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特殊的中国人。
他曾是美国陆军的一名高射炮士兵。
美国当局因战时需要，决定培养一批军人学习世界语言，他选择了中文，由此与中国结缘。
1947年，他来到中国，融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被国民党搜捕的中共人士，为地下组织提供接头场所，帮助运送药品到解放区……
他说，我看到中国共产党是进步力量的代表，我敬重他们，希望帮他们做一些事。
新中国成立那天，他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亲历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激动万分，决定永久留下来。
之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他如愿加入中国国籍，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
凭借着母语优势，他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新儿女英雄传》《家》《林海雪原》……其中《水浒传》英译本堪称巅峰之作。
他的名字，叫沙博理。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翻译界最高荣誉“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他以满腔热情，向世界介绍中国，讲述新中国发展的历史巨变。
他这一生，充满着令人惊叹的传奇色彩。
“美国大兵”的中国梦
沙博理原名Sidney Shapiro，191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就读于圣约翰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成为一名律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沙博理应征入伍，服役于美国陆军部队。
他表现优异，多次获得表彰，被派往专门的学校，学习中文和中国的历史文化。
那个遥远东方的神秘国度，让沙博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深深为之着迷。
战争结束后，他利用退伍津贴，继续到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中文和历史。
在耶鲁大学，沙博理认识了许多中国同学，熟了之后，他们开玩笑说：“你学的那个中文，到底是普通话还是广东话？”
● 1946年，沙博理在耶鲁大学学习汉语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意识到，要想学好中文，必须得到中国去。
1947年春，怀着对东方国度的向往，为“见识一下真正的中国”，沙博理踏上了这段横跨半个地球的遥远旅程。
他的身上只有500美金，买不起大客船的票，就用300美金搭乘了一艘小货船。
那船很小很慢，从纽约坐到上海，花了整整一个月。
晕船，呕吐，吐得昏天黑地。
当中国广播的声音终于从船舱中响起，他爬起来，兴奋地冲上甲板，朝着远方的黄浦江岸望去。
然而，满怀期待的心，却一下子沉入了谷底。
黑暗世界的曙光
“一个中国男子穿着长袍，沿着江岸飘过，浑身散发着中世纪般的老旧气味。”
这是沙博理第一眼的中国，带给他巨大的时代割裂感，也成了纠缠他相当一段时期的黑白色梦魇。
他上了岸，越往城区走，内心越沉重。
周围的一切，和他想象的完全不同，大上海光鲜的外表下，到处掩藏着贫穷和苦难。
“我在上海亲眼看到了国民党的残酷，老百姓苦得不得了。
“很多农民打仗的时候流亡到上海来，没有工作没有钱，就睡在地上，饿死的、冻死的不计其数。
“每天早上都来一辆大垃圾车，把这些尸体运到郊区烧掉，富人们则极度挥霍享乐……”
他感受到了极大的心理落差，想就此离去，却又实在不甘心。
靠着手中仅剩的不到200美金，沙博理重操旧业，开了一家律师行，暂时安顿下来。
在耶鲁大学同学的介绍下，他认识了改变他一生的人，也是他后来的妻子——凤子。
● 凤子凤子比沙博理大两岁，毕业于复旦大学，主演过《雷雨》《日出》等多部话剧，是上海文艺界的活跃人物，《人世间》杂志主编。
凤子的出现，驱散了沙博理脑中那个关于“长袍”的黑白色梦魇，她感情丰沛，愤怒的时候，眼睛里会冒出火，高兴的时候，笑得像个孩子，这让沙博理感到中国人不再是虚无缥缈，而是同样的真实丰富。
他跟随凤子学习中文，中文水平突飞猛进，并且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文化。
他给自己取中文名“沙博理”，意即“博学明理”。
● 刚认识不久的沙博理和凤子
随着两人接触得日益频繁，沙博理渐渐发现了凤子的另外一个身份——中共地下党员。
“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从事这么危险的工作，很了不起。”
沙博理对凤子非常敬佩，在凤子和她朋友们的感召下，也投入到革命工作中。
他主动利用自己美国人的身份为大家提供掩护，律师行成了地下组织接头的场所，更时常冒着危险，为解放区运送药品……
这些工作风险很大，但他从来没有胆怯。
他说：“我在美国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来到中国，看到中国共产党是先进力量的代表，我敬重他们，希望帮他们做一些事。”
在与凤子相识一年后，1948年5月，两人步入了婚姻殿堂。
● 1948年5月16日，沙博理与凤子在上海结婚
然而，就在两人婚后不久，凤子的地下党身份暴露，国民党开始了对她的抓捕。
“把解放区给你们送到家门口”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抓捕，凤子带着沙博理，一路北上来到北平，又辗转奔赴解放区。
虽然已经非常谨慎，但他们还是受到了严格的盘查，沿途凶险重重。
最终，组织上安排的向导告诉他们：“算了，别玩命了，你们留在北平吧，我们把解放区给你们送到家门口去。”
几个月后，北平和平解放。
那天，沙博理蹬着自行车，到西直门迎接解放军入城。
1949年10月1日，沙博理和凤子应邀出席开国大典，在观礼台上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
直到几十年后，他对当时那一幕还记得清清楚楚。
● 1950年“五一”游行，沙博理和凤子在天安门观礼台
“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历史时刻。毛主席不是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当时的感觉确实如此，跟旧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在旧社会，中国人有自卑感，总觉得低人一等，新中国一成立，就像变了个人，精神上也站起来了。”
那一刻，沙博理虽然不是中国人，但他能感觉到，激情与感动像电流一样传遍全身。
他突然下定决心，在中国能比在美国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他要永久地留下来！
“是宋江救了我”
新中国成立后，沙博理被安排在对外文化联络局，从事翻译工作。
他同时精通英语和汉语，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工作中，翻译出了大量优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巴金的《家》《春蚕》，老舍的《月牙儿》，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曲波的《林海雪原》……一个个中国故事，在他的笔下变成了另一种语言，向着全世界推广传播，努力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那时，为了进一步提高国家软实力，中国外文局决定将四大古典名著翻译为英文出版，其中翻译《水浒传》的任务落在了沙博理的肩上。
这是沙博理从事翻译工作以来，遇到的最大挑战。
半文言文的中国古典文学，就连很多中国人读起来都有些吃力，更何况一个美国人？沙博理几乎相当于重新学习了一门语言。
他细斟慢酌，一字一字爬完了百回《水浒传》，把原文的意思吃烂嚼透，在肚里翻滚十遍百遍，“传其神而不限其形”，前前后后历时8年，终于完成了这部“中国翻译史上里程碑式的绝妙译作”。
回忆当年从事翻译工作的那段日子，沙博理颇为感慨。
他曾因外籍身份，在“文革”时期被扣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但正因为《水浒传》的翻译工作是一项重要而光荣的任务，才没有人敢继续找他的麻烦。
“是宋江救了我。”沙博理说。
凭借着诸多优秀的翻译作品，2010年12月，沙博理获得了中国翻译界的最高奖项——“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此前，只有季羡林和杨宪益获得过该奖项。
除了译作之外，沙博理还著有《我的中国》《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法》等多部著作，先后在中国、美国、以色列、新加坡等国出版，引起极大反响。
“我的根在这里，我是一个中国人”
1963年，经周总理批准，沙博理加入中国国籍。
● 沙博理的入籍许可证书
他在自传中激动地写道：“我感到我对自己的工作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增强了责任感。我不再是一个关心的帮忙者，而是成了一个完全的参加者！”
他曾见过旧中国的样子，如今，又看到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出新中国繁荣富强的奇迹，而他自己也参与到了这一奇迹中。
“我一生中第一次感觉到成就感，我不仅仅需要个人的进步，还要成为这个生气勃勃的社会的一分子，和中国一同进步！”
● 沙博理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
1983年，沙博理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于此后连续六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成为全国任期最长的“洋委员”。
他始终积极参政议政，经常到全国各地考察，对一些问题提出议案，在98岁高龄之际仍然十分关心政协工作，被称为“陪伴中国人民走过半个多世纪的真诚朋友”。
2014年10月18日，沙博理在北京家中安详辞世，享年99岁。
此时，距离他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已然过去了67个年头。
67年间，革命，翻译，写作，研究，考察民生，上交提案……在中国的旅行，他持续了一生，而在这趟旅程中，中国变成了他的家园。
他将毕生精力，都奉献在了这片大地上，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人民共度风雨、并肩前行！
正如他在获得“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时所说：“中国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已深深扎在这里，我是一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