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国家周刊（ID：ENNWEEKLY），作者：王丽娟，编辑：张安彤、吴丽华，原文标题：《总想着“往大搞”，曾被高层批评“一打盹就跑了”，4000多家中小银行，路在何方？》，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时间回到1995年。深圳，这块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前沿阵地，正张开双臂，大胆地拥抱市场经济。
金融体制改革的重任，也落在了这里。当年6月22日，我国第一家城市合作银行，即深圳城市合作银行正式成立。这是我国城商行的“001号”。
6年后的2001年11月，在深圳1400多公里之外的张家港，与深圳城市合作银行遥相呼应，张家港农商银行正式挂牌，这是全国首家由农信社改制组建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是我国农商行的“001号”。
两个“001号”意义重大，分别拉开了我国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大幕，并且在未来二十多年的发展中，逐渐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至今日，我国以城商行、农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已达4000多家，总资产规模接近80万亿元，占到商业银行总资产的近三分之一。
历经20多年的成长，为改革而生的中小银行们，也正在面临一场全新的改革。这场转型的推力来自市场环境与监管的变化，但和20多年前类似，也有一丝自我革命的意味，用“生死攸关”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从外部环境来看，疫情影响、监管加码、部分民营企业经营风险等直接影响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营收增长和资本金补充；从内部变革来看，适应新金融发展趋势、探索后疫情时代新增长点、寻找“补血”途径等，这些重要战略调整，也变得越来越有挑战。
这是一场机遇与挑战甚至风险并存，与时间赛跑的改革竞速。
一、为改革而生
城商行与农商行诞生之初，就带着改革探路、打破枷锁及化解风险的使命而来。我们从20年前一段鲜为人知的旧事讲起。
据《中华合作时报》报道记载，2000年12月8日，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座谈会在南京召开。时任张家港市农村信用联社主任的王自忠，作为苏南地区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发言中，王自忠根据张家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现状，提出了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想法，并表示不要国家投资一分钱，农村信用合作社自己来组建一个农村合作银行，通过自负盈亏，可以直接解决赚了钱归谁、亏了谁来承担的问题。
对于这个大胆的想法和极具针对性的全新方案，相关领导同志的发言态度明确：有条件的农村信用社可以向股份制农村合作银行转化。
这次会议在农信社改革史中具有深远意义，也为张家港市农村信用联社争取全国“001号”农商银行牌照提供了契机。
时隔不久，国务院作出决定，在苏南经济发达地区选择部分县级信用社作为组建农村商业银行的试点。随后，也即是2001年11月28日，张家港农商银行正式挂牌。
张家港农商行以及更早之前深圳城市合作银行的诞生，正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国家大手笔启动的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里程碑事件。
改革开放之初，城市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对城市金融机构提出了强烈需求。1979年，我国第一家城市信用社于河南驻马店成立，随后短短7年时间，城信社数量猛增至1300余家。之后增长最迅猛时，每年都有一千多家城信社成立。
农信社情况相差无几，数量猛增同时，风险乱象也迎来集中暴露阶段，高达16万家的农信社统一划成农业银行的分支机构。
只不过，在当时，收编并不是个好办法，农业银行要走公司治理的股份制企业模式，农信社要走承担扶持农村经济的合作制模式。因此，尽管一再整顿、管控，但城信社、农信社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直到1995年前后，城信社和农信社才迎来改革、发展新时期。
1995年，央行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信用社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在全国的城市商业银行组建过程中，不再批准成立新的城市信用社”。这是城商行第一次出现在政策文件中，而城信社的新增，也永远成为历史。
199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农信社与农业银行脱钩。此时，县联社的概念开始进入农村金融机构的范畴。随后，各地方为了集中统一管理并有效化解金融风险，市联社、省联社开始相继涌现。
从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石家庄开始试点，截至2000年末，共有158个大中城市纳入组建城市商业银行的计划。虽然最后真正开业的城市商业银行只有99家，但这一轮试点，共消化了2150多家城信社和超过100家农信社等其他小型机构。
也是在2000年，农信社改革也开启试点工作，以江苏为试点，以2001年张家港农商行挂牌为标志，全国拉开了以县为单位的农信社产权改革序幕，着力解决风险高、历史包袱重、服务“三农”能力不足等问题。
无论是追溯到诞生之初，还是以发展进程来看，农商行紧随着城商行改革的步调，协同发展，二者都绕不开为我国金融体制卸掉过重历史包袱的使命。
“这么多年来，中小银行主要的阵地是区域经济、民营经济和三农经济，这就是它们发展的根基。”一位参与过省联社改制的某农商行负责人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分析。
二、扩张的诱惑
然而，发芽扎根的土壤，也带来了新的束缚。
城商行、农商行从区域范围内起步，业务开展得好不好，与当地经济发展有直接关系。中小银行一方面要支持当地经济发展，一方面更受限于当地经济发展。
正是想要摆脱这一“命运的枷锁”，近20年来，许多城商行、农商行不断寻求差异化发展之路，也不断寻求向外拓展的机会，它们借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不断到省外开设分支机构，纷纷引入战略投资者，更是搭上了那一轮牛市的上市潮。
只不过，规模扩张容易，但差异化难寻，由此而生的一些混乱局面，引发了决策层面的关注。于是，才有了此后一轮又一轮中央以及监管部门的“喊话”和整顿。
最经典的一个批评就是，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曾有相关领导同志就中小银行跨区域“往大搞”的现象提出：“我一打个盹，你们就跑了。”这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小银行向大银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三不”倾向，即不平衡、不持久、不匹配。小银行都往大银行发展，就没人愿意去给小企业贷款。
至此，中小银行改制以来的一轮大扩张，被直接叫停。
被叫停并不冤。
那时，一些中小银行通过快速扩张，直接拉大了与同业之间的差距，马太效应在中小银行层面开始有所显现。但是，真正成功走出区域性银行的局限，找到差异化路径的中小银行却是少数。
盲目“扩张领地”，还带来了一些次生问题。比如，同质化竞争加大，银行开始搞价格战；风控能力没有跟上扩张的速度，隐性风险不断扩大；一些地方出现“抽水机”现象，在乡镇吸收的存款以借贷的形式流向了大中型城市，等等。
“挑不起100斤的担子，不妨挑50斤的，过了会高处不胜寒。”就此，时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曾有过这样一句经典的“忠告”。
跨区经营“暂停审批”、异地开分行被叫停之后，中小银行经历过一阵艰难探索期，但是仍抵制不住规模化扩张的诱惑。
2015年开始，很多中小银行在金融市场业务上采取拓展态势，大力发展同业业务。
一方面，加大同业拆入或回购，发行同业存单，在避开存款募集地理局限的同时，享受宽松货币带来的低成本同业资金；另一方面，在资产端，配置高收益率的资产，以尽可能地拉开与负债成本的差距，赚利差。
但是，这些同业理财与非银资管产品，背后有金融机构的信用背书，在争市场、要规模与维护声誉等因素的作用下，基本都是刚兑。这对银行风控能力、流动性管理要求很高，也为金融监管带来很大压力。
于是，同业理财、套利空转、资金穿透、打破刚兑等政策开始一一落地，再一次堵住了中小银行规模化扩张的不合规路径。
直至今年，监管层进一步堵住了很多中小银行的互联网存款和互联网贷款业务。至此，无论线下还是线上，中小银行业务基本被框定在所属省份之内。
回归本地，注定是中小银行的命运和职责所在。
三、4000多家，多不多？
从规模上看，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的身形已经相当庞大。
既要回归本地，又要避免同质化经营；既要发展普惠金融，又要适应数字化时代。这是中小银行下一阶段发展的基础。那么，4000多家中小银行，数量多不多？要不要做一些数量和结构上的调整？
根据采访调研来看，业内许多人士有类似的顾虑。
一位银行业分析师认为，中小银行普遍没有规模扩张的能力和环境，这也就决定了中小银行最好做专精业务。而且自身的公司治理、业务创新和技术能力等方面与较大银行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中小银行就应该根植于本地，将服务能力提升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是不需要这么多中小银行的。”在他看来，“银行应该大幅减少数量，精简掉一半都很正常。”
这位分析师认为，美国历史上也有过很多银行，但是最近几年开始出现大量的并购重组，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一位资产管理公司管理人士分析认为，中小银行受所属地区经济发展影响较大，对于一些经济发展相对不理想的地区而言，更应该减少当地中小银行数量，不然资产质量可能面临着较大压力。
以城商行为例，辽宁、山东、四川、浙江、河北是城商行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几个地方。但是，辽宁、河北等省份的经济却并不是全国前列。
上述管理人士认为，这还只是城商行，大量的农商行和村镇银行，风控能力相对更弱，这些地区的中小银行急需一轮并购重组。
还有中小银行负责人提出，数字化时代，智能移动设备的普及也改变了原有银行的格局。在大中型银行都在收缩网点布局、整合分支行资源的当下，一个三四线城市确实不需要过多银行来服务。
此外，目前绝大多数中小银行尚未上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利用定增、配股、优先股、可转债等资本补充工具，只能依赖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或者在场外进行增资扩股和引入新的投资者。
但是，由于监管对银行股东的资质要求日渐增高，股权比例也有限制，银行股权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不高，进一步制约了中小银行资本补充的能力。
或许，并购重组也会成为我国中小银行之间资源再分配、抱团取暖的最优解。
四、事关生存的结构性问题
关于数量的争议，说到底是关乎地方经济、业务布局和技术发展的探讨。这些也正是影响中小银行下一步发展的关键。
在《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众多行业人士看来，2022年开始，想要更好地发展，中小银行或许要为解答以下问题做好准备。
首先，如何完善中小银行退出机制。
2020年底，央行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改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对风险处置要求进一步细化，建立风险评级和预警、早期纠正、重组、接管、破产等有序处置和退出机制，丰富了接管事宜，新增接管条件、接管组织职责、过桥商业银行要求，并细化破产清偿顺序。
一位银行业人士认为，这或许是在部分中小银行爆发风险之后，监管机构迫切需要从立法层面完善相关要求。不过，目前，第三次修法尚未走完程序，具体进程还有待进一步加快。
其次，公司治理如何落到实处。
近两年，提升中小银行公司治理能力，一直是银保监会的工作重点，也是保障中小银行持续良性发展的根基。但是，股权结构失衡、高管履职有效性不强、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内外部约束性不足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在前述银行业人士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或民营企业对中小银行的治理和业务介入很深，“三会一层”（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公司治理架构，并未真正发挥作用。
再次，零售业务如何转型。
中小银行规模效应不明显，所以向来零售业务发展不佳。但是在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金融科技的冲击下，中小银行该适时调整对零售业务的战略布局，摆脱投入大、成本高，但回收慢、周期长的处境。
最后，技术短板如何补齐。
前述中小银行负责人认为，对整个银行业来说，已经完整经历了一轮金融科技的冲击，大中型银行由于根基深、技术实力强，很快便找准了技术推动业务转型的着力点。而中小银行苦于缺人、缺技术，想要追赶数字化的浪潮，还有很多短板要补。
一方面是科技能力提升的资金投入。
中小银行想要提升科技能力，需要从科技队伍和技术两方面提升，一支具有专业化水平的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成本，而优秀的科技人员往往集中于一线城市和互联网大厂，属地资源比较稀缺。
技术方面更是需要投入比大型银行更高的成本，一些农信体系的机构可能共用省联社的核心系统，想要发展科技要面临自建、IT架构重构等问题，投入需要非常大。
另一方面是时间成本。
系统建设需要一个周期，调试加上可用性检验也需要周期，时间成本同样较高。传统的风控评分规则、人工审核方式存在不足，多维度的风控模型、策略建设需要大数据等技术加持，风控经验的积累难度更大。
“整体而言，这些发展的问题、风险的问题，并不是简单依靠时间换空间就能解决的。中小银行的问题或许要直接从结构上入手，才能有效解决。”前述中小银行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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