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1年12月11日环球时报年会上，很多出席学者聚焦中国人口问题。尽管仍有一些争议，大多认为该问题在今明两年将会成为对中国发展而言不得不重视的关键变量。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提出，明年中国总人口的减少没有不确定性了，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变化。1962年，中国进入生育高峰。这些人明年60岁，中国将进入退休高峰。中国每年劳动力减少1千万左右。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一是从需求侧抑制经济，一是从供给侧抑制经济，对应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里的前两个压力。
苏剑还认为，这就是中国的灰犀牛事件，而且它已经到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说“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说明已经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所谓“人口拐点”，一般是指人口负增长。2019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最新《人口与劳动绿皮书》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亿，从2030年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又称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那么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
但是基于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即将在今明两年遭遇“人口拐点”，不可挽回地大步迈入人口负增长的下行轨道，比社科院2027年的预测提前了5年，更比2030年的预测提前了7年。而社科院发布绿皮书的2019年距离2020年仅仅相差一年时间。
其实在中国人口预测方面，中国一些官方学者的数据失准并不鲜见，甚至不管一些相当夸张的案例。曾在1998年至2014年间担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原名为人口研究所）所长的蔡昉在由其领衔完成的《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里，预测全面二孩后中国生育率会反弹到4.4，每年出生4,700万，因此反对“全面二孩”。然而在2016年中国放开“全面二孩”后，中国2017年仅出生1,723万人，比卫计委最低预测的2,023.2万少了整整300万，比蔡昉预测的4,700万更是差之远矣。
曾在201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向与会者讲解中国人口问题的翟振武曾任中国计生委主管的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他在2014年的论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指称，“假若2012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未来4年内，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分别达到3,540万、4,995万、4,025万、3,540万。”这些数字与近年中国人口增长实际情况同样相去甚远。
尽管蔡昉与翟振武所预测的时间是针对2012年前后，而人口预测不会绝对精确，但是相差如此之大，仍然是有些匪夷所思。
根据2021年7月2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所指，“人口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人口因素具有“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作用”。基于这种对人口因素和变化重要性的认识，对人口数据的调查、研究和预测，是政策制定的依据，应当受到更多重视。
2021年12月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中共中央层面对中国人口的最高指示。再如2013年“单独二孩”、2015年“全面二孩”、2021年放开“三孩”，都是来自中共中央或政治局会议决定，可见中共正在积极推动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由此展现出来的“党管人口”现象，或许将成为成为中国未来人口治理领域的新常态。至于会不会整合出现新的由党务系统主导的专门管理机构，值得关注。
另外，由于人口问题牵扯较广，不仅关系国家百年运势，而且事关亿万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中国民间也展现出了关注与参与人口议程的高涨热情。中国决策者也应综合收集官方和民间的智慧，避免少部分人闭门造车，导致人口研究沦为严重脱离实际的数字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