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统计局本周一(1月17日)公布,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进一步降至7.52‰。
减去死亡人口数后,中国总人口仅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低至0.34‰。
过去几年,中国关于“老龄化”、“少子化”的讨论甚嚣尘上,“人口焦虑”不断累积。但刚刚公布的去年人口数据,还是让不少专家表示出乎意料。
有分析指,如何应对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时代的快速提前到来,已经成为中国无法回避的难题。
“人口负增长”的敲门声
虽然中国人口尚未出现负增长,但净增人口近几年断崖式下跌。
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为多少?这个问题在去年从年头吵到年尾——原本4月就要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到5月依然没有公布,《金融时报》一度援引知情人士称中国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不过中国官方随后澄清并非如此。
去年底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8.52‰,为首次跌破10‰,人口净增204万人,自然增长率为1.45%。
2020年净增204万人的消息,掀起波澜,虽然中国人口尚未出现负增长,但净增人口近几年断崖式下跌。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每年净增人口在2000年跌入1000万人区间,之后五年到2005年逐步跌入700万区间,再过5年后到2010年缓慢跌倒640万人。
此时中国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从“双独两孩”(双独家庭生两个孩子)逐步到“单独两孩”,净增人口一度快速回升,之后的2011-2014年,分别达到825万人、1006万人、804万人、920万人。
2015年净增人口又跌回600多万人,中国开始全面放开“二胎”,之后两年2016和2017,净增人口回升至906万人和779万人。
此后,中国人口进入“跌跌不休”的状态,每年都刷新1961年以来最新纪录(当年由于大饥荒人口减少348万人)——2018年净增人口为530万人,2019年467万人,2020年直接腰斩到204万人,2021年则腰斩之后再腰斩,仅净增48万人。
“人口挑战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明显快于预期,”位于上海的保银资本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预计,中国总人口可能在2021年已经触顶。
除了放宽限制外,政府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保障或者奖励,也可能影响生育意愿。
负增长时代可能大大提前
潜台词是,2022年中国人口可能进入“负增长”时代,如果成真,这一时间点将大大早于专家们的预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9年初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中国人口会在10年后到达最高峰水平,即2029年,之后出现负增长。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预测中国的生育率2021年为1.70,2030年为1.75,人口到2032年开始负增长。生育率是指出生人数与同期平均育龄妇女人数之比。
美国人口普查局2021年预测中国的生育率在2021年为1.50, 2030年为1.52,人口在2031年开始负增长。
中国《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测2020-2030年生育率稳定在1.8,人口在2031年才开始负增长。
这些预测中,中国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时间都大大晚于2022年。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易富贤长期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出版有《大国空巢》一书。他向BBC中文表示,如果中国人口在2022年开始负增长,比中国官方、联合国、美国普查局的预测提前很多年,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国防、外交等各项政策都是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基础上,也意味着美国等国的对华政策也是立足于错误的人口数据基础上。
目前普遍预测认为,中国大陆总人口仍将继续保持增长,未来几年将达到峰值,但60岁以上老人将占总人口的1/4。
劳动力危机?
人口转为负增长是一个关键节点,标志着中国在很多方面将发生重大转变。张智威认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可能也比预期更快到来。
背后的逻辑是,走向人口负增长意味着,在未来数十年里,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持续萎缩。而更少的劳动力可能意味着更高的工资,这对于制造业来说,可能意味着出口放缓,阻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劳动力萎缩还将凸显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金能否维系等问题。
易富贤认为,中国人口负增长将是数百年来历史拐点,也是世界地缘政治、经济的拐点。
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埃文斯-普里查德(Julian Evans-Pritchard)此前就据此分析,“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可能无法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
但是,安邦智库宏观研究中心主任贺军认为要理性看待生育率对经济的影响。首先,经济繁荣、城市化程度提升、养育成本升高、人们对个人生活质量和个人价值实现等观念变化,都会带来生育率降低,生育率降低实际上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
也有专家认为,中国应该面对这一现实,着力提高人口素质,以应对挑战。
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者李凯撰文指出,克服人口红利减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必须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