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德国很多行业来说中国早就成为最为重要的销售市场。
去年年底德国新内阁组成之后，新上任的外长贝尔博克表示要与中国建立起新的经济联系，这其中就包括她希望欧盟禁止进口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但是德国工业界对新的对华强硬路线并非毫无保留意见。例如西门子公司总裁博乐仁（Roland Busch）不久前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就曾表示中国的问题"不会通过对抗性的外交政策来解决"。
德国《世界报》在一篇题为"德国工业界对中国连批评都不敢批评一声"
（Die deutsche Industrie wagt nicht mal im Ansatz eine Kritik an China）的报道中指出，不只是西门子公司，德国整个工业界的看法都是如此。
文章引述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BDI)主席鲁斯武姆(Siegfried Russwurm)的看法说："中国人会把民主国家较长的决策过程--例如如何应对新冠疫情--解读为西方的弱点。尽管如此人们必须在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同时也不应该对贸易做出限制。企业不能作为代理人来推动变革。这是政界的职责。"
文章写道："工业界希望能够同中国继续保持双方互利的模式。鲁斯武姆甚至继续对'以经贸促转变'抱有希望。但实际上'以经促变'已经被广泛看作是错误的期待。"
文章指出，"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显然不想也不能拿中国这个巨大的销售市场来冒险。对于德国很多行业来说中国早就成为最为重要的销售市场。工业界本来就对整体出口的增长疲软感到担忧。联邦工业联合会预计今年的出口增长可能只有4%，而2021年的增长则高达8%。"
中共对德国“胡萝卜加大棒”会有用吗？
世界政治有的时候看上去有点像万花筒，经常会冒出常人不知的、戏剧性的故事。政治学者张俊华对最近中国政府针对德国所展开的一系列幕后外交活动进行梳理，并试图分析德国政府未来对华政策的走向。
面对强势的习近平，朔尔茨政府会拿出怎样的对华政策（资料图片）
中共为了保证以后的德国新政府能继承默克尔的亲中政策，同时也为了保证欧洲按照中国设想的欧中关系继续发展下去，自去年11月开始，在正式外交场合的台前幕后，下了不少功夫。 如果要把这些努力做个描述，还是一句话：胡萝卜加棍子。
默克尔的担忧和中国的主动出击
近日有消息传出，默克尔在德国大选之后，与包括其继任者朔尔茨在内的一些欧洲高层决策者进行了多次会晤，表达了她对以后可能会出现的对中更强硬路线的担忧，因为毕竟实用主义是她在对华政策方面一个重要遗产。而在大选前，当时仍在默克尔内阁担任财政部长的朔尔茨似乎已经很明白，他有这个责任继承默克尔的遗产。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去年十月， 即在他快要正式被选为总理之前，就向中国传送了“德国今后的中国政策与前届政府连续性” 的信号，并对支持批准颇有争议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表示了积极的态度。
但即便这样，中方依然不放心。毕竟新的政府不是朔尔茨的社民党一党执政，而是还有另外两个不太令中共喜欢的绿党和自民党。于是乎，中国首先在公开场合不点名警告即将担任外交部长的贝尔博克，告诫她和德国的内阁官员不要老盯着“制度的竞争”。同时，中共心里也明白，当初在回应欧盟对新疆问题的制裁时，显然是以“三拳还一拳“，本以为把欧洲打瘪了，办事就顺利了。没想到，反制裁却闯了祸，因为如此一来打击了一大批个人和欧盟的机构，尤其是制裁学术智库如德国墨卡托中国问题研究所（MERICS），在欧洲引起众怒， 以至于习近平渴望的在党内能宣扬他外交能力的“中欧投资协定”被无限制地搁置。
为了把尴尬的局面扳回来， 去年11月下旬，一批与德国有深厚关系的中国官员代表团在德国进行了低调访问。在前驻德大使史明德的带领下，他们在柏林、慕尼黑和斯图加特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与德国的政商精英会面，其中包括与朔尔茨关系密切的人。他们要传送的信息是：让我们一起努力，确保柏林和北京之间的特殊关系不走样。
在走访中，中国官员一方面向欧洲同行暗示，他们计划在2022年初签署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强迫劳动的基本公约（第29号和第105号），以解决对中欧投资协定的主要批评之一。同时，代表团说，他们对允许欧洲官员代表团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新疆持开放态度。当然，这里并没有解决是否允许让欧盟官员去看访被关在监狱里的、被中方认为是“三股势力”的人。更有意思的是，中方代表团明确表示，尽管他们对欧洲实体的制裁不会被取消，但也不会被严格执行。为了表达其“诚意”， 史明德在11月底访问柏林期间，特意会见了受制裁的欧洲议会议员包瑞翰（Reinhard Bütikofer）和受制裁的墨卡托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胡谧空（Mikko Huotari
）。史明德传达的信息是，尽管发出制裁令，北京仍准备逐步加强与他们的接触。
现在就看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德国政府对中国的主动出击将会如何反应。朔尔茨在跟习近平通话中，表示希望能尽早实施中欧投资协定。尽管他自己心里也明白，在联合政府协议中的一个明确的信息是，敲定这份协定的条件还没有达到。大概他还是用这些话来“安慰”习近平吧？
但以笔者的估计，让中欧投资协定重新运作起来的条件不仅没有得到满足，比如说，中方绝对不会取消当初对几位欧洲议员的制裁。而且随着立陶宛事件的出现，显然让事情更复杂了。所以至少在今年，不会有动静的。
摇摆不定的德国对华政策
但重启CAI是一方面，中方努力还有一个关键是把德国政府拉到自己的一边，使其在对华政策中，继续执行默克尔的“实用主义”路线。
在这方面，中共比较欣慰的是，那些在中国国内赚足了钱的德国大公司就是最好的助手。最近几周，我们看到德国的一些顶级首席执行官，也公开对自己的新政府喊话了。大众汽车总裁迪斯（Herbert Diess）在圣诞节前不久发文警告说，德国或欧洲推动与中国脱钩将是 “非常有害的”。在此，他也不管德国和欧洲是否真的在推动脱钩。同时，他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合作和在中国的存在，而不是减少！”。西门子公司总裁博乐仁（Roland Busch）上周对《南德意志报》说，中国值得尊重，并表示，禁止从新疆地区进口产品将危及德国的绿色转型。
很明显，承诺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新任外交部长贝尔博克，不仅让中共感到不安，也让德国工业界大咖感到不适。尽管她在就任新职后发表的声明很有分寸，例如明确表示德国不能与中国脱钩，但她客观上已经成为左右各方攻击的目标。加之她首次在联邦政府任职，在“嫩姜”变成“老姜”之前毕竟需要一个“学习曲线”。而这里，问题还在于，贝尔博克是否真的能够处理好跟总理朔尔茨的关系，并在对华政策上有一种默契。
如上所说，朔尔茨上任时承诺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一种具有社民党特色的默克尔做法。而且，在他执掌德国新一届联合政府的头几周里，在中国问题上发出的信号在语气和内容上都出人意料地柔和。客观上，在很短的时间内，朔尔茨似乎成功地削去了外交部长的棱角，同时也淡化了其执政蓝图中关于中国政策的设计初衷。真不知道，在这种环境下，贝尔博克所在的外交部能否真的成功地完成目前正在撰写的、联合执政条约中承诺的新中国战略。
可以想象，朔尔茨的有些做法很可能会得到来自贝尔博克反弹。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朔尔茨是否会因“中国因素”而把与美国拜登政府合作的纽带绷断。在华盛顿，拜登政府的官员们正在紧张地观察德国的动向。据知情人的信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成员最近向德国官员传达了一个类似于最后通牒的信息：如果柏林不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发出明确的信号，表明是否准备在中国问题上与华盛顿合作，那么美国只能重回单边主义的外交。显然，美国对德国含含糊糊的、软绵绵的对华政策显得有点烦躁了。
自从成为总理以来，朔尔茨对跨大西洋关系说了似乎令人鼓舞的话，在他对联邦议院的首次演讲和新年致辞中强调了德美关系的重要性。但他在与习近平的第一次通话中表达了深化与中国的“双边伙伴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愿望，则又发出了一个不同的信息。
立陶宛事件的影响
德国新政府联合执政协议承诺对中国采取更团结的欧洲方法。但在最近中方对立陶宛进行经济惩罚和胁迫的时候，柏林却一直保持沉默。朔尔茨在12月底与习近平电话交流，欧洲不少国家特别是立陶宛期待着德国总理能在这种场合，至少应该主动提出立陶宛的情况。而客观上，一些德国官员也曾敦促他这样做，毕竟有十几家德国公司也被卷入了中国对立陶宛进口的非官方禁令中。对于德国的这些中小型公司来说，因中方的胁迫，业务受到的影响很大。但很显然，朔尔茨的“无为”让德国的邻国以及欧盟都失望了。
当然，这里也要顺便指出，立陶宛事件本身也反映了维尔纽斯政府的外交能力确实有更完善的余地。再则，欧盟委员会在此也没有起到应该起的作用，相反，也是用沉默和含糊其辞来应付过去。而德国新政府在前不久明明能跟习近平有直接交流的机会，却假装立陶宛事件不碍大事，这多少使朔尔茨政府的声誉也受到影响。
中国的努力是否会成功？
从去年十一月来中方的努力给欧洲发出的信号很明显。一是，中国有能力与西方资本绑在一起、并维护自己制造业的主导地位是中国的国策。而中欧投资协定本来就是能强化这种国策。所以，这份协定对中国意义重大，对习近平个人的意义则更大。第二，软弱的欧盟委员会是中国一直试图绕过的对象。中共喜欢跟欧盟的大咖成员国直接作交易，而欧盟中数一数二就是德国了。这一做法，显然是对欧盟的原则同时也是对其成员国的一种挑战。
德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虽然已露出雏形，但由于联合政府声明中的约定以及绿党、自民党与朔尔茨的理念不同，其外交政策依然处在摇摆不定的阶段。因而，目前还很难断定，中方在尝试的政治交易是否凑效。但是，留给德国新政府在对华战略的设计（包括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的态度）的时间已不多了。决定德中关系、德美关系命运的就看今年。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