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疫情防控有一个重要原则,判定某个地区风险高和低,并不一定要划出一个范围,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封锁住,而是取决于专家组对密接人群轨迹、环境核酸筛查情况作出的专业判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风洞VORTEX(ID:ifengdxw),作者:燕青、北鸢,题图来自:ic photo


1月13日,因为将一家奶茶店标记为“中风险地区”,创下全国占地面积最小的风险地区纪录,上海这座超大型城市再次上了热搜。 


两天前的1月11日,一名留美中国学生在回国后居家隔离的最后一天,核酸检测呈阳性,被认定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当天,其于1月5日光顾的这家奶茶店就立即实行封闭管理。


这个名叫“霓裳茶舞”的奶茶店,位于上海市中心,紧邻2号与7号线地铁交叉口和静安寺商圈,街面上总是人来人往。


密接者被发现后,上海再次上演令人惊叹的速度:确诊病例被发现的24小时后,防疫人员已基本完成包括奶茶店工作人员在内、共6名密接人员的转运工作。


两天后,超过3万人的排查和相关场所的千余份采样和检测完成。


除部分场所的样本呈阳性外,其余所有样本和人员核酸结果呈阴性,奶茶店随即被判定为中风险地区。


上海的疫情防控“快,且准”—— 查出阳性病例的奶茶店隔壁,除了同属于愚园路228号的桂林米粉店,其它店铺均可正常营业、自由出入。


而那些未到过奶茶店的周边市民,也未被因此“时空伴随”,成为被管控人群。


事实上,“最小风险地区”确立的背后,是疫情常态化以来,这所城市不断累积的“精准防疫”经验,更是这所“海派城市”由来已久的治理传统。


1. “上海式”流调


1月11日凌晨3点,睡梦中的姜晨彦被电话叫醒,来电是安排紧急排查任务的。身为上海疾控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密接组负责人的姜,立刻起床,迅速赶往监控室。 


“监控室很简陋,连凳子都没有,我们就坐在流调箱上看监控。可能因为电脑太多,监控室里开了冷气空调,特别冷。”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姜晨彦如是说。 


在这个简陋的监控室,姜晨彦和同事工作到次日凌晨,做了现场视频排查、密接调查、统计密接数字等工作,这标志着上海此轮疫情的流调工作就此开启。 


也是在这一天,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的“霓裳茶舞”奶茶店成为漩涡的中心。 


这是一家面积不到40平方米的小店,地段所在之处,距离地铁静安寺站1号出口仅210米,距离附近商圈仅100米。静安区原本人口密度就大,此地更处于上海市中心的繁华地段。平日里,小店仅有一个面向马路的玻璃门作为出入口。店内员工共有5人,一名店长、一名店长助理和三名店员。由于客流量大,小店的生意很不错。 


1月5日下午两点,事后被确诊的回国留学生到店里消费时,全员都在店里工作。1月6日,又临时来了一名兼职店员。 


流调人员调取查看了当天所有的视频。经过流调小组判断和专家确认,店内工作的这6名店员,都成为“密接”,也就是与病例密切接触人员。


2. 24小时转运


1月11日上午9点40分,奶茶店店长助理杨沐坤(化名)像往常一样,到达店里,和一名男店员一起备货、整理店铺,准备开业。


10点不到,杨沐坤看到,四名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以及一名身着便服的工作人员,在店铺玻璃门外等候。便服工作人员告知他,有一个确诊病例来过店内消费,所以店铺需要暂时关闭,进行消杀工作,两名店员要暂时在店门外等候。 


“疫情防控,作为市民,我们肯定要配合的。”杨沐坤对风洞回忆,当时店里的小伙伴都没有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精神状态与往常一样。 但出于谨慎,杨沐坤立即打电话给在休息的店长和11点晚班的另外两名店员,让他们都不要出门,等待防疫人员安排。 


消杀完毕,第一批消杀工作组撤离现场。紧接着四名“隔离管控组”的工作人员抵达奶茶店,告知杨沐坤,所有店员都是“密切接触者”,需要立即在店铺内隔离,并等待核酸检测。


根据上海的防疫要求,防疫人员对奶茶店暂时实施的是“2+12”政策,即店铺封闭2天,店员接受2次核酸检测。如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随后的12天可以自由进出店内,但每天都需要做核酸检测。


如果检测结果有阳性,经过疾控中心和专家的复核,确诊患者将被立即送往医院救治,其他密接者会被转运至隔离酒店,实行“14+7”政策,即在定点酒店隔离14天,居家隔离7天。 


杨沐坤告诉工作人员,有两名店员当天仍然在员工宿舍休息,而宿舍位于普陀区。隔离管控人员立即联络普陀区防疫中心通报了情况,由所在区联络当地工作小组行动。 


中午11点,兼职店员到店,和杨沐坤以及另一名店员一起在奶茶店里开始隔离。他们按照防疫人员的要求,反锁店门,防疫人员在店门外又锁了一道玻璃门,等待核酸检测人员。


下午5点09分,检测人员上门,在奶茶店开始核酸检测。由于核酸检测结果和随后的复核需要一定的等待时间,负责隔离管控的工作人员告诉杨沐坤,当天晚上要辛苦他们3名店员在店里过夜隔离。 


与此同时,负责物资保障的工作人员,已把3个睡袋、一次性坐便器、口罩,以及日常卫生用品放在奶茶店内。


核酸检测完毕后,店外拉起了警戒线。奶茶店外,两名民警、两名辅警在锁住的玻璃门前搭好了帐篷,于门外守候。 


1月12日早上7点左右,三名店员一醒来,就看见了转运组的工作人员站在玻璃门外,从门缝塞进口罩。那位兼职的店员收到流调组防疫人员的电话,被告知核酸结果呈阳性,同时询问他近日行动轨迹。 


早上8点,3名店员再次做完核酸检测后,兼职店员和另一名店员分别乘坐两辆专车,前往医院与隔离酒店。此时,距离围绕奶茶店的排查行动开始还不到24小时。


杨沐坤留下与民警对接,以调取几天内的店内订单支付记录和监控录像,为接下来的流调做准备。


“整个过程没有人际接触,民警打电话告诉我怎么操作、怎么拍照。”他表示,每个与他对接的人员表达与处事都清楚利索,最终在下午2点,他也乘坐一辆金杯白色面包车,被转运至隔离酒店。 


在奶茶店被封闭的前后,由于十个工作小组同时开展工作,转运密接人员的同时,就平行开启了新一轮确诊病例的密接人员流调,重演以上类似的情景。 


3. 隔离与被感知的“善意”


在杨沐坤的印象里,1月11日,是上海那一周中最冷的一天,最低温度达到 0摄氏度。


不巧的是,奶茶店的空调坏了,无法取暖,店里铺的是地砖,也没有毯子备用。当天晚上,他和另外两名店员需要在店里过夜隔离。 


“我告诉防疫人员空调坏了,很冷,他就立刻去给我们买了取暖器。”杨沐坤事后对风洞回忆,那个工作人员还加了他的微信,告诉他有任何需要都可以直接和他联系。


杨沐坤并不清楚这名工作人员到底隶属哪个工作小组,他们被统称为防疫人员。


那一夜上海刮起了大风,杨沐坤说自己看着门外帐篷下执勤的民警和辅警,心里生出了一些复杂的情绪。他认出了两名辅警的面孔,他们是平时在愚园路上负责清运共享单车的,“年纪挺大,人和善”。 



第二天被转运去隔离时,开着金杯白色面包车的司机,一路上和他聊天。“他问我过年回不去了有什么打算。”


在他居住的隔离酒店,每个房间门前都有一个木架,到了饭点,门外有工作人员按一下门铃,把饭菜放在木架子上。随后,隔离人员自行戴着口罩开门取饭即可。 


对于隔离中的饮食,杨沐坤说“吃得太好”,从1月12日隔离到目前为止,早餐是一碗粥、一个鸡蛋、一个面包、一杯牛奶,或者一笼包子,午饭、晚饭都是三荤一素,每天每餐不重样,“鸡翅、黄鳝、猪脚、排骨汤、酸菜鱼、红烧小排、咖喱鸡烧土豆、鸡排……”他打趣说,自己平时都不会这么吃,其实三素一荤就比较好了。


4. 上海经验一 : “扁平”与“下沉”的组织


公开信息显示,“霓裳茶舞”奶茶店附近的1788广场、世纪时空大厦、南京西路优衣库等地,都在此后陆续接受了排查。


经过两天的彻夜排查,截至1月13日19时,上海已经将此次奶茶店内接触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轨迹排摸完毕。最后在奶茶店这条链条上,共查出了5名确诊病例,均为1月11日确诊病例的密接和次密接人员。


流调还排查到这5名病例的密切接触者304人,次密接人员2830人,全部都落实了隔离管控。 


另外,防疫人员还累计排查相关场所的物品和环境样本,共1626件。其中34件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都是阳性感染者居住地的环境和物品),其余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可想而知,在上海这种人口级别的特大城市,疫情防控是系统性工程。仅靠流调小组冲锋陷阵,并不能解决问题。一个能够快速响应、互相协作的组织是核心 。


据杨沐坤回忆,参与奶茶店防疫的工作人员至少来自四个部门:上海市疾控中心、静安寺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和社区卫生中心。 


高恩新,曾访谈过上海疾控中心各条线负责人。他是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学者,系统研究过上海疫情防控系统。他向风洞介绍了上海疫情防控的组织结构。 


为提高防疫效率,上海有意建立了扁平化的组织——无需层层上报信息获得下一步指令。一旦收到阳性检测报告,摒弃掉传统的由区转达到市,等待疾控中心二次复核后,再由市转达到区,分发到街道的层级流程。


市、区防控指挥部,会共同进驻市疾控中心,所有条线负责人集中到市区指挥部会议室,同步分发任务给十个工作小组。 


除了组织“扁平化”外,“下沉”也为防控的速度大大助力。上海尽量将决策和判断权力下放到了基层,认领任务后各基层部门各司其职。 


在上海,一旦出现首次核酸检测阳性病例,公安、街道、社区、物业即对病例的居住地、工作场所实行“只进不出”的临时管控措施,等待市疾控中心复核阳性后,各个部门立即按照工作小组分工落实相应的管控策略。


“报告一出来,就开始全面行动,各干各自的活:区里的地工委(原社工委)把楼封住,疾控的人马上过去采样,街道也马上把自己的现场指挥部进驻管控区域,吃的喝的全都弄好,然后公安派出所配合行动,做好现场封控,教育局则会把这个小区的孩子尽快固定住。”


2021年12月,高恩新和上海市某区政府防控办处长的谈话记录显示,上海的这种组织体系运行流畅,“就算生孩子,我们也有专门的孕妇通道,送到医院按照要求隔离就是。”


5. 上海经验二:SOP和标准化操作


同样是大城市防疫,为什么在全国的城市中,上海能在“精准”以及高效方面一枝独秀呢?高恩新在这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他介绍,从2020年1月,上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一级响应以来,就同时出台了多项《操作规范》和《工作方案》,其中包含转运、检测筛查、居民区防控、机场入境人员防控等内容。 


有了上述协同能力强大的组织,在执行防控任务时,标准操作流程(SOP)则会让处理速度变得更快。


“SOP”能以确诊病例为核心,得到一个个管控环节的答案,这样的答案反馈给指挥部后,就能快速落地实施管控。 


“遇到确诊病例,第一个问题要问结婚了吗?有孩子吗?然后问14天里见过父母、岳父母吗?14天里见过哪些朋友?”上海市某区疾控中心流调组组长在接受高恩新访谈时介绍。


医学专业人士在其中的角色也得到充分尊重。目前,上海流调采取“1小时1报告”的做法。指挥部收到报告后,会和专家组一起进行判定,明确流调中的关键信息和疑点,为下一步流调指出方向。


“前方的人在流调,后方的人在分析、布置任务、协调行动。”上海市某区卫生健康委公共卫生处处长接受高恩新访谈时表示,通知和控制风向人群、采样等都有自己的SOP,“这是上海最精彩的经验。”


高恩新认为,除了组织管理和SOP之外,上海防疫的精准、快速还具备两种很难复制的因素。


首先,是公务员和市民的素质,体现在基层人员的执行力与市民配合程度上;其次是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上海自世博会以来就非常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的大数据中心、‘一网统管’建设在疫情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6. 上海经验三:24小时不停歇的流调 


“流调小组是一支24小时不停歇的队伍。这支队伍里的每个人都会在本应该酣睡的时刻,接到紧急电话出任务。”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惊雷曾如此形容。


此前,上海疫情防控公共卫生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说,上海是一座超大城市,在疫情防控中,这样的城市有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传染病防控的脆弱性”。


这种脆弱性,指的是城市人口密度大、流动性大、人员往来交流非常频繁。这会导致防控的速度和排查规模跟不上疾病传播速度。也意味着,流调工作的速度和精准度将影响全盘的防控行动。


流调,指流行病学调查。目的在于排摸病例的接触轨迹,通过轨迹来追溯传染源、发现疾病传播规律。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快速流调给出的精确信息,为防控行动的快速响应和医学观察提供了依据。 


基于超大城市的特征,上海制定了排查风险人群的策略: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的轨迹来判定,将风险人员分为三个层次——密接(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次密接)、外围涉及到的风险群体。 


而排查的范围大小,主要取决于病例本身的工作特点、社交范围,以及生活圈层、生活轨迹的大小远近、社交活跃度。 


据风洞了解,目前上海的流调队伍已从2020年的700余人增加到了约3100人,占上海总人口的0.01%。


这支队伍隶属于市区防控指挥部下的十个工作小组之一。其余九个小组是:专家组、消杀组、密接转运组、隔离管理组、核酸采样组、实验室检验组、生活保障组、新闻宣传组、医疗救治组。 


流调组分为市、区、社区三级,实行“2+4+24小时”工作模式,规定接到阳性报告后,2小时要抵达现场,4小时完成风险人员确认,24小时完成风险人群核酸筛查和流调报告。


这种工作机制在上海过往的每次流调过程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即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排摸清楚病例密切接触者,将这些人员在短时间内转运、收治、隔离,阻断传染路径。 


此轮疫情的溯源十分清晰,就和流调小组的工作有关。2021年12月21日,一名留美学生从上海浦东机场入境后,被隔离观察14天,期间4次核酸结果都是阴性。1月11日,居家隔离期的最后一天,却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流调小组接报后,最先判断的依据,就是由通信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提供的大数据信息和监控录像。其中,通信管理部门会借助病例的手机信号定位,给出病例14天的行动轨迹,公安部门则负责调取14天确诊病例活动经过路段的监控录像。


防控指挥部一般常驻在疾控中心内,因此在病例确诊当天,指挥部能够第一时间得知信息,并且把信息直接传递给下属所有工作小组。各小组接到信息后,各司其职,分头行动。


对上海防疫有着深度观察的高恩新告诉风洞,此次,奶茶店作为中风险地区的判定过程虽然没有公开,但判定逻辑和依据是不变的。 


“5个病例都是同一个病例传染,且5个病例的行动轨迹中接触的人和场所都排摸了一遍,没有发现核酸检测阳性报告的人员,这就说明那些场所的风险比较小,因而没必要进行管控。”


高恩新认为,上海的疫情防控一直有一个重要原则,“判定某个地区风险高和低,并不一定要划定一个范围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封锁住,而是取决于专家组对密接人群轨迹、环境核酸筛查情况作出的判断。”


这也和张文宏医生的观点一致。张医生此前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上海本轮疫情处于非常早期、传播链条清晰可见。另外大数据最终到位,周边街区大多数人没进过这个奶茶店。如果已经出现广泛的社区传播,对风险区的划分就要相应调整。” 


1月13日,在杨沐坤隔离的同一时空中,流调人员杨晓明还来不及吃完饭。 杨晓明已连续在一线通宵达旦了多日,她是上海市静安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1月13日晚上8点,她接到流调新任务后,放下碗筷马上出发了。这次,她要前往某公共场所排摸次密接、高筛人群。


在去往目的地的途中,她已联系了所在街道和物业。到了现场后,她先要看监控,通过监控画面研究透相关人员交集的时间、地点、接触人物、接触时的状态(有没有戴口罩、是否保持一定社交距离)、场所的通风情况。


看完监控后,流调人员还要到实地查看,和相关人员具体沟通,以确认自己的判断。 


1月14日凌晨2点,杨晓明连夜写完了流调报告并上传。 


这一切都在悄然中启动、进行与完成。人潮汹涌的都市里,普通人的生活如常,并未受到丝毫干扰。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高恩新对本文的支持。本文中提及的访谈记录,引自《公共管理学报》发表的高恩新“均衡治理——常态化疫情管控何以成功”一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风洞VORTEX(ID:ifengdxw),作者:燕青、北鸢,编辑:措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