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雷特父子属于社交媒体上的一批新名人，他们以外国人的身份描绘在中国的快乐生活——同时也回击对北京的专制统治、少数民族政策以及应对新冠疫情的批评。
这些视频都给人随意、朴素之感。但在镜头另一边，往往是由政府组织者、国家控制的媒体和其他官方扩音器构成的大型宣传机器——这些都是中国政府加强向全球传播亲北京信息的努力。
根据政府文件和视频创作者本人的说法，国有新闻机构和地方政府组织并资助了这些亲北京网红的旅行。他们要么已经、要么曾经提出对这些网红支付报酬。他们在YouTube、Twitter和Facebook上向数以百万计的粉丝分享视频，从而为创作者带来了可观的流量。
在官方媒体机构的支持下，这些创作者能够访问并拍摄中国的一些地区，这些地方都是当局阻挠外国记者报道的。
在创作者马特·加拉特直播分享的一张照片中，可以看到中国媒体雇员正在国家广播机构组织的外国YouTube博主旅行中进行拍摄。
这些YouTube博主大多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并表示他们的目的是对抗西方对中国愈发负面的看法。他们声称，视频的内容是由他们自己、而不是中共决定的。
但即便这些创作者并不将自己视为宣传工具，北京也在以这样的方式利用他们。中国外交官和政府代表在新闻发布会上展示过他们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宣传他们的创作。这其中，六位人气最高的网红在YouTube上获得的总观看次数超过1.3亿次，总订阅量超110万。
北京在打造世界关于中国的讨论方面野心越来越大，富有同情心的外国声音是这项努力中的一部分。共产党已安排外交官和官方媒体传播其叙事、淹没批评声，这些往往都是在放大传播他们帖子的虚假帐号大军的帮助下实现的。
实际上，北京正在利用像Twitter和YouTube这样的平台作为面向更广阔世界的宣传扩音器。为了防止未经管控的信息传播，这些平台在中国境内遭到封禁。
“中国是全球社交媒体上新出现的超级滥用者，”曾在中国社交媒体公司做过内容审核员的刘力朋表示。“他们的目标不是赢，而是制造混乱和猜疑，直到不再有真正的真相。”
镜头后的国家在北京读大学期间，高佑思(Raz Gal-Or)就开始创作搞笑视频。如今，这位以色列年轻人采访普通民众以及和他一样的外籍人士，让数以百万计的订阅者了解了他们在中国的生活。
在今年春天发布的一条视频中，高佑思造访了新疆棉花田，反驳关于该地区强迫劳动的指控。
“这里一切正常，”在和几位工人吃过烤肉串后，他这样说道，“人们都很好，做着他们的工作，过着他们的生活。”
他的视频并没有提及政府内部文件、第一手证词以及记者的实地采访，它们表明中国当局将数十万新疆穆斯林群体关入再教育营里。
这些视频也没有提及他和他的家人与中国政府的生意往来。
高佑思的父亲高哲铭(Amir Gal-Or)在他的视频公司歪果仁研究协会担任董事长。根据其基金管理公司的网站介绍，作为投资人，高哲铭得到了由政府管理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资金支持。
高哲铭所创立的公司创新国度的官网页面显示，歪果仁研究协会的客户包括两家官媒。创新国度的业务包括管理共享办公空间，以及在北京运营歪果仁研究协会办公室。
在与时报的电邮往来中，高佑思表示，歪果仁研究协会与中国官媒没有“商业合作关系”，创新国度网站上的描述是“不准确的”。他说，没有任何官方机构在新疆为他提供资金或指导。
他说他的新疆系列视频讲的是关于“人们的生活、幸福和梦想”。
“完成工作”也有一些创作者承认他们接受了官方机构提供的资金，尽管他们声称这并不能代表他们就是北京的喉舌。
居住在中国的加拿大人柯克·阿佩兰将他的个人频道命名为“Gweilo 60”（意为“鬼佬”，这是粤语口语中对外国人的称呼）。他否认关于新疆压迫的新闻，并以自己的愉快生活体验来反驳中国人受压迫的说法。
“中国把人关进再教育营。他们是想要教育这些人，这样他们以后才能找到工作、掌握技术等等东西。这跟关塔那摩湾是两回事，那儿才是关人的地方。”
对中国种族灭绝、强迫劳动和绝育的指控Gweilo 60
在时报联系到阿佩兰之后，他发布了一条名为《纽约时报 vs Gweilo 60》的视频。在视频中，他承认自己接受了中国省市当局提供的免费酒店和报酬。他声称这是在为当地旅游业做推广。
“我做的事情有酬劳吗？当然有。”他说道。“我是在完成工作。是我让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视频。”
李·巴雷特在他的一条视频中也做出了类似的说明。“我们的住宿和交通出行是由对方提供的，”他说。“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该拍什么。”
奥利·巴雷特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新发布的报告中，有一份文件显示，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向一家媒体公司支付了约3万美元，作为“中国有约”活动的部分资金，该活动旨在利用“外籍网络名人”来宣传政府在脱贫工作上的成果。
该研究所受澳大利亚和美国政府、以及包括军事承包商在内的多家企业资助，已经发表多份关于中国在新疆高压政策的报告。
当这些YouTube创作者拿着国家的赞助旅行，他们的所见所闻就将由官方组织者所塑造。不久之前，李·巴雷特、一名名叫马特·加拉特的哇䒢红以及两位来自墨西哥的创作者曾直播讨论他们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这家官媒合作的西安之旅。
加拉特在讨论中称，组织方要他对自己没去过的一个地方发表赞美。他对此表示拒绝。
在那次旅行的另一个场合，加拉特对于取消参观一处名山的行程感到不满。
“他们必须加入更多宣传式参观，”他说。
——他们必须加入更多宣传式参观。
——他们嘴上没这么说，是吧。但事实就是这样。
The JaYoe Nation
加拉特后来从他的频道中删除了讨论直播片段。他拒绝透露原因。
如何吸引点赞并影响受众尚不清楚创作者们通过这类工作能获得多少收入。但除了金钱，中国政府机构还提供了对于社交媒体名人来说同样有价值的东西：数字流量。
YouTube会根据视频观看人数向创作者提供广告分成。受众的关注还能让网红得到大品牌的赞助合约，好几位亲中国的YouTube博主已经在这样做了。
4月8日，就在耐克、H&M等品牌因对强迫劳动的报告表达担忧而在中国大受抨击后不久，高佑思在YouTube上发布了他在新疆棉花农场的视频。
What I saw in Xinjiang working as a Cotton Farmer
几天之内，他的视频被加上意大利语字幕，得到了拥有近18万粉丝的中国驻意大利使馆Facebook帐号的转发。
在那之后的几周时间里，这条视频以及高佑思发布的其他新疆视频被至少35个由中国使馆和官媒运营的Facebook和Twitter帐号分享。这些帐号的粉丝总数大约有4亿。
“独裁国家可以将他们对算法的理解集权化，并且利用算法来推动他们所有的宣传渠道，”曾帮助开发YouTube推荐引擎的前谷歌工程师纪尧姆·查斯洛特表示。
克莱姆森大学研究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的达伦·林维尔表示，Twitter上有许多全无内容的可疑帐号分享了高佑思的视频。他认为，这是协同行动的典型特征。
林维尔发现，在4月到6月底转发该视频的534个Twitter帐号中，五分之二的帐号只有不到10个关注者。九分之一没有任何关注者。有九个帐号的首条推文就是高佑思的视频。
此类行为帮助高佑思和其他创作者增加了数字足迹。
耶鲁大学的研究生研究员约书亚·林和利比·兰格对2021年上半年提到新疆的近29万条推文样本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在这些推文中最常分享的十条YouTube视频中，有六条来自这些亲北京网红。
网红透明度YouTube对时报表示，没有发现证据表明这些创作者“与精心策划的影响力行动有关”。该网站隶属于谷歌，会定期封禁它认为以重复或一致的方式推广信息的频道。
但YouTube也要求频道披露赞助来源或其他商业合作，以便让受众知情。在时报提及中国官媒提供的费用和免费旅行后，YouTube表示将提醒创作者他们需要遵守的义务。
YouTube还试图对政府资助的新闻机构所运营的频道打上标签，以此提升透明度。但该平台表示，不会标记这些媒体雇员的个人频道。
这使得一些YouTube用户可以掩饰他们为中国官媒工作的事实。
李菁菁带着她的订阅者走近南海珊瑚礁，并讨论了西方遏制中国的努力。她的频道并没有提及她在CGTN工作。
斯图尔特·威金的频道“The China Traveler”并未说明他为《人民日报》工作。然而另一家国有报纸《中国日报》在报道“中国有约”活动时，公开了这位英国人的工作信息。
在他的新疆视频中，威金对那里的美食赞不绝口，并采访了当地人，让他们讲述自己的生活如何得到改善。再教育营之类的话题没有出现。
李菁菁和威金都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并不后悔加拉特于今年离开中国、开始在个人频道介绍新地方，他已经是人气最高的亲北京YouTube博主之一。如今他正在记录自己的全美之旅。
加拉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对自己在中国发布的视频并不后悔。
在疫情开始前，加拉特是生活在宁波的底特律人，靠基调轻松的旅游视频在YouTube上吸引了大批粉丝。
随着中国走出最严重的疫情，他开始收到地方政府和官媒的旅游邀约。
当时，中国正试图转移西方对其疫情应对措施的批评。加拉特表示，他也对这些批评感到困扰。
他的YouTube视频开始变得政治化。他对病毒是否可能来自美国提出了怀疑。他还组织了一次关于西方打击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讨论。
“人们对一些事情总是带有夸张和攻击的态度，很多这样的内容都比我平常的旅游视频更受欢迎，”他说。
到今年，加拉特的频道已经有超过10万订阅者。他承认，中国官媒的支持帮他的频道提升了影响力。他说，随着他与官媒出行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些媒体为他的时间支付了费用。他拒绝透露具体金额。
今年夏天，他参与了国家电视台CGTN策划的新疆行。
“对于那些想把中国比作纳粹德国的人，我想说一件事，”在身处新疆少数民族维吾尔族文化博物馆的一条视频中，他这样说。“你们觉得二战前的德国可能存在介绍犹太人文化的博物馆吗？”
自从离开中国后，加拉特的YouTube视频观看量下降了。他说，这并没有令他感到困扰。他的频道以后应该都不会那么政治化了。
“成为一个谈论世界大事的政治发声者，我并不觉得很舒服，”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