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博士研究生 张政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核心提要：
1.入世20年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至关键位置。“美国资本和技术+中国制造和市场”的“特斯拉模式”是中国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成功范例。2018年，特斯拉在美国海外的首个“超级工厂”落户上海，并在2019年跑出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的“特斯拉速度”。今年，特斯拉（中国）的上海研发创新中心和上海超级工厂数据中心正式落成，为未来零部件供给链的100%国产化铺平了道路，也夯实了比亚迪、蔚来等中国电动车品牌发展的产业链基础。
2.入世20年来，中国不仅利用国外的市场资源实现了大量的出口，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外资。2018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明确的“完善外商再投资”鼓励政策，受此鼓舞，世界第一大化工巨头德国巴斯夫（BASF）当月与广东省政府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宣布新建其在中国继南京一体化基地之后的第二座一体化基地——广东省湛江市精细化工一体化基地。与此同时，在2003-2020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也以超过20%的年均速度增长。
3.农业是受到中国入世冲击最大的产业。一方面，以玉米、大豆为代表的谷物进口量的迅速增长导致了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逐步扩大，并给以粮食为代表的大宗农产品带来更大竞争压力；但长期来看，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引入有助于弥补国内资金短缺困境、突破技术瓶颈，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同时，加入世贸组织也为中国农业国际合作提供了发展机遇。
4.入世20年，中国完成了从入世时“规则遵循者”到“规则塑造者”的华丽蜕变。入世伊始，中国严格履行入世协定，逐步开放。2007年，中国开始尝试用WTO贸易规则维护自身权益。从2012到2019年，经过七年漫长努力，中国最终取得挑战美国对华“反倾销反补贴”协定的重大胜利。在2019年5月，中国正式向世贸组织提交了自己的WTO改革提案。
▎2021年4月1日报道，广东深圳，实拍深圳盐田港，看港口集装箱堆放满满，国际航运大货轮停靠，一派繁忙景象 图源：IC Photo
2001年的11月11日注定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二十年前的这一天，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席、卡塔尔财政、经济和贸易大臣卡迈勒先生在多哈一槌落下宣布通过中国加入WTO时，掌声雷动，这标志着中国终于成为WTO的新成员。同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签署加入WTO法律文件，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回顾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历程，1978年改革开放是中国主动对外开放的逻辑起点，而2001年中国加入WTO则是中国对外开放全面升级的重大举措，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不到1%，到2010年中国已是无可争议的出口冠军，而到2020年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稳步提升，达到近15%。
“入世”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史无前例，已从昔日世界贸易的落后边缘经济体成长为如今的全球贸易头号大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但开启了中国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黄金二十年，也完成了中国从规则的学习者和遵循者到规则的运用者和塑造者的华丽蜕变。
▎ 在江苏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一艘远洋货轮正在装载集装箱 图源：IC Photo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至关键位置
“入世”20年来，中国实现了从基本开放到全面开放再到追求高水平开放的历史性进展，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生动概括了这20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不断扩大开放，激活了中国发展的澎湃春潮，也激活了世界经济的一池春水”。
2001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8倍，货物贸易增长8倍，已成为世界贸易第一大国以及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近30%。
这20年来，我国的外贸环境日益改善，出口总量稳步增长并始终保持贸易顺差，出口竞争力不断增强。中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占有率由2001年的4.3%提高到2020年的13%，自2009年起，已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进口商品总量自200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占世界商品贸易总量的比例达11%。
根据国际贸易分类标准（SITC），进出口商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两大类。随着中国加入WTO，工业制成品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稳中有升，初级产品的作用不断减弱，出口结构不断优化。以“入世”为界，我国工业化从以数量型增长为主的初级阶段发展到数量与质量并重的中期阶段，并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年轻工程师在检查机器 图源：视觉中国
全球价值链是指将生产过程分割并分布在不同国家。企业专注于特定环节，不生产整个产品。散布于全球的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开发、制造、营销、流通、消费等各种增值活动。一种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过程即价值增值过程，其总和就构成产品的价值链，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就是这一价值链上的一环。不同国家之间的优势更多地表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上的优势，从而导致不同国家间按照价值链的环节进行分工，这类国际分工现象被称为全球价值链分工。
加入WTO之后，中国工业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分工，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通过“干中学”推进产业升级，快速推动了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同时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发动机。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两个市场的巨大需求共同支撑了工业生产和出口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中国成为工业大国并走向工业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拥有了联合国工业体系中所有的工业门类，形成了完整的生产体系，制造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一位，220 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随着中国工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中国制造业产业价值链逐步向中高端延伸，目前“中国制造”满足了世界大约60%左右的产品需求。
以汽车工业为例，汽车工业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经济指标。加入WTO后，我国的汽车进口关税税率从80-100%持续削减，到2005年已降至25%，作为重点保护产业的汽车产业的贸易壁垒不断解除。自2009年9月1日起，我国实行“零部件关税为10%，整车关税为25%”的差别关税税率。
在加入WTO后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中，面对进口关税的大幅下调和国际车企的竞争冲击，中国的汽车行业依然取得了较大成就，逐步从制造、研究开发、销售服务、汽车信贷等方面全面融入世界汽车工业体系，成为世界汽车工业第一大制造基地。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汽车工业产量不足20万辆。“入世”后，我国汽车生产能力迅速提升，2009年汽车产量突破千万辆；2012年生产规模接近2000万辆；2020年我国汽车年产量已逾3000万辆。汽车企业出口形势表现良好，尤其“入世”后，我国汽车整车出口一直处于稳步上升通道中，国产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自2018年7月1日起，我国再一次下调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每一次税率的下调都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的整体提升。
▎上海临港装备产业区特斯拉超级工厂灯火通明 图源：IC Photo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美国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Tesla）落户上海培育出“美国资本和技术+中国制造和市场”的“特斯拉模式”，这是中国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成功范例，也是我国进入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阶段的标志性事件。2018年，中国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后，特斯拉在美国海外的首个“超级工厂”落户上海，一期工程在2019年跑出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的“特斯拉速度”。
2019年在上海建厂后，特斯拉的产销量均迅速增长，目前中国市场已成为特斯拉在海外当之无愧的第一市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项目总投资高达500亿元人民币，第一期投资160亿，是上海市迄今为止投资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也是我国开放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后第一家外商独资的汽车工厂。近日，特拉斯上海工厂扩产扩建，并将对工厂一期项目的第二阶段进行产线优化，该项目投资总额12亿元人民币，预计明年4月完工。
今年8月，特斯拉宣布其全球出口中心从美国弗里蒙特工厂转移至中国上海超级工厂，上海工厂由此跃升为全球重要的出口中心。在国产特斯拉车型产业链中，车身底盘、内外饰等传统零部件以及汽车电子中的硬件部分基本已实现本地化生产，而电池、中控系统和自动驾驶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环节的国产化率也在稳步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上海出台了鼓励设立和发展外资研发中心的规定，加大支持力度，特别是在跨境研发和全球协同创新上推进便利化、自由化。2021年10月25日，特斯拉（中国）的上海研发创新中心和上海超级工厂数据中心正式落成并将于近日投入使用，这两大标杆性项目为未来零部件供给链的100%国产化铺平了道路，同时也将会增强中国整个电动汽车产业链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夯实比亚迪、蔚来等中国电动车品牌的产业链基础。
中国利用外资规模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加入WTO后，中国不仅利用国外的市场资源实现了大量的出口，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 制造业作为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是我国开放最早的领域，也是市场竞争最充分的领域。加入WTO以来，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已基本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少数还保留限制的行业也处在渐进开放的过程中。
在投资政策方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版）》中规定，在我国制造业31个大类、179个中类和609个小类行业中，完全对外资开放的已有22个大类、167个中类和585个小类，分别占71%、93.3%和96.1%。此外，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最新修订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0年版）》进一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不断“瘦身”。
从利用外资来看，1994年实际利用外资432.1亿美元，2001年为496亿美元，而“入世””入世”10年后的2011年则达到1177亿美元，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并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21年1月至10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9431.5亿元，同比增长17.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0%。
▎位于江苏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西蒙电气海安生产基地内，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生产供应国内及东南亚市场的电气产品 图源：IC Photo
世界第一大化工巨头德国巴斯夫（BASF）已成为中国化工领域最重要的外商投资企业。目前，巴斯夫大中华区是其在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涉及房屋、汽车、医药、电子设备、农作物、纺织等众多领域。巴斯夫亚太区总裁史蒂夫·柯迪文(Stephan Kothrade)表示，到2030年，中国化工行业将占到全球化工产量的50%，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在中国部署研发及生产网络。
2018年7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完善外商再投资鼓励政策，加快已签约外资项目落地。这一举措推动了更多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巴斯夫当月即与广东省政府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宣布新建其在中国继南京一体化基地之后的第二座一体化基地——广东省湛江市精细化工一体化基地。在此之前，巴斯夫在中国主要的投资项目位于南京、上海和重庆，生产基地遍布全国，其中上海创新生产基地更是成为其在亚太乃至全球最重要的研发枢纽之一。
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总投资额100亿美元，是该公司迄今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该项目于2019年11月在广东湛江东海岛启动，大件码头于2021年12月8日正式开工建设，预计于2022年投入运营，整体项目计划在2030年左右竣工。建成后，广东基地将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化工项目，并跻身巴斯夫在全球的三大一体化基地之一。
此外，2019年巴斯夫宣布投资3400万欧元在上海创新园内建设全新研发设施，再次扩充其在中国的研发中心。从建设新的生产基地到加码全球研发中心，巴斯夫在中国的持续投资势头表明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不减，凸显了外资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认可。
▎巴斯夫在南京的生产基地 图源：百度图片
同一时期，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也在迅速增长。2003-2020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0%。这一数字背后，是众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日益频繁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的身影。加入WTO使“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为了应对“家门口”的激烈竞争，越来越多的企业响应“走出去”战略，提高国际化经营能力，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甚至实施大规模跨国并购。截至2020年底，中国2.8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9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5万家，全球80%以上国家（地区）都有中国投资，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7.9万亿美元。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重要的投资目的地。
中国农业国际化合作水平稳步提升
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农业国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WTO所涉协定中的绝大部分都与农业密切相关，中国加入WTO对自身农业发展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农业领域的主要开放承诺有如下几点：
第一，关税减让。中国承诺截至2004年，农产品平均税率降至15.5%左右，其中对美国的86项农产品降低至14.5%。
第二，关税配额承诺。至2004年，粮食（小麦、玉米、大米）、棉花、植物油（豆油、棕榈油、菜籽油）关税配额分别升至2215.6万吨、89.4万吨和799.8万吨，并在2006年后取消关税配额管理。
第三，减少国内支持。中国对“黄箱”政策的国内支持最高可达农产品产值的8.5%。WTO农业协议中，将那些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政策称为“黄箱”政策，要求成员方必须进行削减。“黄箱”政策主要包括：价格补贴、营销贷款、面积补贴、牲畜数量补贴，以及种子、肥料、灌溉等投入补贴等。
第四，中国承诺取消价格补贴、实物补贴，以及发展中国家享有的对出口产品价格、仓储、运输等的补贴。
第五，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设立与农业相关的特定企业。
第六，遵照《中美农业合作协议》中的承诺，中国对源于美国的柑橘、肉类和小麦进口作出让步。
“入世”20年来，中国在农业领域全面落实上述承诺，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格局，其中影响最为直接和重大的是农产品进出口贸易。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第一次全面地融入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开放农产品贸易市场。从整体上看，“入世”以来中国在全球农产品贸易格局中的地位显著跃升，且出口贸易发展速度快于进口。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平均仅约250亿美元，在全球农产品贸易中所占比例约为3%，其中进口和出口差距不大。2001—2020年，中国农产品总额从279亿美元增至2468亿美元，其中出口累计增长约600亿美元，进口累计增长约2189亿美元，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和第二大农产品贸易国。
从进口结构上看，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逐步扩大的原因在于以大豆、玉米为主的谷物进口量的迅速增长。 2001—2020年，中国大豆进口量由1394万吨增至10032.7万吨、玉米进口由3.9万吨增至1129.6万吨、大麦进口量由236.8万吨增至807.9万吨。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的统计，2001年至今，中国粮食进口量从占全球份额5%提高至22%。一方面，粮食开放格局不断扩大有利于解决中国粮食进口的结构性短缺问题，促进粮食供给结构进一步优化。另一方面，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以粮食为代表的大宗农产品面临更大竞争压力，应当坚持适度进口原则，在坚持粮食关税和配额“红线”的同时利用好“两种市场，两种资源”，不影响粮食供需大局。
从出口结构上看，中国农产品中排名前四的分别是水产品、蔬菜、水果和畜产品。2001年以来，水产品、蔬菜、水果出口额增幅较大，畜产品增幅较小。2001—2020年，中国水产品、蔬菜、水果、畜产品分别累计增长了148.7亿美元、125.8亿美元、75.6亿美元和27.7亿美元，以蔬菜和水果为典型的特色农副产品基数更小、增长更为迅速。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蔬菜、水果出口上具有比 较优势。第一，中国劳动力充足，成本更为低廉，一般为发达国家的1/10—1/5。第二，中国地域广阔，气候多样，适合种植多类品种的蔬菜和水果。第三，中国水果和蔬菜的主要出口国主要集中在东北亚、东南亚等地，与美国等相比区域优势更为明显。
整体上，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以农产品贸易为典型，反映出中国由自给自足的农业系统向融入国际市场的大转变。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而言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中国在粮棉油等资源集约型的大宗农产品上缺乏比较优势，受到一定冲击。但从长期利益上看，适度开放粮棉油等产品进口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更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劳动集约型的特色农副产品贸易——比如蔬菜、水果、水产品等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平台。总言之，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中国农业贸易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成为全球农业开放程度较大、贸易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2021年8月11日，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孙庄街道通学桥村农民操控着植保无人机在水稻田间进行喷洒作业，确保水稻丰产 图源：IC Photo
除了对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产生直接、重大的影响外，加入世贸组织也进一步促进了农业企业、外资和技术等引进来和走出去，推动了农业国际合作迈向新高度。 以粮食行业为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以艾地盟ADM公司（ADM）、邦吉公司（Bunge）、嘉吉公司（Cargill）、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集团等为领导代表的国际跨国粮商巨头在中国投资办厂，在冲击中国本土企业发展的同时，也与中国粮食企业合作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美国艾地盟(ADM)公司在中国投资为办厂为例，可以窥视出中外农业合作深入发展所展现出来的双赢成果。 艾地盟（ADM）公司始建于1905年，总部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迪克特市，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粮食加工商之一，尤其以大豆、玉米、小麦加工享誉全球。
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艾地盟（ADM）就成为了最早进驻中国粮油市场的跨国企业之一。目前，艾地盟（ADM）在中国的业务涉及粮食生产及贸易、饲料原料、香精、动物营养添加剂等多个领域。例 如，艾地盟(ADM)与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共同投资组建的益海（中国）集团、与中国粮油食品集团公司(COFCO)共同投资兴建了包括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 有限公司、北海粮油工业(天津) 有限公司、黄海粮油工业(山东) 有限公司等多家粮油工厂。
其中益海集团更是已经成为了国内最大的粮食加工企业之一，旗下的“金龙鱼”、“胡姬花”、“香满园”、“欧丽薇兰”等粮油品牌在中国家喻户晓。目前，艾地盟ADM公司参与了中国小麦、大米、芝麻、玉米、大豆等多类农产品的生产、采购、运输、加工、销售甚至研发等环节，工厂遍及湖南、湖北、山东、黑龙江、广东等二十多个省，拥有300多个生产加工工厂。
▎2021年11月9日 ，上海，第四届进博会（食品及农产品展区），丰益国际金龙鱼展台，食用油、色拉油 图源：IC Photo
同时，中国农业企业也加大了海外“投棋布子”的步伐，在非洲、拉美以及亚洲等地，中国农业企业都取得了不俗成绩。 例如，截至2020年底，中国在非洲35个国家的农业投资企业逾200家，投资存量11.1亿美元，涵盖种植、养殖、产品加工等多个行业。
总体而言，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外资涌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本土企业面临更大竞争压力。但从长期来看，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引入有助于弥补国内资金短缺困境、突破技术瓶颈，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另外，加入世贸组织也推动了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为中国农业国际合作提供了发展机遇。
中国从“规则遵循者”成长为“规则塑造者”
中国“入世”后，成为WTO规则的学习者和恪守者。WTO是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组织，由全体成员共同签署的一系列国际协议构成每一个成员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律体系。中国加入WTO之后，为了实现国内贸易法律体系与WTO规则的对接，进行了大规模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和新立法工作。据统计，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政策法规19万多件，实现在法律体系上的对接承诺，提高了法律法规的透明度。
在市场准入和非关税壁垒方面亦是如此。在关税减让方面，中国完全履行了WTO的承诺，无论是农产品关税还是工业品关税等都按照承诺时间表进行减让。在非关税壁垒方面，中国不断加快金融、证券、保险等服务业重点领域的开放进程，放宽制造业、农业的准入要求，持续在自贸试验区进行开放试点。
2017-2020年，中国连续四年修订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大幅削减，展示了中国坚定不移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跨国投资的决心。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31位，中国连续两年被世界银行评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不断优化的营商“软”环境，助力中国贸易繁荣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中国签订的《入世议定书》还包括一个“过渡性审查机制”（TRM），该机制要求在其加入的第一个十年期间对中国的遵守情况进行定期审查。“过渡性审查机制”是针对中国而特别做出的苛刻安排，因此中国做出的承诺和让步比几乎所有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做出的承诺和让步都要深刻和广泛。
在中国“入世”10周年之际，时任WTO总干事拉米曾公开表示，中国“入世”后履行了相关承诺和WTO规则，给中国打出了A+的分数。拉米基于WTO对中国贸易政策的评审报告所作出的高分评价，无疑代表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官方态度。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DSS）被誉为WTO “皇冠上的明珠”，是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支柱。从关贸总协定（GATT）时代零散、个别的协议和机构到WTO系统、统一的解决方案，WTO的争端解决机制逐渐被“司法化”，这也是WTO“规则至上”原则的核心体现。
2002年至2019年，中国在WTO框架下共卷入了65起争端，其中21次是投诉方，44次是被投诉方。这使得中国成为争端解决机制中的第三大活跃的成员，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美欧分别涉及 278 起争端和 190 起争端。而加拿大（63 起争端）和印度（57起争端）分别排在第四和五名。
在中国“入世”后的前五年（2002-2006年），中国只卷入了五起争端，明显少于大多数金砖国家。相较而言，印度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头五年中卷入了 21 起争端，而俄罗斯卷入了11 起案件。
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争端解决程序，中国积极以第三方身份参与到WTO争端案，以实现从“规则恪守者”到“规则运用者”的转变。例如，从2003年到2006年，中国以第三方身份参与了几乎所有成立专家组的争端案例。尽管作为第三方参与，中国加深了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理解，也增强了成为主要参与方的自信。
从2007年开始，中国开始尝试性运用WTO争端解决规则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例如在2008-2012年期间，中国作为投诉方向美国和欧盟提起了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案、欧盟钢紧固件案、美国轮胎案以及欧鞋类案等5个诉讼案件。其中。在2012年中国提起的美国反倾销反补贴税案中，美国做出了对进口自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塔、钢瓶和铝型材等产品强行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的决定，中国对这一决定提出了挑战。
经过几番互诉后，2019年7月16日，世贸组织公布了中国诉美国反补贴措施案(DS437)执行之诉上诉机构报告。最终裁决美方涉案的11起反补贴措施违反世贸规则，要求美方纠正其违规措施，中国取得重大胜利。由于美国未能遵守裁决，取消对中国的反倾销税，2019年11月4日，世贸组织裁定中国每年可以对最高达3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彭博社称，这一判罚金额是WTO历史上排名第三高的裁决。
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截止2019年，中国对美国提起的15起争端中，有8起进入了小组调查，结果是中国获得四次胜诉。这说明，经过短暂的学习期后，中国由一个不情愿的、甚至有些害怕适用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员成功转型为一个愈发自信、熟练利用争端解决机制以谋求自身利益的积极参与者。
▎ 图源：视觉中国
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挑战。为了提升世贸组织的运行效率、提升贸易政策的透明性，推动世界经济的开放、繁荣发展。
2019年5月，中国正式向世贸组织提交了自己的WTO改革提案，主要涉及解决危及世贸组织生存的关键和紧迫性问题、提高世贸组织的运行效率等问题，批评“某些成员”（美国）阻止对 WTO 上诉机构法官的任命。至此，中国迈出了从“规则运用者”到“规则塑造者”的关键一步。
美国作为世贸组织的主要缔造国，从一开始就对争端解决机制与成员国家主权方面的矛盾存在不满，并尝试推动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但以失败告终。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频频阻挠上诉机构新法官的遴选程序。上诉机构原本由7名法官组成，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只剩3名法官，也还能正常运转。2019年12月，由于两名法官因为任期期满，上诉机构就只剩一名法官。由于美国方面的阻挠，新的继任法官无法产生。因此，上诉机构也就无法再继续运转，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
为打破僵局，中国联合欧盟等二十几个世贸组织成员，为巩固WTO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根据WTO争端解决协定中有关仲裁的条款，中国和欧盟等成员一起研究设计了名为MPIA的临时性仲裁机制（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继承了上诉机构的许多优点，已得到了众多WTO成员的支持。目前，中国提名的杨国华教授获得高票支持，成功当选MPIA仲裁员。目前，该机制运转良好，已经收到了第一个贸易争端的案子。
鉴于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巨大份额，中国在WTO内所有议题的讨论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WTO的改革进程中，中国也有能力发挥更加进取的塑造作用。例如，WTO的各项决议均应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即协议和决定须由WTO的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只要有一个国家不同意，协议就无法达成。
世贸组织前总干事易小准认为，这样的机制虽然在历史上曾起到积极作用，但面对当今越来越复杂的议题和越来越广泛的成员，已不适用。针对上述问题，中国发挥了很巧妙的塑造作用，中国主动提出在WTO开启一个投资便利化的开放式多边讨论机制，目前获得广泛认可。
综上所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决定彻底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性转折点。诚如江泽民主席在“入世”伊始所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是中国在各个领域坚持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加速了自身的市场化进程，培育自身的全面发展动力，正确处理全球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形成全面开放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顺应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合作共赢趋势，为世界制造业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与世界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世界共同繁荣的保障。展望未来，中国将积极推动世贸组织改革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与发展权益，坚定不移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