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高中地理老师，循着蛛丝马迹的线索，找到一座藏身在村里的北宋、金代古寺。此事被迅速上报给当地政府和北京大学古建专家，鉴定、测绘旋即展开，修缮与保护也即将提上日程。让人疑惑的是，一座如此显眼的古建，十年多前在文物调查中就已登记在册，但真实年代和身份为何至今才被发现？
这座寺庙名为圆融寺，位于山西晋城下辖高平市的神农镇中村，已有800岁以上的高龄，比紫禁城还早至少200多年。据专家鉴定，圆融寺应始建于北宋中后期，金代中后期大规模改建。
在中国，金代及金代以前木结构古建，全国现存仅有200余座。前往鉴定圆融寺的北京大学古建专家徐怡涛说，“隐身” 的宋金建筑发现一座少一座，“总是有一个定数的”。地方文物部门人手长期不足，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民间人士就成为文物发现和保护的一支力量。
在这次发现中，依赖民间、官方、学界形成的由私人关系联结而成的小网络，信息在其中迅速传递、推进。这是晋东南这个古建富集之地形成的独特现象。
（圆融寺屋顶露出的转角铺作，是宋金歇山式屋顶的标志，明清时改为悬山式。摄影/李强）
被错认的古寺
“哪个朝代不知道，就知道很早。”年过六旬的村民记得，圆融寺后殿的山墙和后墙上曾经满墙都是佛像壁画，小时候他们经常跑来玩。“现在埋在土堆里了。”
村里的一些寺庙至今香火不断，但圆融寺没有这样的运气。1949年后，圆融寺后殿养过猪，门殿用作仓库。当地人说，要不是做仓库，门殿也早就不在了，荒废会使塌毁加速。明清时包砌的砖墙，虽然有损古韵，但也起到了加固作用。
晋城市泽州一中高中地理老师张建军最近偶然知道了这座古寺的信息。2021年9月13日，中秋假期，他跟朋友开车抵达中村，在一片民居中间，找到了荒废已久的圆融寺。门前停着磨盘，墙角堆着瓦片，屋顶杂草蓬勃，天然气管道从屋檐前横越而过。门口上着锁，他们翻门殿窗户进入寺内。
他一眼就认出了门殿梁架斗拱中的金代风格，再仔细看，一些构件还有清晰的宋代特征。他在朋友圈记录了那一刻的惊喜：“神秘、神奇的晋东南，今日仍能发现几乎不为人知的宋金建筑！”当天，他把图片发送给高平市主管文物工作的副市长李琳，他们结识多年，十几年前就一起寻访古迹。李琳转手将消息告诉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文物建筑教研室主任徐怡涛。
国庆假期一到，徐怡涛与四名同事、学生驱车直奔晋城，他们都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宋建筑史料编年研究”课题组成员。2021年10月2日到3日，他们架梯子、飞无人机，全面进行了史料收集、形制记录、三维扫描、木样采集、航拍、访谈等工作。离开的第二天，几十年一遇的大雨从山西北部下到最东南的晋城，所幸没有危及圆融寺。
圆融寺并非被遗落在文物户籍之外。门殿的山墙上，贴着“高平市不可移动文物”的铁牌，但牌子上的名字却是“中村春秋楼”。2011年出版的“三普”成果《晋城文物通览》里记载，这个“中村春秋楼”指的是圆融寺里的东朵殿，为清代风格。而更为古老的门殿却被普查员忽略了。
宋金年代的圆融寺，被以清代春秋楼指代，年代缩短了500年以上，至今未被评为文保单位，原因何在？
最先注意到春秋楼倒塌的是村民孟红胜，他家紧邻圆融寺西侧已有30多年。他家1999年盖新房时后殿还耸立着，出于对古庙的敬畏，新房高度不敢超过后殿。他对年代的记忆很含混，模糊地记得后殿塌于十几年前，春秋楼的屋顶则是近两三年才垮的。作为最近的邻居，圆融寺正门的钥匙由村委会委托保管在他手里。
（村民孟红胜将圆融寺后殿的屋顶螭吻藏在墙洞中十几年。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上世纪90年代，孟红胜的父亲在门殿开了个磨坊，放进机器加工粮食，最近至少十几年再也没有使用过。说着，他想起一件事，拐到一个墙洞前，把洞口的砖块一个个搬下来，露出一个篮球大小琉璃螭吻（屋脊两端的神兽饰物）。十几年前，他在后殿的瓦堆里捡出来的，怕被人拿走，就藏在墙洞里。“不知道有没有用？”他问来访者。
圆融寺被埋没，与其所在的地区息息相关。山西是中国古建保存最密集的省份，晋东南是山西古建最密集的地区，而高平是晋城古建最密集的县级市。高平市古建密度之大，全国罕见，不可移动文物目前有1574处登记在册，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1.7处。高平一市宋金时期的木构古建筑，超过长江以南同时代建筑的总和。
这个市的文物普查因而格外艰难。十多年前进行“三普”调查时，按李琳的话说，有时候车都没有，普查员靠走路在村里到处问。“当时文物部门专业人才缺乏，好多人都不认识古建，普查员很多是退伍军人。”李琳说，“圆融寺能登记进‘三普’名录已经很不错了。”他还说，有时普查员看到早期建筑都“不敢写”，因为当时文保力量欠缺，被人知道珍贵反而会招来木构件盗贼。
村委会工作人员说，文物网格员会对圆融寺进行日常巡查。村里配备了文物保护员和文物网格员，其中保护员主要负责国保单位，网格员负责其他文物，包括圆融寺。文物网格员每年补贴经费3600元，由晋城、高平两级政府分别负担30％和70％。
修缮宜缓不宜急
2021年12月14日，张建军第二次进入圆融寺门殿，不停地用相机拍摄着木构件的细部。“你看这个栌斗，下面弯出来一点，像铁轨的截面，这是宋代的典型做法。再看这个，弧度比较小，直直的，就是金代的。”
圆融寺现存的形制是一进院落。进门后最先看到的是门殿，结构基本完好。与门殿隔着院子相对的是后殿，也是规模最大的正殿，已经坍塌。后殿东西两侧各有一座朵殿，都已部分坍塌，其中东朵殿就是春秋楼，清乾隆时扩建。朵殿与门殿之间，连接着东西配殿，东配殿尚在，西配殿已不存在。
他分析得很准确，栌斗也是徐怡涛断代最重要的证据之一。门殿里的八个栌斗，六个是宋代中后期形制，两个是金代形制，说明金代重修时替换了两个。另外，学名四椽栿的两条主梁，被切削成四四方方的形状，这也是北宋常见的做法，金代以后基本都维持原木的形状。
这些细微之处，是为古建筑断代的密码。北大团队判断，圆融寺门殿应始建于北宋中后期，金代中后期进行了大规模改建，檐下斗拱被全部更换，但保留了部分宋代构架。明清重修时，全面更换了屋顶瓦作，屋顶形式也由繁复的歇山式改为比较简单的悬山式。徐怡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古建断代的证据，是使用形制、尺度、文献、材料和碳十四测年等交叉互证。2021年10月份从高平回来后，实验室的树种检测已经出了结果，圆融寺使用的材料包括榆木、松木、杨木等，树种检测与形制断代也互相印证。
圆融寺里保存的三块石碑，也为探究其身世提供了线索。三块石碑都明确刻着圆融寺的名字，在“三普”时却被普查员漏掉了。其中一块1911年立的石碑提到，“中统三年（1262年）”已有关于圆融寺的记载。“中统”是元代建立之前大蒙古国的年号。
徐怡涛认为圆融寺之前的漏判或错判并不奇怪，文物断代错误全国都很常见，甚至国保都有不少错判再修正的例子。
“以后一定要申国保的，不管五年、十年，肯定要申报。”站在圆融寺院中，高平市副市长李琳说，“但是不是国保不重要，在我们神农镇和中村村，就是当国保来看待了！”
2021年11月，山西省文物局来考察、测绘过以后，圆融寺的保护旋即提上议程，但启动修缮尚待时日。贸然动工既不符合规程，也会碰到很多问题。比如屋顶是维持明清改建的悬山顶，还是恢复宋金时期的歇山顶，此类问题现在还存疑。悬山顶两侧没有屋檐，歇山顶屋檐则四面如伞盖伸出，规格更高。
“修古建，最大的逻辑是保存它的历史价值。”徐怡涛说，比如说圆融寺，主体改建于金代，却有北宋遗风，“如果全部按金代去修，不就把价值修低了吗？”
他见过太多“破坏性修复”，表面焕然一新的文物，其实面目全非。“比如地面的砖破损了30％，按照保护文物的概念，得一块块研究，哪些必须换，哪些可以局部修补。但工程队哪有这个时间，就全部铲了铺新砖，保证了工期，又赚到了料钱。”对于圆融寺，他希望能成为一个研究性修缮的案例，宜缓不宜急。李琳深谙文物的脾性。对于国保、省保以下的较低等级文物，他的态度是，首先保证不塌，病害比较严重的可以先“撑伞”，“宁可不动，也别瞎干”。
北宋崇寿寺被民间人士“修坏”，至今让张建军耿耿于怀。上世纪90年代，民间被允许在宗教场所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沉寂已久的崇寿寺，又热闹起来。不知从哪来了一群人开始修庙，他们嫌弃灰扑扑的青瓦不上档次，换成了琉璃瓦。又在梁枋画上鲜艳的彩画，而明清遗留的旧彩绘被全部抹去，从此了无痕迹。
高手在民间
其实，那座被“修坏”的寺是张建军的家。
张建军的微信名就是“崇寿寺”，这是晋城泽州县一座鼎鼎大名的古寺，汇集了唐代经幢、宋代大殿和北魏造像碑。放在建筑史中，崇寿寺大殿是晋东南建筑从地方做法到《营造法式》官式做法转变的节点性见证。1975年，张建军就出生在寺里。解放前，爷爷带着全家住进崇寿寺厢房，成为看庙人，2008年后张家才彻底搬出。“文革”中有人跑进来要拆庙，要不是他爷爷拿着石头跟他们对峙，庙就被拆了。
2004年五一，张建军正在家里打麻将，两位古建爱好者从华东来到崇寿寺考察，他推开麻将当起了讲解。后来他成了两人的长期向导，每年随着他们下乡。“那时真是受到刺激，”他说，“人家外地人大老远来看山西的古建，我们本地人都不知道，觉得惭愧。”他决定把寻访古迹当作一件正事来做。
（2021年12月14日，圆融寺发现者张建军介绍寺内构件的特征。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他花了两个多月工资买了一台佳能卡片机，给古建拍照，硬着头皮啃专业书，对照实物一个个记建筑术语。他的寻访专注在晋东南，也就是晋城和长治两市。
现在，他已经是国内著名文物古迹爱好者团体“斯飞”小组的成员，这次与他一同发现圆融寺的梁颂，也是核心成员之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文物建筑教研室主任徐怡涛说，政府和专职人手不够，有些人专业性也不强，凸显了既有热情又有一定专业知识的民间力量的重要。“有些人没有功利性的诉求，还有钻研精神，做些记录发到网上，不就相当于一个数据库嘛。”他不吝赞赏，“这对我们的考察研究也是有帮助的，有时候我们也看他们的材料。”
这些民间人士，逐渐成长为山西文物保护中一支力量，已经有好几件值得称道的成绩。
当地一群文物爱好者建了一个微信群，叫“上党营造社”，上党是秦代晋东南的古称。2017年，群友张波往群里扔进一则新闻，说高平北诗镇正在搞街道改造，那里有座元代民居门楼可能保不住。张建军和“斯飞”小组成员立马发朋友圈呼吁，当晚，事情就受到上级文物部门关注。第二天，他赶过去看，发现门楼安然无恙，附近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他第一次感受到，一群小人物也能引起官方注意。
全国“三普”结束后，他找来一本晋城“三普”图录偶尔翻看，竟发现好几处断代错误。他反映之后，其中几处后来被评为省保。“‘三普’只是打了个基础，肯定要逐步修订完善。”李琳说，“这时候，张建军老师这样的民间力量就非常牛。”
也是在2017年，张波告诉张建军，他还知道一处早期建筑，叫圆融寺，但忘记在哪个村了。这个名字从此刻在了张建军脑子里。直到今年，他看到有人在网上发布了圆融寺照片，提到了具体位置，才终于找到。
张波是高平本地人，在太原从事环保工作。他从小也是个文物爱好者。2012年，在文物部门主导的“三普”调查结束次年，高平市住建局又组织了一次古建筑普查，目的是摸清古民居家底。考研结束的张波作为志愿者，主动参与了调查，他在一堆拍回来的照片中，认出圆融寺梁架结构的特征。
“山西其他地区也有民间文保群体，晋东南的群体不算大，但却是最出成绩的。”居住在大连的古建爱好者、画家连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寻访山西古建已有近20年。他认为晋东南这批文保爱好者知识扎实，不是泛泛的热爱，“所以才有这次抢救性的发现，填补了文物部门工作的漏洞和空白”。
理想的文保模式
徐怡涛觉得，圆融寺的发现，实现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前一半：民间人士发现，报告政府，政府核实后，学术力量介入。如果接着能够在价值发现的基础上进行修缮，让文物价值固化下来，就完成了后一半，成为一个理想的文保模式。“这是个特别幸运的事儿。”徐怡涛说。
2000年前后，徐怡涛为了写博士论文《长治、晋城地区的五代、宋、金寺庙建筑》，在晋东南考察了很长时间。后来他与李琳结识，为高平的多处文物保护提供了学术支持。
（圆融寺四面方正的四椽栿是宋代典型做法，上方原木形状的梁是金代做法。摄影/李强）
“关于年代我们说了别人也不信啊，还得靠专家，说话分量马上就不一样了。”李琳回忆，近十年来文保工作的地位在明显提升，“以前我们叫专家，专家稀罕你吗？现在，我们跟民间、学界形成了非常良好的互动关系，得到一个信息马上就行动起来。”
张建军也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他在晋城下辖的几乎每个县都发现过早期文物。渐渐地，微信朋友圈里也有了不少各地政府文物部门的人士，可以直接向他们反映。有时，他在论坛上发布了一则新发现，几个月后，那处古建就配备了专人保护。发现一座早期建筑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们会被定为更高级别的文保单位，及时获得修缮经费，从而避免在默默无闻中垮塌、消失，不啻“救命之恩”。
但徐怡涛看到，民间人士的工作方法对文物保护也有不同的反作用，有时效果适得其反。“形成舆论压力，迫使地方政府在缺乏充分研究、合理规划的前提下，为应对舆情而紧急修缮，造成不当修缮，这些年来，晋东南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他提醒道，“无论民间、媒体还是政府，一旦促成突击式的古建修缮，对文物历史价值而言，都是危险而有害的。”
他认为问题有更深层的根源。“我们的国保评定体系不完全是以价值为中心的，掺杂了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属地管理能力、管理成本、地区平衡等等。”在申报第七批国保时，他帮助长治市长子县编制了27处宋金元时期的木构建筑申报材料，但大部分没有入选，甚至如西上坊成汤庙这样有金代纪年题记、碑刻的大殿都没入选。在别的省份早就被视为宝贝的早期建筑，在山西，很多却因为数量太多而泯然众人。
山西民间文保人士既痛心于一些文物的处境，也理解山西的困难。张波说，家乡高平的古建筑太多了，“坍塌、漏雨等情况，实事求是地讲，还是大量存在的。但是文保讲究科学，需要时间，需要技术，需要人员，需要钱，不是一蹴而就的。”
除了对文物古建知识性的兴趣，本地文保人士的行动中，还包含着对家乡文物的感情。
2021年12月14日，从圆融寺回晋城的路上，天色瓦蓝，天空下是冬季光秃秃的土地，远远地铺到山脚下。一座笔尖一样的塔矗立在地里。“那是魁星楼，五年级的时候，我从我们村走路到这来，上塔上玩，走了十几里地。”张建军突然说起来，又往魁星楼后面的山上一指，“看见没有，那座悬壶真人观，有座元代的碑。山腰还有一座北朝的摩崖石窟，我有个同学在那里出过意外。”
车已经飞驰而过，把塔和庙都抛在身后，他还在娓娓地讲着，陷入有关这一处处古迹的回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