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底,特斯拉中国的两大“心脏”项目——上海研发创新中心和上海超级工厂数据中心正式落成。

 

两大“心脏”项目落成之日,特斯拉市值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马斯克个人财富也随之“水涨船高”,一跃成为世界首富。

 



回望2018年,一度濒临破产的特斯拉还在为Model 3的产能不足而苦恼;孰料到2019年,比研发中心早两年落成的上海超级工厂,已一跃成为马斯克“全球首富”梦开始的地方。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运营不到两年,产量已在今年第三季度超过了美国弗里蒙特超级工厂。

 

看到上海超级工厂的潜力,马斯克狂喜,在今年股东大会上点名表扬:“上海超级工厂有着惊人的车辆质量和运营效率,太棒了!”

 

除了上海超级工厂,刚刚建成的上海研发中心也被马斯克“寄予厚望”。

 

作为特斯拉首个设立在海外、以整车开发为基础的研发中心,马斯克计划上海研发中心未来将围绕整车、充电设备和能源产品等进行更多原创开发工作,发展成为与美国研发中心同等规模的综合型研发中心。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特斯拉方面更是不断释放信息,称要助攻中国团队自主研发,要在中国组建完整产业链,特斯拉在中国要实现100% made in China。

 





 

听闻此讯,有人认为这是特斯拉对中国的“偏爱”,强调特斯拉这是“授华以渔”,不再是简单地汉化生产,而是要真正地搞研发,传授技术。

 



 



也有人对此存疑,在知乎上提问“特斯拉有没有把技术带到中国”,但下面也有不少人的回答是肯定的。

 



 

“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其实在中国成立研发中心的外国企业,特斯拉远远不是第一家,而对于之前一些这样的“研发中心”,乌鸦心血来潮,真的去做了一番调查,也许可以算是有点“发言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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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90年代惠普在中国建立第一家研发中心至今,外国企业在华的研发机构至今已经开了上千家(2018年商务部统计约1700家)。 

 

但特斯拉研发中心进驻中国的当下,已然不是外资在华建立研发中心最热门和辉煌的时代了,反而赶上了外资在华研发机构的一波集体“大撤退”。

 

据不完全统计,仅2017至今,就有通用电气、甲骨文、葛兰素史克、礼来、罗氏、诺华、辉瑞、阿斯利康、IBM、CA Technologies等数十家跨国巨头先后关闭中国研发中心,或裁撤在华研发业务。

 

另外还有一些大型外企虽然没有公开宣布关闭中国研发中心,实际却在“默默”收缩在华研发业务。思科、诺基亚、爱立信等也被曝出有裁撤在华研发业务的意向。

 



这些裁撤在华研发中心的跨国企业,有不少已在中国市场深耕几十年。

它们拓展中国市场时,往往以传授技术和帮助中国发展的名义建立研发中心,但在华业务一旦受到冲击和下滑,公司开始考虑控制成本,那么首先撤掉的也是研发中心。

 

按理说,研发中心不是核心业务吗?那为什么只要外资想缩减规模“甩包袱”,就先拿研发中心下刀子呢?

 

2017年,大型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GSK)的大中华区CEO曾在采访中说:在华研发中心都是跟在总部研发的屁股后面打杂,很难有深入的开创性研究,所以研发部门就成了裁撤的重点。

 



那为什么在华研发中心就不能有研发成果呢?他说,因为外资企业普遍“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抱有顾虑”,很难完全放心将核心技术与业务放到中国来。

 

既然不做研发工作,又不传授核心技术,又为什么要成立研发中心呢?那是因为,因为外资在华研发中心的“初心”里面,包含的是可是自己的“私心”。

 

对于很多企业来说,要想把在本国的研发技术成果转移到中国进行生产,则需要经过许多关卡,比如法律法规的障碍,对高技术出口的限制等等。

 

但是如果将研发中心设在了中国,就可以绕过这些障碍直接将研发技术在中国当地投入生产。

 

就比如说药企吧,我们国家的新药审批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一般出于用药安全性的考虑,纯进口新药审批一般会比国际上慢一个节拍。

 

所以很多外国药企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企业为了加快新药在中国的上市速度。

 

但2017年6月1日,中国正式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也意味着中国与欧美的研发数据结果可以实现“互认”。这让跨国药企投入巨资在全球设立多个研发中心变得不再必要。

 

2017年左右,各种外资药企在华研发中心开始纷纷关闭或者大量裁员。

 



“用完就扔”,才是很多外资企业在华研发中心的最真实的写照。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力、政策等各种资源也为外资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也是跨国企业舍得下血本的另一层原因。

 

就说人才成本吧,如果要把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吸引到美国工作,那公司得付给他几十万美元的年薪,但如果是把他招到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只需要付给他几十万人民币的工资就可以,在美国的标准看来算是成本很低了。

 

政策方面更是优惠多多,以跨国企业在华研发中心最喜欢驻扎的城市上海为例,2000年7月28日,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上海市科委联合下发了《上海市外资研发中心认定扶持政策》,明确对外资研发机构给予政策倾斜,这一扶持政策一直持续至今。

 

2020年11月2日,上海市政府办又下发《上海市鼓励设立和发展外资研发中心的规定》,继续释放税收、土地、补贴、人才引进等多方面的优惠。

 



真真实实的好处是得到了,但所谓的研发中心,说白了往往就是在中国庞大的市场上获得最大利益的一个工具,所谓的“在华研发”、“100%本土化生产”,也仅仅是诱饵和噱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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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么明显的诱饵,我们难道看不出来吗?

 

政府和企业不是完全不知道,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技术换市场”,是中国引进外资最重要的路径之一。



 

但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他们想抓我们的市场,技术又想牢牢揣在自己兜里。虽然在面儿上建了研发中心,但为了防止核心技术流失,却使出了花样繁多的控制手段。

 

从成立公司伊始,跨国公司就尽可能地独资或控股,来防止先进技术外流。

 

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在它当初决定进入中国的时候,未必就愿意和本地企业合资,他们之所以选择建立合资企业,基本都是退而求其次的结果。

 

一方面,出于对中国及中国市场的不了解甚至恐惧心理,跨国公司需要一个本地的工具人合作伙伴,借此渐渐熟悉并进入中国市场。

 



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环境决定了,如果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选择建立合资企业这样一种方式,将会得到更多的明里暗里的照顾和优惠。

 

任何一家有着雄厚实力和丰富经验的业界巨头,尤其是已经成功在中国站稳脚跟的跨国公司,在熟悉了中国市场以后,都会毫不犹豫甩了中国本土企业,来换取自由身以独享巨大的利润空间,以及全方位规避技术流失。

 

2000年,日本山崎马扎克公司(Yamaxaki Mazak)和宁夏长城机器集团公司合作,合资建成了宁夏小巨人。

 



对机床行业比较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山崎马扎克,是日本老牌机床制造商,也是机床行业的国际龙头企业,对宁夏长城机器集团来说,无论在规模还是技术上它都有着压倒性的优势。

 

当时山崎马扎克以技术转让的方式入股,占宁夏小巨人25%的股份,宁夏长城机器集团占75%的股份。按照合约,双方合资期为20年。

 

很多合资公司都不会拿自己的核心技术来合资生产,山崎马扎克同样也不例外,把技术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作为中国第一座智能网络化的机床工厂,宁夏小巨人所采用的生产设备全部从日本进口,采用的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制造技术也完全由山崎马扎克控制。

 



日本政府对山崎马扎克在中国的生意也极为担忧。

 

2007年7月13日,英国《金融时报》发布了一则新闻《山崎的“中国梦”》,文中写道:“日本政府监管机构不允许他的公司(山崎马扎克)在中国制造最精密的机床,担心这些机床可能被中国用于生产核武器或其他高科技武器。”

 



面对母国政府的担忧,山崎马扎克表示,其开设在中国的工厂“主要制造相对'低端’的机器”,每台售价为10万美元甚至更低......

 

这不光是把技术使用渠道给锁死,就连给勉强给你用的技术都是最低级的。技术封锁、层层设防到这种地步,你以为山崎马扎克就能放心核心技术不会外流了?

 

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的酝酿,2005年3月份,小巨人业绩蒸蒸日上,日方突然变脸,提出不想再合资了,要么日方退出,由中方经营,要么中方退出,由日方经营。

 

看似两条路,实际只有一条路,中方只有退出的份。因为这几年的时间里中方根本没有学到日本的核心技术,如果全交给中方,机床厂就变成一堆废铜烂铁,根本没有发展的前途。

 

公司成立不到五年时间,小巨人的业绩蒸蒸日上,合资路却走到了尽头,小股东日本山崎马扎克株式会社“小鱼吃大鱼”,将宁夏长城机器集团有限公司踢出局,将宁夏小巨人变成了一家日资在华的独资公司,山崎马扎克的阴谋终于得逞。

 



毫无疑问,核心技术是跨国公司看得最紧的门户,想从和跨国公司的合资企业中拿到核心技术极为困难,这种情况在跨国车企当中更是广泛存在。

 

2008年,负责研发的奇瑞汽车副总经理陆建辉说:“我们曾与所有知名国际品牌的变速箱企业接触,试图购买他们的产品,一旦需要大批量采购,他们就会以产能不足将我们拒之门外,尤其是自动变速箱,他们对中国企业的技术封锁非常厉害。”

 

国内很多企业对外企技术封锁感触良多。北汽与现代建立整车厂后,现代集团不愿在北汽集团所属的北京齿轮总厂生产变速箱,而是将其控股的摩比斯搬过来进行定向采购,怕的就是你掌握核心科技。

 

合资公司都如此,更别提外国独资公司,想让对方把核心技术拱手相让基本上就是天方夜谭。

 

另外在研发链分工方面,跨国公司的基础研究和原创研究也基本都放在母国。

 

就说特斯拉吧,人家在中国是没有核心研发团队的,所有的研发力量,几乎都在美国加州。要真要搞一些研发也会是一些边缘型研发,把美国研发中心吃剩下的骨头给中国研发中心啃一啃。

 



而所谓在中国“实现国产化”,这里面的曲度就太大了。从绝大多数案例中看,通常也就是拿着总部给的图纸,在国内找到价格便宜的供应商,压低成本,来实现制造成本最小化,本公司利益最大化罢了。

 

在中国制造还不成熟不发达的年代,我们怀着“市场换技术”的最朴素的愿望,想要“利用外资”,实际上却往往是“被外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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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近十年来,中国的自主研发已经日新月异,中国制造也日益崛起。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蛋糕大了,却伤害到了某些发达国家的利益。

 

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制造,仅仅是封锁技术还不够,而是要迟滞乃至阻止中国制造的发展和突破,来消灭掉这个潜在的强大对手。

 

这其中的必杀技,就是收购。他们利用当时部分中国企业资本短缺的劣势,和获取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渴望,通过收购消灭掉潜在的竞争对手,从而达到狙击中国制造崛起的目的。

 



当时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说,希望被外资收购和并购,确实是为获得高新技术、资金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但面对防中国人像防贼一样的外国企业,常常事与愿违。

无数的事实证明,用市场和股份来换取外资技术都是“舍了孩子又套不着狼”的血泪教训。只有走大国重器的路子,专心搞我们自己的研发,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2003年春,徐州政府向海内外发布消息,出售徐工机械大部分股权。

当时的徐工,是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集团,年收入154个亿。

 



但因为在当时面临较大的经营困境,徐工打算把85%的股权卖给美国凯雷公司,交易总价值约3.75亿美元,按照当年的汇率,约等于22.42亿元人民币。

 

当时徐工机械董事长王民说,引入凯雷投资将使徐工集团获得高新技术、发展资金和新的项目,加快徐工机械做强做大、走向国际化的步伐。

 

认为企业出售可以“获得高新技术”,获得“发展资金”,获得“新的项目”,“做强做大,走向国际化”,是当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普遍心态。

 



但商务部顶住压力,否决了收购合同。凯雷公司立刻带着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来到北京,游说各方势力。

 

凯雷第二次拿出的合同,要求收购50%股份,单价上涨六分之一。商务部再次否决。

 

凯雷第三次拍出合同,收购45%股份,单价在上次基础上再涨11%。

 

商务部没有否决,但是这份合同被拖了一年半也没能执行。2008年7月,由于协议期已过,徐工集团和凯雷投资发布联合声明,终止合作。

 



徐工机械被收购事件自此谢幕,中国保住了徐工机械的所有权。

 

如果收购成功,徐工也许就会像曾经的国内电机行业龙头大连电机厂一样,被外资迅速吞并、消亡,成为历史中的一朵小浪花。

 

但2008年收购案终止之后,徐工开始走一条大国重器的路子,专心搞研发。

 

比如说2018年的700吨液压挖掘机下线,号称“神州第一挖”,凭借着53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徐工解决了行业内超20%的卡脖难题,填补了国内空白。

 



根据最新发布的2021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榜单,徐工集团以162.52亿美元的年销售额,位列世界第三大工程机械厂商。

 

12年的时间里,徐工从从受制于人到厚积薄发,一步一步走到了世界前三。

 

经历过同样危机的还有今天已经做到家电三巨头之一的格力,曾经差点以9亿元卖给美国人。任正非也说过,曾经动了把华为出售给美国企业的念头。

 



但是回头看,曾经想要以市场换技术的企业,大部分没获得技术,更丢了市场。但是那些不图走捷径,自己苦心钻研技术的企业,他们凭着不靠天不靠地只靠自己的定力,赢得了技术市场双丰收。

 

自研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为了限制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进行压制,甚至是摧毁我们自研的信心。

 

比如说大型高速计算机,我们的“银河1”亿次高速大型计算机研制出来了,美国就提出可以卖给我们10亿次的大型机,等我们的10亿次研制成功,他们又提出要出售50亿次的大型机。

   

潜台词就是,你们追是追不上的,赶紧放弃自研的想法吧!

 

但我们要做的,不光是要树立自己搞研发的自信心,更要放弃对其他人施舍给我们技术的幻想。别人的核心技术不可能拱手相让,我们的目标,只能靠自己去拼,去挣。

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上,不算是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