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袁漪琳

出品 | 虎嗅科技组

题图 | IC photo


互联网科技巨头们想讲好绿色故事,至今时常不免被怀疑是在作秀,尤其是在国家对大平台主体责任愈发严厉审视的当下。

 

毕竟互联网平台企业扩张速度远超政策和法规的治理预期,悲观和质疑并非毫无来由。具体到最近越来越热的环境治理问题,互联网平台企业对此要承担何种责任,长期缺乏界定。

 

自从有微软、苹果、Meta(更名前的脸书)、微软等一众硅谷元老领路在前——公开承诺把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提升到100%,无论政策东风吹拂与否,科技企业全链拥抱绿电,已成为一个真命题。

 

不过,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与中华环保联合会近日发布的一项报告指出,东亚地区30家头部科技企业整体上对气候承诺的发力还远远不够,仅有9家作出百分百可再生能源承诺。尤其是被列为“拖后腿”的三星电子和小米,这两家消费电子制造龙头至今没有做出碳中和承诺并全世界范围内100%利用新能源。

 

科技企业,尤其是大平台对可再生能源的重视程度是与它们对电力的依赖和能耗双控的硬需求直接挂钩的。由风能、水力以及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生发的电力通常被冠以“绿电”之名,和传统的由煤炭、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相比对环境更友好。

 

科技企业拥抱可再生能源的三条主要路径,包括直接投资新能源发电基础设施,参与绿电交易,买绿证。据报告,九成的上榜企业的绿电采购靠的是屋顶光伏和非捆绑绿证,只有6家中国企业——百度、阿里巴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腾讯和万国数据,称自己通过市场化交易或能源购买协议(PPA)来采购可再生能源。

 

PPA:新机制、新优势

 

能源购买协议(PPA),乃至“绿电交易”“绿电采购”等说法都令人感到陌生,毕竟国内的市场才刚刚起步——中国在今年9月才开始正式启动绿色电力交易试点,而试点只是在全国的17个省份。

 

从2015年开始,国务院批复同意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可再生能源示范区,进行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化改革试验,制定《冀北电网(张家口)新能源市场化交易规则》,从2018年开始才逐步让可再生能源电力加入到电力市场的直接交易中。

 

简单来说,能源购买协议是一种简化了中间环节的交易方式。据绿色和平东亚分部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吴雪莹介绍,“PPA是由购电方和发电方直接签署5-10年的大规模购电合同。在中国的电力市场,购电方和发电方签订售电合同的时候只需要通过电网缴纳资金,电网直接不参与合同的签订。”

 

反观我们传统的做法,买方要跟负责输配的供电公司购买,加上此前电价并不与市场波动共舞,还给买方增加了一定的购电成本。

 

成本自然会是企业的重要考量,尤其是需要大量购入可再生能源的企业。

 

目前的国际市场上,PPA是国际科技企业购买绿电的主要方式;也有中国的科技企业采取了相应步伐——万国数据在今年9月与中国广核新能源签署了十年共计20亿千瓦时的绿电采购协议。

 

作为需求方,万国数据能源高级副总裁是陈江平告诉虎嗅,国内外的竞争者都在谈怎么实现100%使用绿电,而且基本上所有人的做法都是采用上述的“三合一”组合,即“投资新能源+绿电交易+绿证”,各家的区别主要是组合中三种方法的运用比例不同。

 

根据陈江平透露,万国数据提出了相对明确的目标:新能源投资占比40-50%,加上30%左右的绿电交易,绿证占比10%,以实现2030年100%拥抱绿能。

 

另外,相较于另外两种方式——直接投资可再生能源和购买绿证,绿电交易之所以会成为未来企业选择的主流,也是因为其他的比较优势。

 

首先是直接投资可再生能源,虽然这种方式能够刺激可再生能源的装机量提升,但是企业需要付出比较大的金融成本。陈江平告诉虎嗅,企业在考虑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根据各地方(比如北上广等试点较成熟的区域)的能源供给情况和可交易的绿电量来决定要组合配比。比如,因为地价成本高,所以企业在北京的市场就不会优先做直接投资,而是更多地做绿电交易或者购买绿证。

 

再来看绿证——一个能证明电力来源于可再生能源的证书,也是于一种可交易的资产。

 

尽管是在可再生能源交易相对成熟的欧美市场,非捆绑绿证也存在明显短板,包括市场之间存在流通壁垒,市场规模小,价格高流动性差等缺点。

 

另外,吴雪莹指出,绿电采购模式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获得了电力,二是在此基础之上给环境带来的好处。PPA就能同时满足既保证企业长期稳定地获取可再生能源,还能激发未来更多风电光伏项的融资和落地,甚至提升电网对可再生能源消纳量。

 

相比之下,绿证只具备环境属性。也就是说,企业购买一度绿电,购买的是它给环境带来的积极影响,并非实际使用了绿色电力,因此这种方式也不能直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装机量。

 

而从中国市场的实际操作中,用绿证购买来提高企业新能源使用比重还面临一个认证的问题。陈江平称,资本市场和国内的政府部门对不同绿证的认可是不同的。资本市场接受国际绿证和国内的平价绿证,但国内的政府机构,比如北京市就只认可国内的平价绿证,这也会影响企业对绿证的采用规模。

 

所以,PPA是三种方式里相对经济、同时又能对可再生能源的整体发展产生良性影响的绿电采购手段。吴雪莹告诉虎嗅,伴随未来中国绿电交易机制的放开,对于企业来说PPA会更加直接可行,因此环境机构会优先推荐企业采用PPA作为100%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方法。

 

企业:排队进场,呼唤市场

 

愿景虽好,但绿色和平发现,目前东亚的科技企业对PPA采购绿电的方式使用十分有限,现在全球十大PPA采购方里一半都来自欧美,东亚科技企业像三星、小米的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动力还很低。这就需要挖掘企业采用PPA、乃至广泛地购买可再生能源的的动力源头。

 

对于国内的企业,在3060的环境目标下,政策合规是一个首要的动力。根据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2018年的研究,科技行业消耗的电力占全球总用电量的10%。在国内电力结构仍相当依赖化石能源的当下,尽管目前尚未没有被碳中和路线图纳入八大重点行业,高能耗的科技业难以逃避排放温室气体的责任。

 

其次,在成本方面,在今年拉闸限电的风波后,煤炭的价格给发电方带来的压力显而易见,而可再生能源的价格逻辑与不可再生的煤炭和石油不同,有明确的技术路径可以提高光电转化率从而提升用能性价比。

 

今年,新能源的吸引力格外亮眼。这背后是多重因素合力推动下的水到渠成——经历了十年的技术迭代,从前“不实惠”的风光电价终于一路拉到能够脱离政策补贴、实现平价上网,风光发电的产能和规模都持续做大,持续降本;与此同时,新能源电力市场的也在逐步完善。

 

陈江平看好风光发电中长期的投资回报率:

 

“这个事得有人做,如果你没人做就永远没有这个绿电交易的市场,哪怕现在成本高一点我们也愿意积极参与,让这个市场去成熟,让价格回到性价比更好的一个阶段,这个周期是看得到的,一是它有确定的减排效果,二是业务本身具备比较好的商业的价值,因为它是波动的,就能带来好的性价比。”

 

目前,中国企业要面临的现实的因素在于市场机制完善程度——毕竟电力改革进程还不到二十年,国内的电力交易仍在经历市场化的探索,各地的绿电市场更是新鲜事物。2018年以前只有河北张家口一个试点,仅有零星两三个企业参与其中。

 

科技企业能撬动对行业生态和经济的影响力,所以会成为能为政策和市场进一步成熟的关键一环。有政策的推动,有企业的呼吁,政策理解到企业的需求,市场活跃起来,再出现相应的产品。

 

日本的科技企业会一起签署联名信,向日本政府请愿去扩大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从而使得企业可以去达到他们100%可再生能源的目标。而日本政府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做出回应将2030年的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至接近40%。

 

在中国,沟通的渠道一直都在。例如,腾讯通过两会去提出完善绿电采购的途径的诉求,使得企业们能够更容易地去购买有质量的绿电。陈江平称万国正在和各地交易中心去表达对交易开放的支持、扩大参与可再生能源交易品种(包括风、光、水及生物质能等)为绿证设计提意见、通过和中广核、华润等大型能源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来深度参与绿电市场的成长。

 

目前要推广PPA模式的挑战,吴雪莹还列举了以下其他问题:一是交易方还不够充分,目前以国有发电企业作为发电方参与交易为主; 二是试点交易的信息透明度有待提高,举办时间也不定期;另外,第一次试点的采购价格较高。各种尚未打通的环节,都需要伴随交易机制的成熟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