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的获取，往往依赖地质工作者与自然的博弈。1977年，因一场电影与地质结缘的付小方，先后来到四川地矿局攀西地质大队、四川省地质调查院，加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在川西高原寻找矿产，深入汶川地震灾区调研，勘探亚洲第一锂矿甲基卡，每个项目都是一场未知的冒险，付小方在茫茫荒野中，在浪漫与孤寂中，与高原、雪山、生死相伴了四十四年。
11月29日，付小方在前往折多山的路上拍下沿途地貌。新京报记者马延君摄。
一直走到路的尽头
沿着全长5476千米的川藏公路进藏，需要翻越10余座海拔超过4000米的大山，穿过长达13459米的新二郎山隧道，跨过金沙江、怒江、澜沧江三条大江，路上多险弯，路面多暗冰，即便是最有经验的司机，跑在川藏线上，也要浑身绷紧了弦。
平原、高山、峡谷、河流、冰川、草原、森林、湖泊，随着海拔高低起伏，路边景致不断变幻，车辆在山脊上疾驰，远处云朵缠绕雪山腰间，行至开阔处，蔚蓝色天空低低地压下来，宛若一匹触手可及的绸缎。
11月29日早上9点，山间雾气还未散尽，63岁的付小方穿着粉色冲锋衣，靠在越野车后座，半个身子向前微躬，出神地盯着车窗外，不时掏出手机拍下路边闪过的岩石与山体。
2013年退休后，付小方被四川省地质调查院返聘为首席专家。此次踏上川藏线，为的是到海拔4298米的折多山上检查地质项目进度，以及在雅江县苦乐村为当地人检测水质。
她已经数不清自己在这条路上往返了多少次，路的一端是她的家乡成都，另一端连接着她的工作地点——川西高原、青藏高原。
川西高原与青藏高原一直是地质研究的重点区域，几乎每一位在西南工作的地质工作者都有一段关于进藏之路的回忆。路是在不断变化的，在付小方的记忆里，通往高原的路原本还要更加艰险。
上世纪90年代，军绿色的解放牌越野车冲上高原，付小方和同事挤在露天车厢里，脚边是数个硕大的行李包，塞满了地质勘探的仪器、图纸与样品，路途颠簸，车一抖，人和行李包被颠得左摇右晃。
那是地质工作蓬勃发展的时期，国家需要偏远地区更详尽的土地调查图，需要大量能源助力发展，三十多岁的付小方和同事在露天车厢中一路唱着歌，走遍了高原、山区，在少有人迹的地方留下了一个个测量、勘探标记。
山间多是土路，一趟走下来，每个人从头到脚都是灰突突的，“简直分不清谁是谁”。工作途中，付小方和同事遇到过狼和熊，遇到过持枪的土匪，更危险时，还有车辆翻入雪地，半个车身挂在悬崖边的经历。
高原缺氧、山路难走，让付小方练就了骑马的本领。旧照片中，个头小小的付小方背着大包骑在马上，昂着头，一脸骄傲神情。
“藏区的马没见过雨伞雨衣，雨伞撑开’砰’的一声，都可以让马受惊，雨水打在雨衣上‘沙沙’的声音也让它害怕。”付小方曾因此被马甩下，“当时被摔得老远，掉在地上还伤了头”。
早年间，野外勘探没有住宿地点，常常只能睡在越野车和帐篷里，遇到下雨，就在帐篷里撑着伞，身上盖着毛巾吸水。高原上蔬菜水果匮乏，方便面、压缩饼干一吃就是几十天，每次勘探结束，队员们从山上下来，个个脸颊黑红，嘴角带着深深浅浅的皲裂和溃疡。
“腿上摔的、划的口子密密麻麻，干这行之后，我再没穿过裙子”。曾经的艰苦经历在付小方身上留下不少伤疤，她却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讲起过往她总是带着笑声，语速极快，掩饰不住地兴奋，“有一次两个车胎同时爆了”，双手一拍，“啪!来了个双响炮!”
三十年过去，如今，进藏之路已无当年波折，越野车驶进穿山隧道，车速慢下来，橘黄色灯光映进车里，给野外作业必备的羽绒衣、棉帽、围巾笼罩上一层温暖光晕。
地质人的浪漫与孤寂
下午2点，海拔4298米的折多山上，十几名施工与科研人员纷纷围着钻机忙碌，即将进入12月，岩层将被冻得更加坚硬，再不抓紧施工，恐怕要等到来年的春暖时节。
北大地质学博士孙丽静戴着动物造型棉帽，捧着卡通水杯，缩成一小团，正蹲在雪地里清点样本。
几十盒圆柱体岩石样本被塑料布盖住，每取出一段岩石，她和同事就要进行初步标记，待稍晚运回实验室进一步分析。为此，她已经在山上守了近一个月。
山上的一切和年轻女孩的面容都极不相称，工地里的雪掺着尘土，走起来磕磕绊绊，灰黄色棉布搭起的简易帐篷里，一盏灯泡摇摇欲坠，取暖设备只有一个煤炉，纯净水是从山下运来的，要节省着用，就连卫生间也只是塑料布围出的一小块空地。
谈及选择地质工作的原因，孙丽静没有思索，小圆脸上带着笑，只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喜欢嘛”。
许多年前，付小方也曾给出过一模一样的理由。
11月29日，付小方与孙丽静在折多山上查看地质样本。新京报记者马延君摄。
17岁时，在部队大院里看到电影《年青的一代》，地质队员不畏艰险，在青海高原上为国家寻找矿产的故事，让她对地质工作心生向往。
19岁时，付小方加入攀西地质大队，前往攀枝花从事岩矿鉴定、选矿试验等工作，他们勘探的矿石将被用来锻造钢铁，那是当时急需的资源。当时正在开展攀枝花钢铁大会战，军人出身，曾参加过淮海战役、解放大凉山的父母理解女儿的热情，没有阻拦。
地质队少见女生，第一次随队野外调查时，付小方和男队员同住一个帐篷，她不好意思躺在男队员中间睡觉，在帐篷外磨磨蹭蹭，领队看出她的窘迫，用行李隔出一个空间，才有了她休息的地方。
11月30日，付小方在雅江县苦乐村做取水样的准备工作。新京报记者马延君摄。
但付小方知道，“工作起来，就不能分男女”，每次野外调查回来，地质队员都要背几十公斤重的石头样品，男人背多少，她也背多少，最多时，她一个人背了25公斤的石头，而她当时的体重只有40公斤。工作一段时间后，付小方考入成都地质学院(现成都理工大学)地质调查专业。
1987年毕业时，已经成家，刚有了孩子的付小方本可以到税务局工作，但她左思右想，还是申请加入了四川省地质调查院，“没办法，我就是喜欢嘛”。
来到四川省地质调查院后，付小方想进入院里的高原研究室，又怕自己带着一岁多的儿子，会被研究室的人当成“累赘”，试探地提出了申请。没想到时任研究室主任侯立玮二话没说答应了她的申请，“可以啊，很欢迎”。
“老同志的心态还是更开放、包容一些，一切以工作能力为先。”为了侯老师接纳自己的信任，四十多年来，付小方没有因为家庭、孩子请过一次假。两个月后，项目组上高原，付小方将儿子放到托儿所，收拾行李随队出发，一走就是几个月。
她说不清那份喜欢从何而来，但那些年，山川湖海真实地滋养过她的人生。她在雪山上看过日落，在荒野看过彩虹，在路边看过秃鹫啃咬牦牛尸体，阳光下的寺庙通体金光，贡嘎山顶变成粉色，无人山区待久了，世界安静得仿佛只属于她自己。
付小方家中摆放着她在甲基卡的留影。新京报记者马延君摄。
只是浪漫背后也有数不尽的孤寂，“我从没听过搞地质的前辈过多提及自己的孩子和家庭”，付小方说。
只有在日记里，她才敢释放自己的脆弱。“上高原的日子又到了，心里有些兴奋，可昨晚戈戈哭着不要我走，心里又不放心儿子。早上，车开出城好久了心里还犯难。”
她在山里给儿子写信寄托思念，“戈戈你好，妈妈在很远的大山里工作，很想你，有时就把你的照片拿出来看看。这里山很高，天很蓝，云很白，站在山顶上，手都能摸到天似的，以后有机会一定带你来看看大自然的风光。”
而在一次任务途中，付小方的丈夫因脑动脉瘤陷入昏迷，马上要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做手术，需要她签字。可那时她刚抵达300公里外的高原，又赶上二郎山暴雨塌方，怎么也出不去。等待道路开通的日子，为了不耽误进度，付小方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发了疯般，狂奔着完成了所有工作。
大家都在喊她，“你跑什么，不要命了?”她不敢告诉队友实情，第一次感觉“撑不下去了，每天晚上都在房间里蒙着头哭”。道路开通之时，付小方跟随康定公安局的领路警车，第一时间冲出大山，直奔300公里外的医院。
所幸最终手术顺利，付小方这才卸了劲，瘫坐在椅子上。
尽管当时情况凶险，但丈夫和家人没有一句责备，“但凡有人说句重话，我都没办法坚持”。再提起往事，付小方的丈夫也只是笑笑，“她要工作嘛，都莫得办法”。
雪山上的锂矿
结束折多山行程，11月30日一早，付小方和同事又驱车赶往了一百公里外的雅江县苦乐村。当地即将开建水厂，邀请付小方来做水质检测。
从村口到水源地尾端有近三公里山路，走在苦乐村旁的原始森林中，付小方脚步极快，她总是习惯性地抬头望望，沿途古树枝叶繁茂，一阵寻觅后，她指指树叶缝隙中透出来的雪山，“那里就是甲基卡”，她在那里往返了整整八年。
甲基卡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贡嘎雪山脚下，平均海拔4600米，空气稀薄，常年落雪，又是雷击区，上世纪70年代曾有多位地质队员因地滚雷长眠此地。但那里有着最丰富的稀有金属——锂。
2011年，国土资源部下达任务，要在全国范围内摸清稀有资源储量，2012年，付小方所在的四川省地质调查院接下了在甲基卡寻找锂矿的任务。
2012年10月，地调院副总工程师付小方带领团队兵分三路，运用地质、物探、化探三种找矿方式，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发现了两条锂矿化脉，为后续工作打下了基础。
第二年，团队再次前往甲基卡，5月中旬积雪刚刚融化，放眼望去四周一片荒芜，那一瞬间，付小方突然有些心慌，到了最关键也是难度最大的确定下钻位置的时刻了。
高原上不可预见的因素太多，融雪在路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水坑，沼泽地里也蓄满了水，走路都困难，工作进度慢了下来。土壤采样有几公里的作业线，正是挖虫草的季节，请不到背样品的民工，只能靠年轻的队员多背一些。
各组对讲机不时传来有人掉进水坑的消息，一位地质队员掉进被雪覆盖的沼泽水坑里，为了赶工期，不愿意回到30多公里外的驻地修整，硬是拖着半身泥在风雪中跑了一整天。有的队员脚底冻伤复发，只能在鞋里垫上厚厚的海绵，一瘸一拐地走在山路上。
11月29日，付小方途径雅拉山口。新京报记者马延君摄。
尽管每个人都拼尽全力，但能否真正找到锂矿还是个未知数。此前甲基卡找矿、勘查工作不断，但由于环境恶劣，开展工作难度太大，也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那段时间，付小方每天的日记里都写满了担忧，“哪里才是我们的突破点，我心里真的没有底”。
直到2013年6月28日，一个雨后初晴的早上，付小方掐着指头倒计时，经过前期勘探，团队布置的先导孔即将开钻，过去近一年的努力能否有结果，将在此刻揭晓，每个人都提着一口气盯着钻机。
“开钻”，随着一声令下，钻机的轰鸣声响彻高原。当施工到7米深的围岩时，队员唐屹突然大叫起来：“见矿了!见矿了!”所有人都跟着大叫起来，第一管锂辉石矿芯出现了，付小方接过矿芯，像抱孩子一样，手止不住地抖。
又经过三年的努力，2016年5月3日，经中国地调局专家审定，付小方团队承担的项目新增氧化锂资源量共计88.55万吨，为国家新兴能源提供了资源保障。
直至2018年，甲基卡外围新增氧化锂资源量共计114.31万吨，居亚洲首位，而这在将来会带动万亿元的锂电上下游产业。
几代地质人的努力
11月28日晚上，前往折多山的前一天晚上，付小方参加了一场大学同学聚会。十多位地质人聚在一起，刚刚发生的哀牢山森林调查员遇难事件成了绕不过的话题。几番讨论，未知原因，一位同学感慨道：“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都是福大命大的人。”
事情发生后，很多年轻的地质同行在朋友圈分享《勘探队员之歌》以表哀思，“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富饶的矿藏”，付小方见了轻轻叹了口气，她理解年轻人的心思，“如今地质工作者的努力被看见的太少了。”
付小方入行之初就听遍了第一代地质人的事迹。“很多老同志在野外勘探时遇到暴风雪、迷路，干粮耗尽倒在路上。找到他们时，身上还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样品”。
她见过那一代地质人的执着与付出，“很多老同志身体其他地方都特别好，就是因为年轻时跑得太狠，腿脚不行了，不得不坐上轮椅。”而她的前辈八十多岁时仍坚持亲自带着学生到甲基卡上讲课，最后体力不支，晕倒在路边。
付小方家中摆满了全国各地收集来的矿石。新京报记者马延君摄
她也了解更年轻一代地质人的努力。在甲基卡时，队员郝雪峰接到妻子电话，女儿肺炎发高烧，情况严重，可郝雪峰赶不回去，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在队伍后面悄悄抹眼泪，付小方看到了也跟着一阵心酸。
同事唐屹从研究生时期便跟着她在甲基卡上奔波，她眼看着戴着黑框眼镜，文质彬彬的小伙子每天背着几十斤样品，在山间摸爬滚打，皮肤晒得黝黑，脚常常被泡得发涨，还在给自己打气，“越是这样越是需要坚持”。
“以他们的科研能力，完全可以去做更赚钱的事。但没办法，选了这条路，就是选择了奉献和孤独。”付小方只能尽力为年轻人筹划未来的发展，取水样回来的路上，她连问了几遍，“孙丽静毕业后会去哪里?”
回程路上，她特意去找孙丽静，山上暂时还无法施工，她想顺路带女孩去康定市区，让她在低海拔的地方好好休息几日。
女孩又戴着动物造型的棉帽出现了，笑着说道：“算了，下去会醉氧，一连几天都想睡觉，回来又要重新适应高反，不如就在这继续写论文，等着开工那天。”付小方仿佛看到年轻时的自己，也无奈地跟着笑。
四天的高原之行结束，抵达成都已是正午，那是冬季里难得的晴朗天，街边公园三三两两晒太阳的老人。奔波几日，付小方脸上毫无疲态，一手从后备箱里拎出两桶水样，样品需在48小时内完成检测，她顶着阳光，脚步轻快地走向了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