的执念”。
教学16年来，她就像一个桶一样，装了好多孩子的故事。每次阅读学生习作，黄灯还是会感觉到享受与兴奋，“因为是学生真实写的东西”。
对于多年来几度因为写作走红，黄灯心存警惕。
她对自己有要求：“一个写作者，对出版要有所节制。”她也曾经开过公众号，后来逐渐不写了，究其原因，是担心“自己的笔变得油滑”，“那些跟市场过于紧密的文字，会让你的笔越写越松，对文字应该有敬畏感”。
虽然认同文字的重要，她也时常问自己，“这个文字到底能产生多大的作用呢”？这些年来，因为“出圈”，各种活动、采访纷至沓来，她甚至觉得“写作水平还下降了”，欣慰的是，通过这些文字，一些隐匿的群体被看到了，引起了讨论。
她甚至也不觉得“二本学生”引起了那么大的讨论，其意义比教好学生更重要。让这些群体，真正找到安家立命的东西，才是她最终关心的。
这些年来，她坦言自己对于她始终追寻的问题更悲观了。相比起写作时带着疑问，现在的黄灯，更加确认了学生的困境，是一种全球化的产物。只不过，她说，自己同时也是个乐观的人，“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好害怕的，最糟糕的时候，我也没有害怕过”，到现场、去行动，便是她的乐观主义。
末了，我与黄灯聊起了她的儿子杨力行，母亲的慈爱在她脸上浮现，只不过，随后是一丝愧疚。她谈起，在第一期《十三邀》播出后，儿子看了视频后，突然跟她说，“妈妈，原来你做了这么多事情啊。你教了那么多人，怎么从来都不教我”。
多年来，黄灯对于家庭的照顾并不多，几乎忙碌于工作与外部的事情。
说到这里，她的眼里再次泛起了微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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