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Vista成长实验室（ID：vistaedulab），作者：林杨攀、孙译蔚，编辑：沈佳音，题图来自：纪录片《高考》
这是2009年年底，王铮离任深圳中学校长前，该校学生杂志《涅槃》对他进行的一个多小时的专访，犀利而坦诚。
N：对于今年深中的中招分数线大幅下滑，您也曾经在开学的升旗典礼上提到深中的高分层还是有一定保证的。但是您有没有担心过分数线的下滑对深中整体生源质量有负面的影响呢？
W：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中考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有一些反映，但我觉得在十分二十分之内不会有太大问题。对实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舆论之类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有些影响。
N：提到舆论，包括网络和其他一些媒体都曾对深中的改革有过各种各样的传闻或报道，甚至有一些误解。您有因为这些舆论而动摇过自己的信心吗？
W：你们感觉我有信心么？（笑）信心是要通过东西表现出来的。光说有信心是没有用的。关键要看我们怎么做。
N：为什么做满两个任期必须走呢？您是想效仿美国总统的任期制么？
W：要真有这么一个规定也可以。但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看看我做的事情在我走了之后还能不能做下去。如果说我做的事情在我走了之后就做不下去了，那么我在这几年做的事情意义也不是很大。那如果我不走，我怎么知道我这几年做的事情能不能在我离开之后继续做下去呢？
（N：《涅槃杂志》 W：王铮）
转任北大附中校长后，王铮延续了他在深中的改革：实行走班制、导师制，设置四大学院、八大书院，学生自治，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团，允许学生恋爱，允许学生带电子产品进校园，可以在学校打游戏……
北大附中这一系列听起来十分具有“实验性”的举措，让其显得颇为特立独行，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有人对王铮推崇备至，学生们亲切地喊他“铮哥”，把北大附中称为“大泥湾魔法学校”，认为它是现实中的“霍格沃茨”，许多学生即使高考不理想，也不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也有人视之为异端，认为“华而不实”的改革使得北大附中的升学成绩连年滑坡，几乎要跌出海淀六小强，耽误了许多优秀的孩子，甚至有不少家长强烈要求罢免他的校长职务。
去年12月14日，北京大学官网的“校内公告”栏发布了一则免职通知：“学校研究决定，免去王铮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的职务。”
短短一句话，就结束了这位最具争议的校长在北大附中长达12年的工作，留给舆论无尽的困惑和不解。
把高考看作一次游戏
不同于许多中学的固定班级，北大附中以书院替代了传统概念上的班级。每个高一新生入学就会像《哈利·波特》中的霍格沃茨一样被分到各个书院，由高二的学长带领。
“我们的书院跟学科的课程学习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它更多是生活，是一个生活的载体。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高低年级混搭，学生在一起生活、切磋是非常重要的。”在第四届中国教育创新年会·国际论坛上，王铮说。
取消了传统的行政班，没有了以班级为单位的固定课表，学生们要怎么上课？答案是采取走班制，每个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定制自己的课程表。
“我们以前大多的课程建设的维度是以学科来划分的，但是北大附中现在把这些课程变成不同的性质和方向，让学生自主选择。”王铮曾对北大附中的学科设置进行解释。
不管哪个书院的学生，都可以在行知学院、元培学院、博雅学院、道尔顿学院这四个学院去选择组合课程，组成专属于自己独有的学习计划。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选的课程跟考试并不直接相关，更多是一种通识教育。它是可以跨学科，比如读经典原著，就是进行大的主题或者一整本书的研读。不是学知识点，而是要通过讨论、分享、合作等方式对他的思想认识和人文素养进行碰撞提升，这样的学习不是指向专业和职业，而是提升学生的素养和认知。”王铮说。
刘梦（化名）去年从北大附中毕业了。她回忆，高一高二时，语文英语都不用教科书，高三时才用。“的确，北大附中的部分课程确实不与高考接轨，我们的国文课会用一个学段的时间深度剖析《红楼梦》，会品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却不涉及如何从高考叙事散文中提取作者观点。”
但这仅限于高一高二。到了高三，要在国内高考的学生去预科部集中冲刺。“高三和高一高二是两个世界，高三就被封闭到了五层和六层。”在纪录片《高考》中，一位学生说道。
其实，王铮的教育改革早在2002年上任深中校长时就大刀阔斧地开始实施了。当时也是高一高二让学生依据自己的爱好去深入学习，扩大视野，高三再为高考集中复习。
2009年11月，教育部在南京市召开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经验交流会，深圳中学作为全国唯一一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代表作了经验介绍。
王铮不认为以高考为目标的训练是真正的学习。“我们可以把高考看成一个游戏，我们要参与这个游戏，把这个游戏做好，但是真正的学习不是禁锢在里面，而是以兴趣、深入钻研，以自主思考、不同的见解和深入探究来进行的，这是真正的学习。”
他觉得应付高考，准备一年就足够了。
即使在高三，王铮也希望学生能自主学习。“老师讲课的时间占他们课时的1/3，自主的学习占1/3，跟老师互动交流答疑占1/3，而且很多知识是通过信息化、翻转课堂的方式，让老师对学生问题进行诊断、辅导、帮助。”
“我们不一定要像大学，但我们一定不要像小学”
北大附中还有丰富到过剩的社团活动。学生们既有参加社团组织的自由，也有筹建社团的权利。专业性较强的社团也有老师进行指导，比如水煮蛋设计工作室，就有中央美院毕业的学生指导设计，承接校园里的各种设计需求。
张璇（化名）初中就在北大附中，又在这里读了高中。“离开了以后发现这么做的中学独其一所（除了之前王铮校长在深中试图发展改革），跟很多大学认识的同学或者社会人士去说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很高大上，不敢想象。”
比如，她高中上的政治课并没有按照课本教学，而是像真正的大学哲学系学生一样，读柏拉图选集，去揣摩话语中的逻辑含义，探讨其合理性。当然高考考政治的同学是可以选正常教学的政治课的。
北大附中每年有四大赛事（足球赛、篮球赛、舞蹈节、戏剧节），都会邀请专业老师指导。排练的舞蹈剧、戏剧从剧本编排、灯光道具音响，到人员演出，都是完全由学生自己决策，最后会根据专业评委打分和观众人气投票选出排名。“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竞争，要求所有参加的人员都全力以赴。”
因为兴趣，张璇初中开始自学日语，到了高中，有一个赴早稻田高中的访学项目。学校老师面试了她以后，就很放心地让她当学生负责人。所以她做了很多出国访问和国内接待来访的事务工作。“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锻炼语言和活动策划、组织、执行能力的大型项目。”
“你有进展了吗”是流传于学生中间的一句黑话，意思是“你谈恋爱了吗”。令家长们如临大敌的“早恋问题”在北大附中根本不算事。
王铮不但不反对中学生恋爱，反而持鼓励态度，“现在学生谈恋爱其实也是对恋爱经验的一种帮助，是非常宝贵的人生经验，同时也是学生成长的一部分，教会学生懂得如何认识他人、理解他人”。
很多人认为北大附中不像中学，更像大学。王铮对此的回应是“我们不一定要像大学，但我们一定不要像小学”。
而深圳中学老师邓海清觉得，王铮是他见过的校长中，离学生最近的。“他对学生的关爱是发自内心的，没有前提的，非功利性的。他尊重学生，因为他把学生当成和他平等的个体看待。”他在《王铮，一个时代的领舞者》中写道。
一个周五的下午四点半，邓海清去学校羽毛球馆。他看见王铮坐在靠近西南角的观众席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很惬意很安静地看着学生们挥汗如雨。
还有一天临下班前，邓海清去行政办公楼三楼办事，在短短的20分钟时间内，他看到有三拨十多位学生进出王铮的校长办公室。
学生告诉邓海清，在08校长杯篮球赛的赛场上，几百学生齐呼“铮哥生日快乐”，高唱“Happy birthday to you”。那场景令人感动。
“赶走王铮”
在纪录片《高考》中，一位北大附中学生提到北大附中高考成绩最辉煌的时候是在2003年非典时期，然后他紧接着就说：“说这个太俗了！”
然而，就是这个俗事是所有想要升入中国大学的学生、家长和学校所无法避开的。王铮也是如此，因为这与学生的前途密切相关。
高考始终是衡量中国高中办学水平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现在高考是对教育的一个最终评价，学校办得好不好，教育水平如何只看高考。高考成绩怎样，高考的升学率是多少，这变成了学校的一种评价标准。高考成绩一旦下降，再好的人也不能当校长，再好的老师也要被家长骂。”王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别的学校花三年时间准备高考，北大附中只用一年时间，那最终的升学率有差别吗？赋予高中生这么大的自主权，他们可以安排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吗？
这样的质疑和压力始终存在。离开深中时，学生采访王铮一上来就诘问学校的中考招生分数大幅下滑，因为这意味着大众对王铮的教改没有信心，高分考生不愿意报考深中。
当时还有很多家长在网上公开呼吁“赶走王铮”，“救救深圳中学，救救深中学子”。
在纪录片《高考》中，王铮也给北大附中的老师下了硬指标：2014年那届高三毕业生，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必须超过60个。
在片尾，可以看到那一年北大附中一共58个学生考上了清北，一本率99%。
2016年，张璇高考时顺利考上了北大。不过，高中时，她也有疑虑：在高考的大环境下去做一些“额外”的事情是不是会对自己的未来产生影响？
张璇那时就看到不少学生在书院的活动室里聚众打《英雄联盟》。她的一个朋友因为家里不让玩游戏，还专门带着电脑来学校打游戏。
“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整体高考水平下滑，这种教学方式肯定不会说是一点影响都没有，考试成绩整体比不过应试教育出来的学生是很正常的。”张璇说，“总体来说，如果是有规划和自制能力的学生，在这种模式下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如果只是沾沾自喜于没有过多管教和作业约束的话，高考成绩可能确实会受到影响。但这样的人就算高考很好，到了大学无人约束以后也会放纵吧。”
于敏（化名）2003年入读深中，她的体验不太好。“我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吃亏，因为相对来说，我是目标比较明确，比较有自制力的人，但是我比较替我的很多同学惋惜。”
据她介绍，他们班班长，中考进来时成绩数一数二，但高考考得不太好，才考了深圳大学。“班长社团搞得非常好，老师非常喜欢，但你在高中搞了三年的社团，换来了一个更差的大学四年。这件事对你来说划不划算？快乐是快乐，但是同时你也要考虑失去了什么东西。反正我们班整个高考的时候出去的成绩是肯定比不上我们中考进来的成绩。”
于敏觉得学校那时的导向不是说成绩好不好，而是球赛哪个班赢了，或者学校的球队在市里面有没有拿名次。“反正我们那一届的时候就有点这个意思，大家都不是很认真搞学习。”
于敏对王铮本人的印象很好。“他是老师里边特别亲近学生的，风度很好，演讲很有意思。我相信他个人的课也会教得很好。但这不代表他可以把学校管理得特别好。”
据北大附中官方微信2020年7月公布的数据：“北大附中国内高考方向近年平均10%左右的同学升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50%以上的同学升入国内985高校，75%以上的同学升入211高校，95%以上同学升入重点本科院校。此外，还有很多高考方向同学被推荐至早稻田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香港大学等知名高等学府。”
这样的升学率放在其他学校肯定是优异的，但是放在海淀六小强之一的北大附中身上就未必令人满意了。
于敏身边也有北大附中毕业的朋友。他们总结说：“你进去的时候在全区的排名，就是你高中三年最高的排名了，因为出来的时候你的排名一定是会降低的。”许多家长对北大附中的不满，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高进低出”。
于敏的孩子目前就读于北大附小，因为爱人在北大工作的关系，她的孩子到了中学阶段会就读于北大附中。而王铮离任这件事让她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对于高中生来说，可能百分之七八十的自制力都是不行的。绝大部分资质平平的人，就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了。”
那些高考失利的学生后悔了吗？
在深中2008届毕业典礼上，王铮说：“别人说，深圳中学的学生，管得松，活动多。但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自己在当中不断地调整和体验的。只有选择，才有空间给我们去体验和成长。有的老师说，深中的诱惑很多，但就是没有告诉学生什么是最重要的。其实，最重要的东西对于每个人是不同的。以后，不会总有人告诉你什么是最重要的。不会总有人告诉你什么是标准答案。”
刘梦的高考成绩不太理想，只考上一所比较冷门的211大学。“刚看到高考成绩的时候，挺郁闷的，毕竟自己之前学习还是挺不错的，但这个成绩基本和好的985、211无缘了。心理落差真的挺大的。”
刘梦曾经也为北大附中的教育制度愤愤不平过。“当时的我一心只有‘分数’和‘高考’，认为许多活动是毫无意义的。”
高中一开始，刘梦的思维还是局限在应试教育的模式内，总是觉得老师安排好了什么课就去上就好了，并不是很注重抢到了什么课，对自己的学习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划，也没有意识到三年后还要参加高考。
高三的时候，刘梦才发现十分被动，由于缺少规划，她基本是从高三才开始学习与高考接轨的内容的，所以高考分数不高。“如果你有意识地提前自己去预习的话，比如别人看1遍，你看10遍。你如果用学校前面那两年的空闲时间，把那10遍看完，在高考上，你和其他学校的孩子一样，你是不吃亏的，所以说只能说是自己没有利用好前两年的时间。我潜意识里在逃避‘高考’这个现实。”
想了很久，刘梦觉得考得不好不能怨学校，成绩的好坏更多还是取决于自己的努力和规划。学校提倡素质教育并不意味着会耽误高考，许多大神高考、竞赛、活动三不误。“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学生本身，而非学校的教育模式。换句话说，怎样的教育方式下都会有学习好的、更适应环境的大神，也有愤愤不平、怨天尤人的愤青。想成为哪种人无非都是自己的选择。相反，高中阶段的素质教育更早教会我要对自己的学习乃至人生负责，要合理利用自己当下拥有的一切资源，要适应自己所在的环境。”
刘梦高中时特别喜欢化学，然后选了难度很高的一个化学课，发现自己不适合，就换了个方向。“高中的试错成本肯定要比大学低，不能等到大学挂了科，然后你才认识到。”
高中阶段的经历让刘梦更加认清了自己是个怎样的人，想追逐怎样的梦想。“尽管我高考成绩不理想，但我依旧会自信、勇敢地走下去。毕竟，想成为哪种人无非是自己的选择。感谢北大附中给我这样的勇气，来到过这里是我最大的荣幸。”
上了大学，刘梦决定要提前对自己的学业有个规划，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
张璇的一个中学同学，因为高中时在戏剧社的经历，大学选择出国读书时选了戏剧相关专业。
很多参加了水煮蛋设计团的学生后来也去学了美术设计类专业，而且是真心热爱这一行业。“学校也很支持，不像我听其他学校有些老师会觉得美术生是文化课学不好走的捷径。”张璇说。
在纪录片《高考》中，王铮说：“这个社会它的需求是多样的，一定有一部分家长，他哪怕说我不让孩子考那么高的分，但是我希望他健康成长。有没有这样的学校，哪怕它是少数，哪怕是小众，他需要这样的学校。所以我一直认为一种多样化、一种多元的（学校），是一个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地方。”
去年因吐槽女儿是学渣而走红的北大教育学院副教授丁延庆说：“北大附中就是异类，评估北大附中也存在一个问题。有人说，北大附中相比101中学、人大附中这些学校高考成绩落后这么多。这就犯了一个错误，大家都知道北大附中是那样一个学校，没作业，玩，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不是高考训练集中营。选择报考的，一般也都是不想去搏命学习的那种。因此，你用北大附中的高考表现评估它的教学能力，是有偏差的。”
丁延庆曾经辅导一个女孩填报高考志愿。那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但丁延庆跟她一聊，那种风范，那种内涵，丁延庆作为一个四五十岁的北大老师，都觉得眼前一亮。
最后，他们商量决定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小语种。“北大附中，这样好的高中才能培养这样的人。”丁延庆说，“她妈妈还是中关村二小的一个老师。她妈妈说，我们知道我们上北大附中，高考要少拿30分，但是我们感觉赚了，我们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地学了三年，最后一点不影响。”
还是在深中2008届毕业典礼上，王铮说：“以后我们还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考试，但是我想它只会变成一种工具，它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它只是被我们用来选择和运用的。我们将会面对更广阔、更有意义、更多的道路和途径……经过了12年基础教育的磨练，是不是应该，也可以摆脱考试的束缚，走入我们更加丰富的人生呢？”
“我们不是在办学校，我们是在办教育”
高考成绩始终不是王铮的目标。
“北大附中是什么？是一所高大上的学校吗？我看也不怎么大。”
“是好学校吗？社会上有很多排名、升学率，外界恐怕也不这么认为。”
在北大附中2021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王铮说：“北大附中有一个培养目标，但是她没有一个办学目标。她不会为这些表面的、片面的指标和分数所拖累，她的核心是培养目标里面所表达的，有个性品质，有能力才干，有价值观。”
所以，王铮认为北大附中不是一所学校，北大附中是一种教育。“我们不是在办学校，我们是在办教育。我们要的不是一个学校外在的指标和名声，而是每个身在其中的学生的当下生活和成长，是每个学生的认知、自我和他人。”
从深中到北大附中，王铮都致力于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的杰出公民。
“公民”一词起源于古希腊发达的公共政治生活。希腊文的“公民”（Polites）一词就是从城邦（Polis）衍生而来，寓意为“城邦的主人”。身为古希腊的公民，需要积极地参与到城邦的公民自治以及公共事务中。
“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新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地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北大附中官网“培养目标”这一栏如是写道。
“我们把‘个性鲜明’作为第一个内容提出来，就是希望学生能够认同和坚信个性，发展个性。只有自信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否则可能就成为一个工具。”王铮在演讲中说，“后面提到的‘服务社会、尊重自然、关爱他人’的世界观大家是认同的，但有一个重要的定语——‘无论身在何处，即多元丰富并不是说只有上北大清华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培养目标。”
知乎里有个问题是“在北大附中就读是怎样一番体验？”回答问题的北大附中学生们几乎都提到了这一培养理念。
王铮被免职后，张璇在朋友圈里写道：“个人认为他的独到之处大概是致力于让学生明白，每个人作为公民的人生是不可量产的。他把学生当人、当作公民平等看待。这是我最庆幸自己在中学时代经历的事情。”
是“功臣”，还是“罪人”？
2021年12月14日，57岁的王铮在北大附中的工作戛然而止。免职通知只有一句话，没有任何解释。
微信公众号“奴隶社会”以教育同仁的名称发文《关于王铮校长的“一句话”免职，问北大几个问题》：“1、免职的原因是什么？2、提前免职如何理解？3、北大附中12年的改革成果，如何总结、保留和发展？4、免职是不是对王铮校长倡导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的否定？”
至今，这些疑问都没有得到正式解答。
王铮离开深中后，深中老师邓海清曾写了一篇《王铮，一个时代的领舞者》，总结了王铮在深中八年的得失：是“功臣”，还是“罪人”？
该文肯定了王铮作为改革先锋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王铮教改的很多问题。
比如没有或很少做老师的思想工作，“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领导思维会使得课改的效果大打折扣；比如课改方案要严格论证，任何一项措施的实施或取消都应该如此，细节要清晰具体，不能走一步看一步；比如针对生源质量参差不齐的学生，课改不能一刀切，忽视学生个体差异……
于敏的妹妹2013年也入读深中，后来保送去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据她观察，王铮时代深中的多元化、学生的咖啡店这些东西都保留得很好，甚至比以前做得更好，运营得更彻底，同时成绩也更 好。
所以，于敏觉得搞社团、搞活动、搞多元化跟重视成绩是可以不冲突的，尤其是进（深中、北大附中）这两所学校的学生，基本上是整个城市里最优秀的人了，效率上是可以兼顾的。关键是有了理念和模式后，管理得跟上。
“我从来没有说活动本身不好，我只是说不应该放弃学习这个KPI。其实像我们读高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全市前三的学校里面课业压力最低的，我们高三每周都休一天半，这在别的学校是不可能的。大家都是有很多的空闲时间的，所以这就说明时间是够的，你是绝对可以在保证课业的情况下同时完成多元化的。”于敏说。
刘梦和同学们在高三时也想过如果高一时，学校能在高考方面多一些引导，他们高三时会不会更好一点？
这些反思和总结都是有益的。王铮在北大附中12年的改革肯定不是完美的，存在很多问题。
但这肯定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一次难得的尝试。
只可惜这个尝试就这么草草结束了。
在深中的校长交接仪式上，王铮说：“一个阶段的使命完成了，就要有一个新的发展。但事情还没有做完，还没有做好，时间已经过去了。8年里做的事情，我们也觉得问心无愧。事情的结果，我想就留给别人，留给时间，留给历史去评说吧！”
（于敏、张璇、刘梦系化名）
参考资料：
1、纪录片《高考》
2、《“教育评价标准的改变：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21世纪经济报道》
3、《王铮，一个时代的领舞者》，邓海清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Vista成长实验室（ID：vistaedulab），作者：林杨攀、孙译蔚，编辑：沈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