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2021年10月出席一次活动期间（资料图片）
每到年底，都是当局总结当年工作经验，部署来年任务的时候，一系列的工作会议相继召开，其中最重要也最受外界瞩目的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此会议为明年经济工作定调。而从这次会议来看，稳是其基调，会议要求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笨蛋，是经济”，当年克林顿在总统竞选中打败胜券在握的老布什用的是这句口号。把这句话套在中国当局身上更合适。因为中共的合法性不是来自程序民主，只能通过发展经济做大蛋糕提供绩效来弥补，用习近平的话说，乃是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也。所以经济好坏以及民众收入的提高和福利的改善对中共统治显得尤重要。正因此，改革以来的大多数年份，中共都埋首发展经济，一门心思搞建设，终使得中国经济长时间高速增长，由原来的一个贫困落后国家成长为世界老二，并在今年让中国整体脱贫，解决了困扰千年的贫困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共的合法性焦虑。故中国的崛起首先并主要表现为经济的崛起。
专心学“习” 无心经济
本次经济会议重提“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要求”，并再次强调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如果不是经济形势到了一个紧迫状态，会议可能不会做如此表述。事实上，会议承认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从数据看，今年前11月中国的经济、就业和国民收入相对大多数国家似乎不那么难看，甚至表现得还不错，这是因为，尽管疫情仍在肆虐和反复，但供应链的部分回归以及外需的强劲恢复拉动了中国出口，再加上去年经济增长的基数低，中国经济增速今年还是会高过多数主要经济体，能够达到或接近8%，尤其外贸这块增长很快。
然而，数据的靓丽掩盖不了经济的实际疲软，第三季度4.9%的增速已透露出这点。第四季度的增速据估算也差不多。若连续两个季度都维持在低增长水平，2021年的经济恐怕也就好不到哪儿。这已经成为多数经济专家包括官方学者的共识。当局早就明了这种状况，一些地方政府包括江苏和深圳等发达地区，已进行了程度不等的降薪，说明当局做好了过苦日子的准备。
中国经济形势的严峻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根据官方经济专家的说法，首先是疫情打击了需求，消费和投资受疫情影响较大，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个体工商户等到现在还处于大幅萎缩中。据统计，中国今年第三季度消费、投资的两年平均增长率分别只有3.9%和3.8%，明显低于潜在消费和投资增长。其次，美国在供应链、市场和科技三个维度对中国进行限制和打压，造成供应链中断和供给短缺。再次，西方特别是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外溢效应，同国际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一起，引发了中国的输入型通胀，而国内煤电矛盾和拉闸限电也影响物价，冲击供给。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在目前的大变革时期，当局前一阶段对教培行业的大力整顿、强化平台经济的反垄断监管、打压资本以及提出共同富裕等，导致人们对中国经济究竟怎么样了产生分歧，不确定性风险上升。此即会议所谓的“预期减弱”。
对中国当局来说，2022还是一个特殊年份，因为中共要举行二十大，习近平大概率会连任。如果经济搞得一团糟，对习总归是没面子的事。问题还不在于此，假如经济恶化，岁入减少，失业增加，而需要用钱的地方又太多，由此是否会引发社会不满乃至动荡，进而波及二十大，导致党内矛盾和斗争激发，让二十大产生变数，习无疑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出现。此乃经济工作会议为什么特别强调2022年要稳的原因。可以说，稳字当头，兹事体大，把经济稳住，就业稳住，民众收入稳住，明年经济工作就取得了成功，当局就有资格宣称，习的连任是正确的，二十大也才能顺利举行。
美国若紧缩 中国出口堪忧
虽然中共内部和社会的精英阶层有诸多对习的统治不买账，可在官僚系统和底层民众间，习政权的支持度还是很高的，这使得党内和社会的反习势力颇觉无奈，只得接受现实。然而，若因经济惨淡而损害广大底层民众以及中下层官员的利益，而这些人原本支持他，导致人心不稳，无疑会增强习的政敌反对他的信心和勇气。但2022年的经济要想有起色又确实难度很大，除了前面分析的因素，还有一外因不能不提，这就是美国的超大规模刺激由于通胀高企而会提前结束。拜登政府在前任的量化宽松政策基础上继续加码，导致需求强劲，可美国自己和全球一些主要国家的供给跟不上，由此带动了中国出口强劲增长，这也是拜登虽不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但美中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的缘故。可是，此因素在2022年不起作用，美国11月的通胀处于40年最高水平，美联储已表示明年会采取紧缩政策，故2022年中国的外需会趋于减速，失去支撑经济增长的动能，中国经济很可能雪上加霜。
外需靠不住需内需来顶，而内需的核心是消费和投资。但恰恰是这两者，在过去10年都是持续走低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从2011年的23.8%降到2016年8.1%，再降到2019年的5.4%。这跟中国经济主要依赖房地产有很大关系。据统计，房地产投资占到整个投资的1/5左右，2010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一度高达33%，但到2015年猛跌到1%，而后继续维持在低水准。房地产关联多个行业，其投资增速的下降对重化工、原材料、能源、工程机械等影响非常突出，进而带动制造业投资增速也跟着快速下降，房地产指望不上，只能依靠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但这块的空间有限。
事实上，不仅消费和投资增速在过去10年逐年下降，企业营收，政府财政收入、民众收入和GDP都是下降的。去今两年情况特殊，去年因受疫情打击，主要经济体除中国外都是负增长，中国仅增长2.2%，今年则普遍反弹，中国估计在8%左右，但明年很可能低于6%，2019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就降在这个水平。
过去10年恰恰同习近平当政重叠。虽然在经过改革30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内生的上升动能本身会减弱，但这种时间上的重叠也表明，经济增速的下降同习采取的治理政策间有着显著的同步关系，即无论是反腐、强化党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还是抑制资本，都是以经济增速的下降为代价的。
由此来看，低增长甚至停滞很可能成为习未来统治的一个常态，2022年也成为中国苦日子的元年，以前的艰难只是预演。这个时间段会有多久，取决习能否改变当下的政策和统治方式。面对这个真正的“新格局”，习惯了花钱大手大脚的中国各级政府是否能够适应，值得观察。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