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号到18号是康奈尔的期末考试周。
康村村民们日日夜夜操心着的那个数字，不只是绩点，还有日增破两百的新冠病例数。我身在其中，但又像个旁观者。
我看到，学校顶住多方压力，顽强举办了两日线下考试，然后——就顶不住了。
我看到，媒体铺天盖地报道着这个北方学村如何被恐怖的omicron撕扯、侵蚀。
我看到，同学们各显神通，为了让教授更改考试形式而搬出五花八门的理由。
我看到，一栋栋宿舍楼很快地清空，不断有亲人们冒着雨雪来接孩子们回家。
能证明我是亲历者的证据，是微信里朋友家人的关心，是自动缩减的出行次数和时长，是出门时戴上的双层口罩。
（一个学校日增两三百真离谱！）
回想起来，在国内我们真的被保护的很好啊，以至于我好像一直觉得新冠病毒离我很远。
虽然在美国离谱的可笑的事情就发生在眼前，但刚来时我就已经及时打了两针辉瑞疫苗。也不party不聚众，走哪儿都戴好口罩，勤洗手，做好这些的我，还能从容地、略显迟钝地当个旁观者。
但我错了，我没有那么幸运。
17号是我最后一门期末考的日子，也是我的大一上学期的解放日。
下午在lounge线上考完了试，快乐地回到房间，却脖子酸肩膀酸、发冷，过了好久没什么好转，翻出体温计一量，发烧了。刚开始觉得只是着了凉，头进了风，但也仍然赶紧带上了N95，吃了莲花清瘟，和爸爸妈妈商量对策，与室友隔离开。
一个人坐在lounge，边发烧边头疼边想着杂七杂八的事情。心情的变化来得比想象中的要快，不知道从哪一瞬间起，我不再能说服自己这只是普通的发烧。
可能是妈妈在群里分享的新毒株应对措施，可能是一向淡定的爸爸漏了馅儿的担忧，可能是CornellHealth承诺过但并没有打回的电话，可能是好朋友抓着我问的各种问题......
很难回想当时的处境，可以说生理上心理上都一击就碎——呼出的热气，撞上口罩，再打在烧起来的脸上。
我害怕假期的出行计划被彻底打乱，我害怕一个人孤零零在异国他乡生病，我害怕警察突然来把我抓去隔离。我害怕病毒，更害怕未知。
我迫切地想知道那个结果，不管是怎样的结果。
（17号晚某发言记录）就这么焦虑了两天，反复发着烧，喉咙越来越疼，心情起起伏伏，在认命和抗拒之间横跳得筋疲力尽。
终于，在19号晚上，知道了那个结果——阳性，确诊。
视频告诉爸爸妈妈之后，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我觉得很不公平，明明防疫已经做得很好了，明明好不容易熬过了final week准备迎接快乐的寒假，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要被留在破村子里遭罪？
但我也突然变轻松了，原来的一点点侥幸的希望灭了之后，该怎么睡大觉就怎么睡大觉，该怎么吃药就怎么吃药，一切都变简单了。
02
从20号开始，症状就只剩喉咙痛和一点痰，我也有心情在隔离生活中找到一点可爱的元素。
打扫卫生间的大叔，来敲我的门，说他在卫生间门外贴了张“Do Not Enter”，现在那间归我独有（听起来怪怪的）。
第二天，另一位来打扫的大叔，在空无一人的卫生间门外敲了十几下，一直听到里面有应答才敢进去。我猜他盯着那张“Do Not Enter”愣了好久。
去拿外卖（无接触的，放心），回来发现校卡刷不开宿舍大门了，只能去找这栋楼的管理头子，他假期还留在这儿。他隔着玻璃门犹豫了一下，然后推开门，再迅速躲到一边儿去，看着我扶住门，再远远地告诉我怎么能让校卡恢复有效。
（真香啊！） 再比如，盯着臭脚和袜子发发呆；某天午觉起来发现头发好像变多了；招待了来看望我的臭虫小姐；肆无忌惮地煮着螺蛳粉（我觉得好欢螺比螺霸王和李子柒更胜一筹，谁同意谁反对？）。
03
虽然在村子留守着遇到的人和事并不糟糕，但在异国他乡生病，会有些很复杂的情绪。
记得19号刚得知确诊的时候，学校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
当时我脑子很乱，说话不太清楚，就听见电话里那个温柔的姐姐突然一句“别急，姑娘”。
她说猜到我是中国人，她也是，就想着我们用中文交流更加方便。很耐心地解答完我的问题之后，她问我在这边还有亲戚朋友没，我说家人在国内，朋友们现在也没在附近。她听完给了我她的邮箱，说有事情可以找她帮忙。
挂电话的时候，我笑着，眼泪也哗哗地流着。
是啊，我在这儿并没有家啊，即使允许居家隔离，对我来说也是不可能的。
可是，最无助的时候一句“别急，姑娘”，和每天微信里挤满了的关心祝福，在提醒着我物理上确实要一个人扛住的同时，也给予了很多很多温暖的力量，从心而起。
（村里的落日拿来凑一下配图）煽情归煽情，但家人们，我真的很想出去！！！
活了十几年，这是一个人宅着最长时间的一次！我挺宅的挺懒的，但看到朋友圈里满世界的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我恨呐！我心痒啊！我瘦了整整两公斤啊！祝我出去之后快点长胖！
最后，大家走哪儿都要注意防疫！
即使可能早就打好了疫苗，但在凶猛的omicron面前，我们仍需要加强防护！不能放松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