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信马，编辑：杨博丞，题图来自：受访者供图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2015年，这封辞职信火爆了网络，也让许多人期待起了工作之外的诗与远方。而对有一群人来说，工作与出去看世界并不冲突，今天的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来自中国的产品遍布世界，自然也少不了一群先“走出去”在海外工作的中国人。
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至今已有两年，在此期间，中国人出海旅游的热度迅速冷却，海外工作的风险相较以往也陡然上升。在互联网求职平台上，海外工作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也有不少人讲述了自己在海外工作的故事，既有异国风光的绮丽，也有不为人知的辛酸，当然，还有此时依旧坚守海外的意义。
临近新年之际，我们采访了三位代表性“大厂”派驻海外的员工，了解他们为何去海外，去海外做什么，以及各自的感想，诚以此文和大家一起来“看看世界”。
“在非洲最惬意的事情，就是在南非打高尔夫”
在来到华为之前，徐宏多少有点“穷途末路”的感觉。
2011年，徐宏毕业后在深圳的一家小公司工作了三年，2013年，他一边工作一边开了一家小饭馆，结果因为行业不景气导致资金链断裂，饭馆不但没赚钱，还让他欠了一笔债。一下子“亚历山大”的他决定换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先把债还了。
不过让他有些失望的是，离职后的他先后应聘过华为、阿里等国内一线公司，却全部失败；之后他又开始应聘二线公司的岗位，前后有十几家，也都失败了；直到最后，他开始应聘的公司，待遇水平已经和他之前离职的公司相差不大，竟然也都失败了。
就在有些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下，他忽然接到了华为的面试。“我第一次面试华为的时候，报了英文班，准备挺充分的，但却没面上，第二次没有准备，却面试成功了——这就是偶然性吧。”徐宏感慨。
2014年底，徐宏来到华为，由于换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在短期内赚钱还债，因此，当他知道去海外工作可以拿到更高的收入后，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最艰苦的地方挣大钱。华为派驻海外的员工，收入除了基本工资外，还有艰苦补助、离家补助、奖金以及股票分红等，出国后，徐宏能拿到的收入差不多是他在国内的2到3倍。
2015年，徐宏作为解决方案架构师来到了尼日利亚，之后他又先后去过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喀麦隆、南非等许多非洲国家，在非洲一口气待了6年多的时间。华为将非洲不同国家的艰苦程度分了6个等级，而尼日利亚就是环境最艰苦的第6等级。
据网上资料显示，在第6等级的国家，华为每天给予员工100美元到120美元的艰苦补助，仅这一项折算成人民币每月就接近2万元。
对于非洲，徐宏最大的感受就是极度的贫穷。他曾去过撒哈拉沙漠边上的布基纳法索工作，即使在他们的首都也只有两条柏油路，最早是由中国台湾援建的，其他地方都是常见的土路。不过虽然贫穷，大部分的非洲人相对朴实，并没多少焦虑，“只要能吃饱就乐呵呵的”。
徐宏在多个非洲国家工作过，对于国内“非洲人的贫穷就是源于懒惰”的言论，他觉得有失偏颇：“非洲也有经济发展很快的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国家体制、教育水平以及领导人是有很大关系的，发展慢并不是人民懒惰的过错。”
在非洲他打交道过的企业高层，大多受过欧美的高等教育，但是中下层员工由于受当地教育水平的限制，各方面的素质就明显会下降。
徐宏曾在科勒迪瓦参与过一个项目，和他对接的是法国电力在当地的CIO，这名CIO在法国念过书，假期也会到世界各地去旅游，交流中他感觉对方具备国际化视野，是个睿智的人。但另一方面，中下层员工就显得做事僵硬和缺乏创造力。
“当时我在当地做政府的项目，有一些流程上的事情，一定要经过某个人，找另一个人，甚至更大的领导都不行。”徐宏说。
在脉脉上，华为被认为是在海外派驻方面最优秀的大厂。即使在最艰苦的尼日利亚等国家，华为也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派驻体系，尼日利亚的食堂曾经在华为全球行政体系中被评为第一。“比如出行，一开始可以打电话订车，后来是APP订车，公司也会定期组织大家踢球、看电影，月末还会发券采购，当地国家的大环境可能不行，但公司搭建的行政平台非常不错。”
后来徐宏转去南非工作，南非属于第4等级，社会不太安定，而且由于可以自由持枪，枪支泛滥也比较严重，存在抢劫的事件。疫情期间南非曾经爆发过暴乱，好在华为员工所在的区域都是富人区，华为也做过提前备案，安排了保安公司到公司园区进行巡视，对于长期没有回家的员工，也会安排包机回国。
“如果下班比较晚要开车回家，巡逻车会跟着你，一直送你安全到家，在其他国家我们也有其相应的政策，公司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成本。”
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可能就是有钱挣，无处花。“公司吃饭有食堂，而且也有餐补和房补，甚至剩下的钱还可以买车加油，工作收入几乎全部都能寄回家里。”在南非，除了周末徒步欣赏自然风光外，徐宏最喜欢的休闲就是打高尔夫，在当地的球场每个月会费只需要200元人民币左右。
在今年年中，徐宏回到了中国，目前在国内做智慧政府的项目，他回国最大的原因是为了家庭。“疫情期间我有两年没回国了，我老婆虽然没有抱怨这个事情，但我对老婆父母是有愧疚感的，能回国终究还是要回国，海外再怎么好还是海外，而且我也想回国做一些事情。”此时他的负债早已经还完，六年的海外工作也让他积攒下了不少的积蓄，他坦言在生活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压力，更希望能跟上时代的大潮，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现在有时在路边遇到黑人，他还会感觉蛮亲切的，海外工作对他来说是很值得的经历，除了足够高的收入外，也能一览国外的风土人情。“海外干三年，国内一线城市一套房子的首付就出来了，而且在海外工作，对你精神世界的丰富，和旅游还是不一样的。”徐宏笑着说道。
“疫情时印度同事们很靠谱，我们是最早复工复产的中资企业”
2018年12月被调去印度工作的沈焕刚，主要负责vivo在印度工厂的生产支持工作。沈焕刚主动申请来印度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在事业上能有更好的发展。
“那时候我觉得中国要复兴，那么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种趋势，海外的工作经历对我的职业发展有很多好处。另外，我也想要到处跑跑，无论是去哪个国家，都能增加自己人生的阅历。”沈焕刚说。
不过让他有点没想到的是，在他来到印度一年后，就迎来了新冠疫情，尤其是在2020年的四五月份，印度的疫情猛烈爆发起来。当时印度政府执行了封禁政策，人员密集型企业按照规定需要暂停用工，导致许多员工返乡，在之后复工时，许多企业没办法立刻恢复生产，而vivo是当时最早一批复工的企业之一。
某种意义上，这和印度当地员工们的“靠谱”是分不开的。沈焕刚回忆道，“5月中旬时，印度疫情爆发得挺厉害，当时大家特别紧张，能比较快的复工，很大的原因来自印度同事们对工作的支持。”
在vivo印度工厂，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比例大概达到了1:150~1:200之间，并且绝大部分的当地员工直接归属印度管理团队管理，复工时，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印度核心管理人员基本全部到位，这一点是许多在印度的中国企业做不到的。
在印度工作多年，尤其是经历了去年和今年疫情的两轮考验后，沈焕刚对印度同事的印象非常好。在他看来，vivo公司的职员尤其是管理层，他们对疫情的观念是非常科学的，和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差异。目前 vivo 在印度已经扎根建设了6年，在此期间，印度管理团队的离职率非常低，生产销售也一直稳步进行。
另一方面，从人才本身来说，印度的教育体制其实和中国是非常相似，相比于中国，印度尤其偏向理工科的教育。“在印度有大把的理工科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的逻辑水平非常高，你只要稍微跟印度人打过交道就会知道，印度人的口才和逻辑性很强，有时候我觉得比中国人还强，尤其是他们的语言天赋。”
生产实践中，沈焕刚发现，由于印度大学将对电脑的使用列为必修课，印度员工对许多电脑软件的应用甚至好过中国员工。“他们是专门针对现代化企业去培训的一代人，你和他们沟通时，涉及到要讲‘因为’、‘所以’这种逻辑性的沟通时没有什么障碍，他们的教育经历很符合中国企业，尤其是技术型企业的需求。”沈焕刚感慨道。
当然，印度人和中国人也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和中国员工不一样，面对上下级关系，印度员工的等级观念很强，印度员工对职位看得非常重，甚至超过对工资的重视。“你可以给他把层级分得很细，比方说 Engineer1、Engineer2、Engineer3 再到高级 Engineer ，他们很看重这个，你就慢慢可以给他升。”
而一旦升职后，印度员工会非常开心，并直接表现出“我是经理了”这样类似的态度，周围的印度员工也会纷纷过来为他庆祝。相比之下，无论是对升职还是对上下级关系，中国员工都平淡很多。
抛开这些差异，中国员工和印度员工的相处还是比较愉快的。在疫情暴发之前，沈焕刚和同事们经常与本地的印度同事一起出去游玩、开Party，领略印度丰富的文化，不过可惜在疫情之后，他们只能减少外出的频率，沈焕刚就将时间更多用在了看书上。
对于在海外工作，他感触较深的是，企业要做好本地化建设和文化建设，而这些建设最后也会回报企业。“当然，中国人的带头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说白了，你不仅要从嘴上去讲一些大道理，平时也要做给人家看，我们处理具体工作的时候，他们（本地员工）是很容易感受到的。”
“摩洛哥的风景很美，文化也很独特，可惜我手机被抢了，没法给你看”
来自中兴的王志翔是受访人中唯一有过被“抢劫”经历的，而且是在非洲治安较好的摩洛哥，而在华为的补助标准中，摩洛哥属于环境条件最好的那一档。当时他正在富人区周围散步，一边看着手机，从他身后突然冲出一辆摩托车，飞驰而过的瞬间，车上的人直接将他的手机抢走了。
“当时很生气，但生气归生气，还是要买个新手机的，毕竟国外不像国内有天眼系统，基本上被抢了就没了。”王志翔有些无奈地说。
被抢走的手机是华为V30，受此打击，他新买的手机是一台便宜的Redmi手机，不过让他有点抑郁的是，在国内只要几百块的Redmi，在摩洛哥他却花了1300元左右才买下。
王志翔来到摩洛哥，多少有点“中年危机”的原因。在来到中兴之前，他在烽火科技工作了六年，由于收入原地踏步，自己也组建了家庭，于是跳槽到待遇更好的中兴。
作为行业老人，领导也会希望他更“抗压”一些，王志翔所在的部门主要负责测试，目前对疫情较严重和动乱的国家，基本不再要求出差，而摩洛哥在非洲属于条件较好的国家，因此当领导提出时，虽然不能说很主动，但他还是答应出差半年。
在他之前，也曾有两名同事在摩洛哥被飞车党抢劫，他是第三个，不过就风险来说，比起不少非洲国家还是要安全太多了。他曾听说有一名同事，在非洲穿着穿着阿迪耐克的衣服和鞋子出去晨跑，最后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一条裤衩。相比之下，疫情是更大的危险，他们基本不太外出，除了工作就是在住所待着，进行封闭式管理。
这种情况下，吃住都在一起的同事之间的关系要远比国内的同事更团结，大家常凑在一起喝酒踢球，但另一方面，思念家人时的孤独感依旧存在，这也是所有在海外工作的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国庆等节假日，看到国内已经在度假，而自己还在工作，孤独感就格外强烈。
王志翔告诉DoNews，“像我可能还好，去几个月就回来了，有一些去了一年多的，感觉到他整个人精神都有些颓废。我刚开始时对这个国家还是比较好奇的，喜欢到处看一看，比如我常去海边，他们可能都看过了，更想回中国来。”
在摩洛哥的半年里，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不一样的信仰文化。摩洛哥是阿拉伯国家，某次他路过草地时，突然一个人在他面前跪倒，王志翔被吓了一跳，第一反应是对方要找自己要钱，过一会儿才发现对方是在做祷告。
“你在我们国家就很少见这种一天做三次祷告，到了固定的节日白天都不吃东西的情况，对我而言特别震惊。”
另一个感觉就是国外不那么“卷”，不像国内这样焦虑，整体工作和生活的节奏比较慢，当地员工们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就已经比较多了，每年的年假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比较多，有时下午和朋友喝咖啡，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
有时候王志翔也不理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悠闲。“他们的薪资其实也不高，在我们国内也就相当于四千块钱，你想他们赚四千块钱还每天拿着一杯咖啡悠然自得地喝着，换我们，每月就四千块钱，那可能要光棍一辈子。”
深入交流后，王志翔觉得这种工作状态并不差，甚至有点羡慕这种状态：“他们的高级工程师可能四五十岁还在工作，很多本地员工的年纪也都在35岁往上，甚至超过45岁，在我们国内可能就把你裁掉了，或者说感觉你年龄大了，不是特别尊重你，不给你加薪了。但在国外，你可以一直干下去，年纪大一点，工作可能会慢一点，但是他们经验非常丰富，技术也非常不错，跟他们交流还是比较愉快的。”
当问到是否觉得出差值得，王志翔想了下说，对于和平的国家，去一趟还是很值得的。“这对你自己的认知是一个提高，你去了国外你会发现，没必要每天都在焦虑，到什么年纪要做到什么，平平安安、简简单单的，这也是一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