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记者张展案件开庭当天，庭外聚集大批媒体与警察。
专门关注全球新闻自由的倡议组织无国界记者周二 （7日） 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新闻业大跃退》的调查报告，内容详述了中国政府过去几年如何加大对新闻业与知情权的打压，以及它们如何将打压媒体的方式扩展至香港。
根据该组织2021年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77名，中国目前监禁127名记者，也是全球记者遭关押人数最高的国家。在报告中的第一部分，无国界记者指出，自从习近平上任后，中国政府加大控制记者的力道，不少记者因调查禁忌话题或刊登被禁的资讯，而遭判刑多年。由于监狱中卫生环境多半不佳，所以中国近年来传出数起被关押的记者在监狱中丧命之事。
其中，来自西藏自治区的导游贡却津巴，生前也是许多记者的主要消息来源，但在狱中传出遭虐待后，不幸于2021年丧命狱中。除了贡却津巴，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与2004年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奖得主刘晓波与中国作家杨同彦均因罹癌但无法即时接受治疗而病死狱中。
直接入狱或关闭机构
负责撰写这份报告的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 （Cédric Alviani） 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在中国，记者因报导而陷入麻烦并非新鲜事。以往他们遇到麻烦后，可能仍能继续工作，但现在情况已完全改变。记者发表一个被政府视为敏感议题的报导，就有可能直接被判刑入狱，或是导致其服务的媒体跟其社交媒体帐号被关闭。”
艾玮昂指出，现在与以往最大的差别是记者在遇到麻烦时，往往不会收到警告，而他们遭受的惩罚之轻重，往往取决于报导的影响力。他说：“惩罚多严重，基本上取决于故事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不少非职业记者的中国公民仅仅因为对新闻发表评论而被判处极其严厉的判决。”
根据无国界记者的统计，中国近年来最常用来指控记者或新闻自由捍卫者的罪名包含“间谍罪”、“颠覆罪名、或是“寻衅滋事”。该组织表示，目前至少有10名新闻自由捍卫者因无法立即获释，而有在中国狱中丧命的风险，其中也包含因报导2020武汉封城而被上海法庭判刑4年的公民记者张展。
根据无国界记者2021年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77名，中国目前监禁127名记者，也是全球记者遭关押人数最高的国家，其中一名被判刑关押的是公民记者张展。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的高级研究员代安玲 (Angeli Datt) 向德国之声表示，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见识到媒体的力量，因为相关报导在疫情初期揭露了中国政府在控制疫情上做出的错误决策。她说：“整个世界都应该对张展、方斌、陈秋实和其他在武汉实地报道而被拘留的中国记者的遭遇感到愤怒。”
香港：从表率到打压媒体的代表
另一个在无国界记者报告中被高度关注的议题，是香港不断恶化的新闻自由度。无国界记者在报告中指出，香港过去曾拥护新闻自由，但经过过去几十年受到中国政府的持续影响后，香港已从其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行版2002年的第18名，滑落至2021年的第80名。
该组织在报告中点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对香港的公共媒体集团香港电台 (RTHK) 进行打压，而她的政府还在2020年7月《香港国安法》生效后，迫使最大的反对派中文报《苹果日报》停刊，并起诉了12名记者与新闻自由捍卫者，其中包含因参加“未经批准”示威行动而被判刑20个月的《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
此外，自从新任香港广播处处长李百全今年3月上任后，香港电台至少有12部新作品在短时间内被撤下，超过200个存档节目被李百全下令从Youtube频道删除。此外，今年9月开始，香港电台也通过新的编辑规定，要求记者“支持政府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避免“挑起或加深对香港行政部门和中国政府的仇恨、歧视或敌意”，以及避免与外国政府或政治组织接触。
艾玮昂告诉德国之声，过去香港曾为中国人民带来希望，让他们以为在香港，新闻业仍可按规则行事，并对新闻道德有非常深刻的尊重。不过，他认为香港过去几年已从中国境内一个相对正面的表率，成为一个如何摧毁媒体机构的例子。
他说道：“国安法通过后，中国政府一直想消减香港的自由。刚开始他们还以较为隐蔽的方式来执行，但到现在他们已不再隐蔽。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基本上曾说，记者有批评政府的自由，但他们应该知道什么时候批评政府会变成反对国家的事情。对香港的记者来说，要想100%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发表评论，不传递任何在中国政府或香港政府眼里看来是负面的信息。”
“自由之家”的代安玲则认为，中国正持续将其治理模式延伸至香港，试图藉此瓦解反对的声音，并让香港长久以来享有的新闻自由“噤声”。即便如此，她认为香港当地的媒体社群仍在做出零星的抵抗。她向德国之声表示：“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香港媒体报导中国媒体永远无法报道的事件，这要归功于香港记者在封闭空间内努力运作的韧性和毅力。”
进一步提升审查威力
在审查机制的部分，无国界记者在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透过发展前所未见的审查技术和监视工具，着手建立新的社会模型，也就是获取资讯从一种权利变成犯罪行为。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数据显示，2019年有约11000个中国网站和73万个社交媒体账户和群聊被中国政府关闭。现在只有某些官方账户和政府许可的新闻网站被允许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关于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事务的信息。2021年2月，就连博主也被命令远离被认为是“敏感”的社会问题。
无国界记者在最新报告中指出，香港政府在2020年7月《香港国安法》生效后，迫使最大的反对派中文报《苹果日报》停刊，并起诉了12名记者与新闻自由捍卫者。
无国界记者也在报告中提到，虽然并不清楚中国为互联网审查机构雇用的实际人数，但2013年一个官方消息来源称中国互联网审查机构约有200万个雇员。该组织在报告中写道：“在打击犯罪的借口下，中国政府近年来开发了越来越多的侵犯性技术，如2015年启动的‘锐眼 ’计划，旨在为整个中国领土配备面部识别摄像头，接替天网的视频监控计划。”
艾玮昂向德国之声表示，习近平透过一个非常全面的计画来加强对媒体与讯息的控制。首先，他攻击专业记者，因为这对他来说是加强讯息控制最容易的方法。在公共和私营媒体被置于更严格的控制之下后，中国政府便开始打压公民记者，把许多公民记者关进监狱。
他说：“这种作法基本上只让主流记者和非专业记者在必须在承担巨大风险的情况下进行调查或写作，而这种作法是为了确保他们写的东西没有地方可以发表，并让读者无法看到他们写的东西。由于现代的新闻多是依靠社交媒体传播，所以当政府压制了人民自由分享文章可能性时，便等于是扼杀了媒体披露调查性报导的机会。”
代安玲也指出，中国政府的一连串举措，包含限制公民团体在网上运作到加强对科技公司的审查，都显示中国网络空间受到政府越来越强的控制。
她说：“对网络的限制、持续性的审查以及加重对异议人士施行的罚则，会产生寒蝉效应，让许多人不敢继续发表言论，并增加民族主义可运作的空间。”
公民社会仍存有一丝反抗力
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加强了审查的力道，但无国界记者在报告中仍列举了一些中国公民试图绕过政府审查机制的案例。报告中提到，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刚爆发之际，中国网民运用巧妙的方式向因染病毒而去世的“吹哨者”李文亮医师致敬，并谴责中国共产党在疫情初期的审查与监控。
当《人物》杂志一篇谴责政府对医生执行审查制度的文章被当局从网上撤下来时，中国网民用截图、英文、摩斯密码，甚至是表情符号的来试图挽救这篇文章。
无国界记者的艾玮昂告诉德国之声，虽然中国人民越来越难绕过政府的审查制度，但是他们仍试图以不同方式达成这个目的。他以彭帅事件为例，指出中国网民仍透过发明新的关键字来避开网上的审查机制。
他说：“他们这样的作法与之前#MeToo运动期间的方法非常相似。问题是，这种作法往往会浪费他们大量的精力，而我认为这些经历应该用于讨论中国的未来发展。”
艾玮昂认为，在中国严格执行审查机制的情况下，国际社会能取得中国内部讯息的渠道越来越少，而这个现象对中国人民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威胁。他解释：“我们看到，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整个过程中，审查制度让中国当局的反应推迟了三个星期，如果中国的吹哨人在疫情初时能与记者沟通，整个疫情可能不会扩大成现在这个规模。”
艾玮昂补充道：“如今，没有人可以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只是中国人民的问题。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中国已经成为其中一个大国。中国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信息黑洞’，没有关于中国的最新信息对整个世界来说是个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