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金融评论（ID：FFReview），内容选自《复旦金融评论》，作者：宋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封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图1B 东亚部分国家出生率趋势图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儒家文化中包含的一些其他元素对生育逐渐产生了负面作用且日益显著。具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儒家社会规范中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可能会降低生育率。具体来说，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会使女性在家庭内部事务上始终分配较多时间。当女性的整体受教育程度和经济社会地位较低时，家庭内部事务的效率分配与存在儒家男性家庭主导地位情况下的均衡分配相近，偏向女性的育儿负担分配对生育率没有较大影响。
随着女性整体受教育程度和经济社会地位提高，女性在儒家规范下将投入远比效率均衡多的时间处理家庭内部事务。社会—家庭地位的不匹配会降低高教育水平未婚女性的结婚率进而间接降低生育率，也会通过推高育儿成本从而直接降低生育率。此时儒家文化对生育率的总体影响可能会从正向变为负向（Myonget al., 2020）。偏向女性的育儿负担分配显著降低了整体生育率，特别是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但仍需大量投入育儿事务的女性。
第二，女性工作—家庭冲突对生育率的影响。例如，来自日本和韩国对已婚女性的深度调查发现，过长的工作时间和不完备的产假制度会导致女性只选择生育一胎或直接辞职（Brinton& Oh，2019）。利用来自韩国的面板数据发现，家庭内部劳动中男性参与率的提高可以显著增加家庭生育率（Kim，2017）。
第三，东亚地区人力资本回报的增加也是造成生育率下降的因素之一。利用清朝安徽桐城地区的家谱数据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回报会显著影响家庭的生育选择（数量—质量权衡）。在人力资本回报较高的清朝前期，生育率和后代受教育程度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当人力资本回报在清朝后期下降，生育率和后代受教育程度不再相关（Shiue，2017）。
第四，教育成本的增加也会降低出生率。利用日本国家转移账户（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s）数据发现，养育后代成本特别是教育成本与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弹性较大。其中，养育后代成本与总和生育率的弹性约为-1.2，即养育成本增加1%，总和生育率下降1.2%；而教育成本与总和生育率的弹性则达到了-1.7，即教育成本增加1%，总和生育率下降1.7%（Ogawaet al.，2009）。
第五，经济快速发展与持续性保守性别观念之间的冲突。例如，研究发现经济的迅速发展伴随着具有传统观念男性的稳定比例会使女性结婚率下降。利用来自日本的调查数据验证了上述模型结论发现，母亲教育程度提高并仍在婚育后工作会增加儿子未来拥有工作配偶的概率（Hwang，2016）。
第六，高房价对生育率有不利影响。虽然部分针对美国的研究发现房价会通过增加家庭财富提高生育率。但是，针对东亚国家的研究结论非常统一地证实了房价对生育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Liu et al., 2020；Liu et al., 2021；Yi & Zhang, 2010；葛玉好和张雪梅，2009）。图2描绘了代表性国家房价（图2A）及其近十年的变化趋势（图2B）不难发现，东亚地区国家房价绝对值和上涨率都位于全球前列。
图2A 世界各地区代表性国家房价数据（单位：美元/平方米）
图2B 世界各地区代表性国家近十年房价变化趋势图
综上所述，儒家数千年来对中华民族和儒家文化圈其他地区的民族方方面面的影响不可忽视。其内涵对于生育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当社会总体发展水平较低时，儒家文化中重视家庭的观念可能会促进生育率的提高；但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儒家文化中的其他元素可能会降低生育率，且其负面作用日益显著。由此，相关政策的配套，例如鼓励平等的就业环境、减少女性的育儿负担、减少家庭教育成本、推进教育公平等，可能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作者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胡钧贻、曲晓晴同学的助研工作。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编辑：潘琦。
参考文献：
1.葛玉好、张雪梅，2009：《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人口研究》第1期。
2.Brinton, Mary C., and EunsilOh. 2019. “Babies, work, or both? Highly educated women's employment and fertility in East Asi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5 (1): 105-40.
3.Hwang, Jisoo. 2016. “Housewife, ‘gold miss’, and equal: the evolution of educated women's role in Asia and the U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9(2): 529-70.
4.Kim, Erin Hye-Won. 2017. “Division of domestic labour and lowest-low fertility inSouth Korea.” Demographic Research 37: 743-68.
5.Liu, Jing, Chunbing Xing, and Qiong Zhang. 2020. “House price, fertility rates and reproductive intentions.” China Economic Review 62: 101496.
6.Liu, Hong, Lili Liu, and Fei Wang. 2021. “Housing wealth and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21): 1-37.
7.Myong,Sunha, JungJae Park, and Junjian Yi. 2020. “Social norms and fertility.”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9 (5): 2429-66.
8.Ogawa, Naohiro, AndrewMason, Amonthep Chawla, Rikiya Mastsukura, and An-Chi Tung. 2009. “Declining fertility and the rising cost of children: What can NTA say about low fertility in Japan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5 (3): 289-307.
9.Shiue, Carol H. 2017. “Human capital and fertility in Chinese clans before modern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2 (4): 351-96.
10.Yi,Junjian, and Junsen Zhang. 2010. “The effect of house price on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Economic Inquiry 48 (3): 6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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