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咏仪一家过去并没有什么错误言行，有一些声音认为此事不该“上纲上线”，他们相信这次张慕童的这句话只是无心之失。
乌鸦也觉得这更可能是小孩子一句口误罢了，但这却是更大的问题，所谓的“无心之失”为何能从普通的香港少年口中脱口而出？
无须回避，确实哪怕是一个爱国爱港的香港人，对于祖国内地都有着潜在的惯性区隔心态，而这种区隔心态，正是“港独”思想过去数年祸乱香江的来源。
这种区隔心态是怎么来的呢？
答案要从历史中找寻。
1841年，英国非法割占香港岛。占领初期，英国并没有在香港建立正式的教育制度，只是鼓励私人和教会办学。
并不是英国人不想对教育进行干涉，实在是因为当时的港英政府既没有人才也没有资金，想给殖民当局官员按时发出工资都是个问题，而想要办个官办学校可真是半个老师都找不来。毕竟当时广东的大部分中国人一不会说英语，二不愿意给蛮夷干活……
不过，毗邻香港的澳门是葡萄牙人盘踞了几百年的地方，教会办学自有一套办法。最早到港办学的外国教育团体是马礼逊教育协会。该会于1839年在澳门创立马礼逊书塾，并于1842年11月把书塾迁至香港。
1841年至1858年间，先后来港办学的西方宗教团体共有6间，分别为马礼逊教育协会、美国浸信会、伦敦传道会、美国公理会、英国圣公会和罗马天主教会。
这些教会在港英政府的支持下兴办了香港殖民地时期最初的教育。
英国殖民者当然知道教育的重要性。毕竟，香港是一个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港英政府十分希望通过教育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获取本地华人社会的效忠，以便进行管理。
港英政府先抓住了教育的主导权。
1860年7月，教育委员会推行《理雅各教育革新计划》，停办城内所有的书馆，并把全部的学生集中到中央书院。中央书院（皇仁书院前身）于1862年正式成立。该校校长在教育局的统筹下，还须负责视察监督港岛各村落的书馆。这两项政策的推行，说明了殖民地政府相当重视教育行政，期望通过官办学校加强对青少年的影响。
普及英语是那个年代港英教育的重中之重。
1858年，教育委员会鼓励普及英语教学，目的为减少华人与英人沟通时不必要的误会，以利于英国人管理华人。当时的英文书院全以英语为教学语言，采用英文课本；中文书院须把英语列为必修科。
港督轩尼诗于1877年就任时就明确指出了英语教学的重要性：“基于政治和商业上的需要，所有政府学校必须实施英语教学。”
港英政府大力推广英文教育，增办初中官立英文中学，提供升学机会给区域小学毕业生，称为官立英文书院，在1865年至1891年内开办了六间官立英文书院于西营盘、油麻地、湾仔、赤柱、黄泥涌、筲箕湾，1879年成立官立西营盘书院。
面对英国人逐步在教育领域上下其手，当时的九龙巡检司许文深为提倡乡学，在九龙寨城开办龙津义学。但随着九龙乃至新界的陷落，这种抵抗也就消失了。
英国人自然对当时香港各村落的中文私塾防范甚严，抬升英文学校打击中文学校也是当时港英教育主要目的。这也是英语教学支配香港社会教育达150多年之久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此时崛起的初代华人社会精英买办也意识到了学习英语的重要性。能更好地使用统治者的语言，可以帮助他们在殖民地社会获得更大的权力。这些买办送孩子上英国学校的热情也更高了。
英国人存的念头无外乎要通过语言教育，逐步改变中国人的效忠对象，最好腾笼换鸟，让本地的中国人都开始说英语……
在这种念头的驱使下，1896年，香港的英文书院已达到101间。但是，英国人慢慢发现，问题好像没有这么简单。
第一，香港的中国人占比例实在是太高了。除了殖民地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驻军以外，社会人口的97%都是中国人，想要改变所有人的母语，简直太难了。
第二，香港并不是孤立于内地存在的，有大量人口流入。当时香港人口增长迅速，大部分都是广东人南下，港人也以珠三角人自居，称广州为省府。新来的移民不可能说英语，所以哪怕英国人成功把所有学生的母语都变成英语也没用，因为新的中文人口可是源源不断涌入。
而且，香港在英国人心里的定位毕竟是一个商业港口，它需要与内地建立紧密的商业联系，如果这里所有人都不会说中国话，那英国人可真要哭了……
港英需要进行调整。这个调整，简单说，就是用“传统文化”搞内地和香港的区隔。
香港新界屯门有一座青山，这山的名字就叫青山……别看名字没什么特别，但山中堪称大有乾坤。山本身就号称“香港三尖”，而镇山之宝正是赫赫有名的青山禅院。
香港开埠不到200年，这座禅院却创建于1500年前的东晋末年，原名“杯渡寺”，与八乡凌云寺及元朗灵渡寺合称香港“三大古刹”。相传，南北朝时杯渡禅师途径青山时曾在此弘法，这便是杯渡寺的来源。据说七世纪时，达摩祖师也曾住过杯渡寺。这排面可是不小了。
青山禅院在现代香港流行文化里也有一席之地，李小龙的电影《龙争虎斗》曾在此取景。如今全世界的李小龙迷还有不少来青山禅院“朝圣”。
这么一座名山名寺，禅院里有一座牌楼上写着“香海名山”四个大字，想必题字者应是一位国学涵养深厚的文化界人物吧。
令人意外的是，这么有格调的一幅字，作者竟然是一位老干部，而且，还是一名外国老干部……
外国人写书法只要不是“一二三”这种级别的，一般中国人都会觉得很惊奇，如此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恐怕要人惊掉下巴了。
这位外国老干是谁呢？正是前香港总督金文泰。
金文泰1875年9月1日生于英属印度北方邦坎普尔一个殖民官僚家庭，是家中长子，其父亲孟塔古·克莱门蒂上校在当地任职军法署署长，金文泰的舅父兼教父史密士爵士是殖民地官员，曾于1887年至1893年担任海峡殖民地总督。
虽然金文泰生于印度，但他自幼在英国长大，早年受教于伦敦圣保罗公学，1895年升读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
在牛津大学，金文泰显示了自己出众的语言天赋和文学鉴赏能力，他在牛津修读古典学，曾取得博登梵文奖学金，而且还差一点获得盖斯福德希腊散文奖。
像这样在学业上极有成就，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从事学术工作。但金文泰却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并且在笔试中名列全国第四。
这个成绩放在大清也是二甲第一名的成绩，想要进翰林院当庶吉士完全没有问题，换到英国估计直接可以进重要部门当秘书官。但是金文泰却出人意料地选择来到香港任职。
金文泰在1899年获香港政府聘任后，便去到广州学习广东话。但老金不太走运，当时正逢义和团运动，虽然东南互保，但时任两广总督李鸿章也不可能继续在广州为英国殖民地官员提供培训。于是金文泰被迫返港。
不过语言天赋出色的金文泰在很短的时间内还是学好了广东话，且在1900年12月通过广东话考试，创下公务员最短时间内通过考试的纪录。他后来于1902年还担任广东话考官，而凭借他的语言天分，更于1906年进一步通过了北京话考试。
金文泰的中文水平到什么程度呢。他不止对中国传统经典进行了系统的阅读，同时也喜欢粤地的戏剧歌谣。金文泰所翻译广东话情歌（Cantonese Love Songs）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还作了导赏性的前言，足以让英国读者领略粤讴的情调。
泰戈尔对金文泰的学术修养赞不绝口，曾称他为“我在东方遇到过最有修养的欧洲人”。
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香港社会矛盾急剧激化，时任港督司徒拔对工人拒不让步，港英政府几乎到了被推翻的边缘。
伦敦方面认为金文泰熟知中国文化，委任他为第17任香港总督，以设法缓和局势。
按理说这么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通，对中国文化研究很深，他是不是有可能利用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搞出些不一样的东西呢？
他确实是搞了，他搞出了港英殖民时代教育史上最阴损的操作，流毒无穷。
金文泰堪称香港与内地区隔的创始人，某种程度上，他甚至可以算是“港独文化”的教父……
当时，内地文化领域正在进行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批判。而政治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更是如火如荼，这两股新风吹得殖民当局摇摇欲坠，省港大罢工便是明证。
可以说，自从晚清以来，香港的华人社会的华人已渐渐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对殖民地香港没有归属感，港英政府的执政更是毫无认受性和合法性。
面对这种局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通的金文泰，捡起了经史子集这套武器，推行保守的文化政策来区隔香港与内地，方法是与华人富商买办合作，奖励华民保存“国粹”与古文，维护传统儒家旧道德，强调社会尊卑秩序。
1927年，金文泰倡议香港大学成立中文学院，金文泰的文学老师——前清翰林赖际熙领头，前清太史区大典主教。一群旧文化人纷纷来到中文学院教授经典，并获富商邓志昂和冯平山捐款建院和中文图书馆。
金文泰还大力鼓励传统文化教学“下乡”，纷纷恢复私塾中的八股文教育，并且力邀在港的前清遗老出山，在民间授课，讲儒家经典。
赖际熙和区大典都是光绪二十九年的进士，他们的教育方式可想而知。按照赖、区两氏的设计，课程分为经学、史学、哲学、文词、翻译五部分。
赖际熙每部分又细分甲乙。如经学甲类为普通类，有四书、孝经、书经、诗经、周礼、礼记、春秋几门课程。经学乙类为专选类，有易经、书经、诗经，春秋三传及国语、三礼。又如哲学，甲类为子学，如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孙子、管子、韩非子、申子、杨子四门任选。乙类则为理学，如宋儒学案、元儒学案、明儒学案，文辞的课程则分为文字源流、文学史、词章、公牍。
可以说，“传统经典”无一不包，就是坚决不教白话文！
比这二位资格更老的是光绪十八年探花陈伯陶，老爷子辛亥革命时仓皇逃离老家东莞，来到香港红磡避难。来港后不剪辫，不易服，以前清遗老面目示人；又自号“九龙真逸”，决心以隐逸度其余生。
更可笑的是，1922年溥仪“大婚”，陈伯陶还携一万元巨款入京祝贺，以尽为臣之礼。
这样的老家伙金文泰当然也得利用，而陈伯陶也很开心能为港督所用，经常出山讲学。
上文提到的那个青山禅院“香海名山”牌楼落成，陈伯陶还送了个对联，其联云“遵海而来杯渡情依中国土，高山仰止韩公名重异邦人”，这马屁拍的，他老人家还真不觉得牙碜……
由陈伯陶领头，这群遗老在港岛坚尼道租下一间大屋，前半藏书，后半讲学，教的也全是国学旧经。这帮人闲暇一起唱和，诗词中总有些“黄屋匡扶事已非，遗黎空自泪沾衣”“野史遗民泪，春风望帝魂；宋台翘首处，朱鸟怨黄昏”之类的故国哀叹，让人哭笑不得。
新界的士绅们也对金文泰的教育改革十分欢迎。1926年9月1日，新界乡绅公开为港督贺寿。这群土豪劣绅除了在大埔举行盛大寿宴外，乡议局又特意呈上《金制军五一贺寿序文》（港英殖民地政府首脑被称为“总督”，而明清两代对总督尊称为“制军”），嘴脸之丑恶，令人咋舌。
一群牛鬼蛇神在金文泰的指挥棒下搞所谓“传统文化教育”，替殖民政府压制民族民主思想，为殖民者的统治秩序服务，当然让内地的进步知识分子看不过眼。
1934年赴港的作家友生一语道破玄机：“英人之经营殖民地者，多为保守党人，凡事拘守旧章，执行成法，立异趋奇之主张，或革命维新之学说，皆所厌恶……前清之遗老遗少……在国内已成落伍，到香港走其红运，大现神通……彼辈之为教也，言必尧舜，书必读经史，文必尚八股，盖中英两旧势力相结合，牢不可破，一则易于统治，一则易于乐业也。”
一则易于统治，一则易于乐业，这话属实一针见血。
鲁迅先生也曾大力批判英国殖民者以“中国国粹”来麻醉中国人，达到管治的目的。
1927年，先生受邀去香港演讲，港府如临大敌，警察全部出动，生怕出一点风险。鲁迅先生眼里可容不得沙子，他在演讲“老调子已经唱完”中说：“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
鲁迅先生还说：“（旧）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说穿了，金文泰的手段，就是为了统治的稳定，透过“去国族化”，避免香港居民认同中国，以巩固殖民政权。只不过他的手段异常高明，他并不是教香港人说“你不是一个中国人”，而是教他们“你是一个（比内地其他人）更好的中国人”，你学习的文言文比内地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白话文更加高雅，更加有“中国味”。
而且，港英政府的传统文化教育，完全不碰“国耻”这个观念，而“国耻”恰恰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最核心的情绪元素，无论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以它为号召和柱石。避谈国耻，不只是为了回避港英殖民由来的尴尬，更是为了让学子免疫于民族主义的魔力。
这样，就成功把香港人从“中国人”这个概念中区隔了出来。
日后的港督葛量洪为了应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强势文化地位，在文教领域依旧拾起金文泰的武器。
1952年，葛量洪成立“中文学科委员会”(Chinese Studies Committee) ，成员包括教育司署官员及数名教育界的重要人物。
虽然该委员会某种程度上逆转了先前金文泰鼓励的文言文政策，支持在小学低年级尽量教授白话文，认为白话文也有助“反共”文宣，但仍坚持高年级的中文教学以文言文为主，这意味委员会“仍然认为古文是较优越且高级的中文”；委员会也反对教授简体字。
客观效果上，也达到了将香港的中文科从强调白话文与简体字的内地中文教学中区隔出来，打造了一种“教学身份认同”，进而强化香港与内地的区隔。
该委员会对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非常清晰，“清朝之前，中国的弱点是自大。然而满清统治结束以来，中国则承受一种自卑的复杂情绪，倾向模仿他人而忘了自身的长处与优点。因此，我们向新一代华人讲授中国历史的目的是要他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优点；重建自信与自尊，以去除自卑的复杂情绪”。
这也与金文泰一样，完全避开了“百年国耻”的概念，实际上仍然是在搞“去国族化”，并且通过传统文化树立香港人的“文化优越感”。
这种招数直到近几年，仍然主导着“港独分子”的文化宣传策略。“港独急先锋”政团“热血公民”曾在自家网媒上公然宣称“重設文言範文，恢復華夏文化道統”。文中更明言：“香港才是华夏文化最出类拔萃的继承者，学习文言赋予香港人对于自身文化的自信，以及身份认同上的自豪感。”
这真是把金文泰想说而没有明说的话说了出来，彻底达到了金文泰区隔香港与内地的目的，堪称是用传统文化搞“港独”了……
而且，如同文章开头的张慕童一样，很多人都会被这种区隔心态影响。爱国爱港建制派大佬、民建联创党主席、前立法会主席、曾参与六七运动的曾钰成，是香港社会广受尊敬的爱国人士，但在他退休后接受的一次专访中谈到过“简繁之争”，曾主席脱口而出：“只懂简体字而不懂繁体字的，恐怕称不上有十足的读写能力的中国人。”
这种“去国族化教学身份认同”下的区隔，真是非常可怕……
如今的香港，虽然已经不存在政治上制造两地区隔的可能，但在文化教育和社会心态上，与内地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区隔。想来也并不奇怪，毕竟金文泰这老家伙搞的损招也存续了差不多一百年了，历史余毒那是得一点一点由表及里地刮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