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底，中国经济沉浸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欢愉中。2021年岁末，气氛则发生转变，从官方到学界和媒体，“拖累”、“放缓”、“形势严峻”、“下行压力”等词频频出现。
今年初，中国两会将全年经济目标设定在6%以上。不少观点认为，考虑到中国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还保持了2.3%的增速，这一目标定低了。果真，2021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冲高到18.3%，即便考虑低基数效应，这一幅度依然十分可观。此后二季度7.9%的表现依然不俗。
转折发生在8月。
不利因素在这个夏季集中爆发，汽车行业缺芯、高耗能行业限产限电、河南山西先后水灾。此外，中国从北到南出现大面积的零星疫情，“动态清零”的诉求下严厉的管控措施，让缓慢恢复中的消费受挫。再加上“双减”政策对教培行业的“一刀切”，三季度的中国经济状况开始转为严峻。
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点。中国统计部门公布的8月综合PMI指数亦回落至48.9，2020年3月以来首次落入收缩区间。PMI被视为一个经济体的“体检表”，反映制造业的整体增长或衰退。PMI的荣枯线是50%，高于50％代表制造业在扩张发展，反之则代表衰退。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向BBC中文表示，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速降至4.9%，大幅放缓，近期一些数据更是显示经济活动进一步降低。“第四季度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很多市场机构都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将2021年中国GDP增速预期下调至8%，比此前的预测下降了0.1个百分点。高盛将中国2022年GDP增速的预测从5.6%下调至5.2%，同时预计中国经济2021年第四季度的增长率将放缓至3.1%。
“过往快速增长过程中隐藏的深层次矛盾会在经济掉头下行时显现出来。”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在近期一次公开活动中表示。
“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三重压力：供给、需求、预期。”经济学人智库（EIU）经济学家苏月向BBC中文表示。中国官方对经济遇到的困境并不讳言，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把三重压力描述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楼市“沉疴”遇监管“猛药”
需求收缩的背后首先是房地产行业的下行压力。
回顾2021年，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恒大，与“危机”二字紧紧捆绑——债券未能兑付，股票暴跌，变卖优质资产，投资者抗议，买楼者彷徨。
恒大乃至整个地产行业对中国经济则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本世纪初开始，楼市一直是拉动中国内需的火车头，但经济高速发展让中国的资产价格不断上涨，无论企业还是居民，都在大举借贷，风险不断累积。整个金融和地产体系都在集聚风险。
为了应对这种风险，中国也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措施。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房地产助理教授杨扬向BBC中文介绍，从2010年起，政府开始了房地产市场调控，稳定房价、地价、以及市场预期。为避免金融系统性风险，从2016年开始坚持“房住不炒”定位， 采取限购限贷限售、严格价格管理以及规范市场秩序等措施。 而从2020年开始出台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策，比如对重点房企融资提出“三道红线”，以及给金融机构划定房地产贷款集中度上限。
楼市“沉疴”突然遇到监管“猛药”，房企的危机终于在2021年集中爆发。“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凭借高杠杆高周转进行快速扩张的资本红利时代已经结束了。”杨扬认为，未来房地产行业将不再是中国的经济支柱。
对于整个经济来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甚至潜在的“暴雷”，使国内需求岌岌可危。此前中国经济面临外部危机，总会放开甚至鼓励楼市发展，快速托起经济大盘。
而中国知名的地产商任志强对此有一个颇为流行的比喻——房地产就像“夜壶”，宏观经济不行了，就拿出来用一下，刺激刺激，用完了再踢回床底下。
在当前的下行压力下，房地产业管控也有边际放松的迹象。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首席经济师丁爽认为，房地产投资放缓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拖累因素之一，不过三季度新增房地产贷款占比已由2016下半年的超50%骤降至15%左右，未来楼市的信贷条件有望触底回升。
疫情持续让出口面临挑战
以楼市为代表的内需表现不佳，2021年前三季度的中国出口则十分亮眼。
苏月认为，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相比，出口带来的强劲需求是中国经济的亮点。
2021年中国外贸延续去年的趋势高歌猛进——前三季度，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8.33万亿元，同比增长22.7%。其中第三季度进出口同比增长15.2%。
至此，中国外贸进出口已连续5个季度实现正增长。
贸易战三年及新冠疫情爆发两年，不但未能拖累，反而使中国贸易规模在全球的占比达到历史峰值。
这种反常现象不难理解。“中国防疫措施严格，供应链在疫情期间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经济学人智库（EIU）经济分析师徐天辰此前向BBC中文介绍，这些原因使企业们做出最符合利益的决策——让订单回到已经全面复工的中国。
换言之，中国今年的出口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欧美疫情严重导致的产能缩减，使订单转移到中国，即“替代效应”。路透援引开源证券宏观分析师赵伟称，伴随疫苗加速推广、疫情“错位”影响逐渐消退，未来出口的“替代效应”将逐渐消减。
这为强劲的外需打上“不确定”的标签——中国在疫情中迎来的特殊时期的繁荣，能否在后疫情时代延续？
“运动式减碳”可休矣？
“运动式减碳”在下半年成为高频词。在中国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后，“减碳”经济成为一股蓬勃的风潮。
然而在2021年的夏季，这股风潮迎来一波反噬。今年夏天，“电荒”愈演愈烈，多地工业企业“开三停四”甚至“开二停五”错峰用电，严重冲击了工业生产，形成了当前中国经济的第二个难题——“供给冲击”。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向媒体列出三个原因：电力需求增长过快导致的供给相对不足，电煤价格上涨，以及“双控”政策影响。
“双控”是指实施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8月中国发改委发布《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显示，全国19个省份出现一级、二级预警，包括此次“缺电”严重的江苏、广东、云南等省。
被上述“晴雨表”点名的地方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限电措施。“命令式”限电停产直接冲击了工业生产，甚至在东三省地区影响了居民用电。
本轮停电多集中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制造业大省。“限电限产对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影响。”路透援引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在减弱。
数据也印证了这种判断，今年7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还维持在6.4%，8月开始限电后，9月该数据就陡降至3.1%，此后10月和11月都维持在3.5%和3.8%的低位。
为了挽回这种局面，中国官方发布多条政策，“从制度上防止出现运动式‘减碳’现象”。媒体发文批评，忽视客观规律，“减碳”过于激进，不能搞一刀切。
预期转弱：疫情阴霾不散
苏月认为，到2022年，与地产去杠杆、互联网行业整顿相关的上下游行业，将进一步面临现金流不足和失业问题。
再者，“中央的宽松政策实施的速度过慢，考虑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时滞问题，以及冬奥会相关的严格疫情管控，中国GDP环比增长企稳将出现在明年下半年。”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从预期看，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自4月份以来连续回落，9月份和10月份跌至收缩区间，其中小型企业制造业PMI连续7个月处于收缩区间。而住宿、餐饮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回落至收缩区间，主要是受疫情扩散的影响。这些都反映出预期转弱的情况。
预期转弱背后，多位受访者表示，迟迟无法走出疫情，回归常态，是始终笼罩在中国经济头上的阴霾。
2021年，变异毒株导致的新冠疫情一直在中国境内此起彼伏——2月的广州疫情，7月8月南京机场出现的病例扩散至多地，再接着是9月福建和黑龙江相继出现本地确诊，10月份甘肃和内蒙古，11月黑龙江疫情再起，辽宁也出现新的扩散。总体而言，日均确诊病例数很少超过百例，但前后涉及全国大部分省级行政区，呈现大面积零星爆发的态势。
由于中国坚持清零政策，一旦出现疫情，防疫措施非常严格。比如，9月福建出现疫情后，多个城市进行了多轮核酸检测。常住人口为500万人的厦门，进行了至少4轮全民核酸检测；莆田市常住人口约320万人，也进行了多轮核酸检测。
各地不断出现疫情反弹和严格封锁，打乱了经济尤其是服务业复苏的步伐，造成一些地区企业停工停产，一些微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导致破产。
经济学家余永定表示，中国采取封锁的经济成本是极其高昂的。有鉴于此，一些病毒学家、流行病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当放弃其零容忍政策，学会与病毒共存。但是对这种做法的抵制仍然强烈。毕竟中国的严苛手段使得该国数月以来几乎与新冠病毒绝缘。同时虽然成本极高（尤其是对旅游业和出行相关服务而言），但中国还是能够负担得起的。
世卫组织荣誉总干事陈冯富珍在近期香港一场公开活动中表示，目前来看广泛施打疫苗是走出疫情的最有希望的路径，而区域间疫苗覆盖的不平衡，将成为回归常态的阻碍，“在每个人都安全之前，没人是安全的”。
坏消息是，即便在疫苗充足的国家，也有大量人对疫苗并不信任。欧洲多个国家还因为新一轮防疫政策爆发严重的暴力冲突。
更坏的消息是，在南非首先检测到的新冠病毒变体奥密克戎，携带着一系列“非常不寻常的”的突变，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经济走出疫情带来了新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