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年轻一代的身份困惑：当双非学生自称“工业废水”》，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该分的水都分完了，‘源头活水’们老师们一直很放心，到时我们这群‘工业废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这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写作工作坊上，一位大约18岁年轻人的习作，直指作为双非学生的身份困惑。
2018年，黄灯辞去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院长的工作，转赴深职院当一名普通教师，并义务开授写作工作坊，招募学生进行写作辅导。
“当时看到，对我的震动特别大。”翻到这页幻灯片，黄灯眉头紧簇，“这个表达我是第一次看到，我真的是觉得触目惊心。都是孩子，为什么觉得自己是‘工业废水’呢？”《十三邀》节目的镜头旋即转向在座的学生，气氛默契地安静，坐在后排的许知远一同陷入沉思。
根据公开数据，全国有3005所高等学府，包括本科院校1258所。其中，大众熟知的双一流及一流学科高校共137所，这些院校在2020年招生64万人，仅占考生6%。
如果我们作为一名学生，或者我们的孩子，做题正确率没那么高，没考上重点中学，没进入双一流院校，那所有的努力还值得肯定吗？这是否意味着没有美好的未来？
年轻一代的身份困惑
1年多前，二本及其他双非学生在网络上正像“沉默的大多数人”，很少有媒体报道。
在一线执教15年，这些年轻人的身影在黄灯眼前挥之不去，于是她开始执笔记录。《我的二本学生》一书面世后，二本学生原本模糊的轮廓，开始粗线条式地浮现在公共视野，连带他们对于高考的回望、城市生活的生疏、毕业的迷茫以及就业的慌张。
随后，双非学生主题的报道大量涌现。这些报道中，“二本学生”“双非学生”“非精英”“人必须首先活着”“抹不去的出身”“留不下回不去”、“被嫌弃”等等关键词尤为焦灼醒目，其中不乏在毕业季有三份实习、一堆证书依然遭遇起跑线之困的案例。
在社会的共识中，二本学生所代表的这群年轻人，从不被期盼为“推动社会进步”的角色。他们唯一被赋予的社会期盼是：养活你自己就行。……
刚毕业时，她很有拼劲地想要出人头地，但经历过这些后，她觉得找工作真的好累，原来安稳是一件那么重要的事情。有些现实的高墙，往往从很早就开始筑建：出生、长相、学历、眼界…… 一点点垒上去，直到你走到它跟前时，发现这堵墙已经高到几乎无法逾越了。更残酷的是，根本没有人期待他们逾越高墙。
——《二本学生的共同伤口：我们成不了精英，也落不回底层》
“看见”本身的公共价值毋庸置疑，但，你难道不觉得哪里不对劲吗？
在这些公共视角和讨论中，一种努力摆脱命运枷锁而不得的陈述让人焦虑丛生。不仅如此，这些看似“特殊”“悲情”“焦虑”的困境也存在于来自于小城、小镇、农村学生，以及相当一部分一本学生的困境。
事实上，本科即录取批次，最初设立是为了方便高校统计和学生选择。一本、二本、三本主要是先后顺序概念，与学生成绩、学校质量、个人价值都没有特别的对应关系。以一本学生为例，在概念原本指“第一批次录取的本科大学学生”，而不是“第一梯队优秀的本科大学学生”。
“本科”的概念也没有那么绝对，一些专业院校的专业位居全国前列，但因历史原因，不是综合性大学而被划为二本。而某些学校，在一个省是一本，在其他省则被定义为二本。还有的学校，总体是一本院校，并开设二本专业。同时，“本科”的标准每年也在动态变化，并在多个省份试点弱化与合并。
尽管部分媒体如南方周末，最近策划了报道《大声说出“我是二本学生”》，不少二本学子为母校感到骄傲，但这组选题成立的同时，多少意味着执笔人在对抗甚至挑战普罗大众的既有认知。
那么，在众人脑海里根深蒂固的观念，准确吗？
知识决定命运？
如果单纯看收入这项世俗关注的指标，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外国学者，在上个世纪末就尝试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教育与收入的关系。
这项研究利用自然实验事件所带来的行为和结果变化，进行因果关系推断。尽管研究样本取自上个世纪末，且多来自海外，不完全适用于本土国情，但研究发现依然可以带来一些参考：
（1）多上学，会对未来收入有影响：多上一年学，本身对一个人日后的收入水平就是有正向影响的，这一影响不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而纯粹是由教育带来的回报。
接受12年教育的人比接受11年教育的人的收入增加12%，接受16年教育的人比接受11年教育的人收入高出65%。
（2）给定学生的大学申请数量以及所申请大学的选拔水平，同时控制其他一些反映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的控制变量，选择藤校或公立大学的学生在未来收入上无显著的差别。
（3）进入这些精英中学学习，相比于在普通公立高中学习，并没有使学生取得更为优秀的大学入学资格考试成绩。
*诺贝尔委员会主要嘉奖研究方法，不为结果背书，研究结果请辩证参考
这些研究结果基本认可了教育对收入的正向影响，也一定程度冲击了传统的“名校崇拜”理念。请别误会，好好读书依然很重要，更好的教育资源确实能帮助一部分人增加了收入、改变了命运走向，但重要的是，它不能决定每个人的一生。
网络理论专家艾伯特从大数据和复杂网络角度，提出尽管藤校学生刚毕业时收入水平确实比其他毕业生更高，但长期决定成功的因素却不来自于最终毕业的学校，社会网络、个体特质、出场顺序、互联网等因素都在发挥作用力。
具体到本土就业，过去十年本硕毕业生起薪差距在缩小。不同岗位招聘在学历之外，也会不同程度关注成长速度、资源、软实力等素质。随着国家发布“双高计划”，划归了197所院校进行教育资源倾斜，扶持高职院校的“双一流”，这传达着明确的信息：未来将有更多学生从职业教育受益。
双非学生的身份困惑和焦虑，固然和社会经济环境、教育不无关系，但那些在一部分人脑海里的刻板印象，同样是有偏差的：一种有色眼镜先入为主，让“否定”伪装成“关注”，“悲情”伪装成“理解”，特殊的“焦虑”伪装成普遍现象，试图以局部现象塑造一个庞大群体的宿命。
这也恰恰是黄灯的苦闷：“北大清华的学生曝光率很高，但二本学生基本不进入大众视野，很难引起媒体关注。社会对他们的低期待，会影响他们的自我定位。”
当一个本该作为中性词的身份标签，被灌输沉重、负向的价值判断，并否定了一个人的多面性、成长性，这产生的代价，远比想象中要大得多。社会急速转型让竞争的每道门更窄、更拥挤，但或许，这种有色眼镜同样在深深限制着这些群体对于自己生活的选择以及天花板的想象。
自我重塑，是一项硬核能力
每个个体的情绪和观点背后，都有错综复杂的因素在交织。个体对于身份的焦虑和崇拜，也映射着社会对于身份、阶层的焦虑和崇拜。
作为个体，是否应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是否别人的否定，就意味着应自我否定？
哲学家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从历史维度梳理了社会对于身份的心态变化，发现人们对身份的焦虑不是自古有之。在他看来，人人平等的思想，尤其“美国梦”拆去了“所有束缚人们梦想的藩篱”，人们对自己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当现实不能满足理想，没有达到预期时，就会对自己心生不满，对别人嫉妒不已，由此产生身份困惑和焦虑。
应对这种身份焦虑一个潜在的解决途径，是“理性”。哲学家们认为，有了理性，我们的身份可以由我们的理智良心来决定，而不再受他人一时的想法和情感的左右。
塔拉·韦斯特弗是美国历史学家、作家，剑桥大学硕博毕业，并被评为《时代周刊》“年度影响力人物”。这些身份看起来非常光鲜，但在塔拉的自述《你当像鸟飞过你的山》中，她把自己称为“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无知女孩”。
书中，塔拉介绍自己来自一个极少有人能想象的家庭。童年由垃圾场的废铜烂铁铸成，那里没有读书声，只有起重机的轰鸣。不上学，不就医，是父亲要孩子坚持的忠诚与真理。她曾怯懦、崩溃、自我怀疑，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恶臭熏天，直到逃离大山，打开另一个世界。
“教育，一个人的重组过程。”很多年后，塔拉回忆自己的成长过程由衷感慨，“你可以选择被动接受，或者选择主动拥有。选择第二种，意味着重塑自我，而选择第一种，则是被别人塑造。”
换句话说，基于理性、批判思考进行自我教育，打破固有标签，解构并重建自我，既是应对身份焦虑的方式，也是当代人的必备硬核技能。所谓的成功和幸福，既可以是社会概念，也可以被个体推翻，多元定义。正如一位二本毕业生在城中村的无序、敷衍中，实践着对美理解，亦可以打动人心。
少数案例难以也不需要复制，大时代的机器日夜轰鸣。在意识到外界以及个体的局限后，值得普通人思考的是：
当我们默许标签，跟随单一的标准，相信二元化的价值判断，是否也局限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想象力？
当我们期待教育、大环境改善时，有没有在推卸、回避自我教育的责任？
面对大时代下个体的身份困惑，许知远在《十三邀》中尝试和黄灯探讨初步的解决方案。黄灯最开始推辞，坦诚也不知道，如果一定要说点什么，就是“找到自己”。她毕业于专科院校，在一次下岗后自学考上大学、攻读博士。
“我为什么写作？这就是我的通道。我走了很多弯路……真的觉得写作是为了把自我建构起来。”说完，黄灯嘴唇微微颤抖，欲言又止。
一如黄灯所述，《我的二本学生》更像是一个人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自省，它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充满了局限和不完美，但它竭力打开一个话题，揭开帷幕，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以外的人群。
这冥冥中，和《十三邀》指向同个大方向——无论写作也好，影像记录也好，都在试图“看见”不同差异的个体和想法，在大时代里探寻、碰撞、磨砺小我的价值。从这个意义来看，不仅是这些个体需要被社会“看见”，我们也需要“看见”这些鲜活的面孔，时刻提醒自己，反思自己。
最后，其实每个人都是有选择的，哪怕当下你没有做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如果前20年你觉得错过了什么，不妨再继续走走，朝着内心的方向笃定、勇敢地走走，抓紧时间去做你想的事情，去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过程一定有困难。过了5年、10年，说不定你会发现，什么都没有错过。
部分参考资料：
十三邀第六季第1期《许知远对话黄灯我和我的二本学生》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
塔拉·韦斯特弗《你当像鸟飞过你的山》
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巴拉巴西成功定律》
Joshua D. Angrist & Alan B. Krueger《Does Compulsory School Attendance Affect Schooling and Earnings》
The Nobel Prize《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21》
观察者网《学历贬值时代，二本学生还有希望吗？》
新京报《<我的二本学生>：看见中国普通年轻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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