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HLEY GILBERTS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去年6月，一项偶然出现在我办公桌上的统计数据令我大吃一惊。2020年，由于疫情，美国人的驾驶里程下降了13%，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却上升了7%。
我搞不懂。为什么美国人在大流行期间开车却更加鲁莽？但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数据，在2021年上半年，机动车死亡人数更比2020年增加了18.4%。据该机构称，造成事故的因素包括酒后驾驶、超速和不系安全带。
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开车那么不负责任？
当这些令人沮丧的数字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时，这个星期，马修·伊格莱西亚斯通过Substack发表的一篇文章进入了我的收件箱。文章的标题是《各种不良行为在增加》。伊格莱西亚斯指出，不仅鲁莽驾驶的人数在增加，飞机上的争吵数量也在激增，城市里的谋杀率在飙升，吸毒过量的人数在上涨，酗酒的美国人越来越多，护士说病人变得越来越粗鲁，等等等等。
伊格莱西亚斯是对的。
教师们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破坏性行为。《华尔街日报》去年12月报道称：“在学校里，学生在课堂上讲话这样的小问题，以及打架斗殴、持有枪支等更严重的问题都有所增加。学校官员表示，在达拉斯，今年的课堂破坏事件比疫情前的水平增加了两倍。”
本月，美国家庭研究所发表了一篇名为《毒品流行越来越严重》的文章。其中指出，20多年来，因毒品死亡人数的上升几乎没停过，但“在大流行期间吸毒过量尤其出现激增”。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吸毒过量危机主要集中在白人当中，但该文指出，在2020年，“黑人的比例首次超过了白人的比例”。
去年10月，CNN播出了一则报道，题为《联邦调查局称美国的仇恨犯罪报告激增至12年来最高水平》。例如，联邦调查局发现，2019年至2020年期间，针对黑人的袭击从1972起上升到2871起。
枪支购买量也出现激增。据《华盛顿邮报》报道，2021年1月，美国枪支购买的数量超过200万支，“同比增长80%，是有记录以来单月购买量的第三高。”
随着美国人对彼此的敌意似乎在增长，他们对彼此的关心似乎也在下降。印第安纳大学利里家族慈善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人的慈善捐款比例正在稳步下降。2000年，66.2%的家庭做了慈善捐赠。但到2018年，只有49.6%的人这么做。对宗教事业捐款的比例随着礼拜仪式出席率的下降而下降。但在2018年，向世俗事业捐款的家庭比例也创下了42%的新低。
这还不包括整体氛围恶化中难以量化的部分——两极分化、仇恨、愤怒和恐惧的加剧。许多年前，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从来不担心自己在课堂上说的话会让我受到排斥。但现在，我认识的大学生们担心，说错一句话可能会导致社会性死亡。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不得不说，并非所有趋势都是坏的。例如，青少年的毒品使用似乎正在减少。而且这些问题当中，有很多都是由疫情带来的暂时压力造成的。我怀疑，如果没有戴口罩的规定和一种令人担忧的致命病毒，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殴打空乘或是因为奶酪发脾气。
但一些更黑暗、更深层次的事情似乎也在发生——团结的长期丧失，隔阂与敌意的长期上升。生活在一个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都在解体的社会里，就是这样的感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句话：我不知道。我同样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抑郁、自杀和孤独感的高发率（这些问题其实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困扰着美国人），这是我刚才描述的那些敌意和鲁莽可悲的另一面。
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常见的嫌疑人：社交媒体、腐败的政治。当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表示仇恨边缘化群体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很多人肯定会将其视为一种允许。
一些有害因素肯定是社会学方面的——社会结构的破裂。去年，盖洛普发表了一份报告，题为《美国教会成员在人口中首次不占多数》。2019年，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报告《美国单亲家庭儿童比例为世界最高》。
一些有害因素肯定是文化上的。2018年，《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根据两项新研究，美国是一个自恋狂的国家》。
但在这个问题的核心，肯定也存在着某种精神或道德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在各种不同的行为中，美国人支持社会、亲近他人越来越少，反社会和自我毁灭越来越多。但这是为什么呢？
作为一个专栏作家，我本应有一些答案。但我现在不知道。我只知道情况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