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科工力量（ID：guanchacaijing），作者：清柠，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微信公众号“凯莱英药闻”在11月16日的推送中，发布了一篇辉瑞新冠口服药物研发进展的文章。然而这篇文章不知为何，很快被删除了。
好巧不巧的是，当天晚间，辉瑞宣布向FDA申请新冠口服药Paxlovid的紧急使用授权。于此同时，凯莱英发布公告称，旗下全资子公司Asymchem和吉林凯莱英与客户签订了新的订货合同，累计金额达到约31亿元人民币，还是持续到2022年的长期大订单。
一系列的“巧合”，最终点燃了投资市场。凯莱英在17日跳空高开涨停，一度达到每股458.37元的历史高点。尽管当天的股价震荡下行，凯莱英最终依旧收涨7.03%，一扫今年10月以来的颓势，重新回到了超过420元的高位区间。
凯莱英的“深秋惊雷”，也代表着中国CDMO（合同研究生产组织）企业在“医药代工”和资本起伏后，终于进入了公众视野。
新冠药物，要靠中国外包
凯莱英之前，“新冠药物中国外包”就有了风声。
就在凯莱英公布合同的一周前，上海之江生物就和勃林格殷格翰确定了重要合作：之江生物的新冠双抗药物SYZJ001，将由勃林格殷格翰提供工艺优化和生产业务。只不过跟凯莱英相比，之江生物负责开发，外包的是设计业务，而不是生产代工。
凯莱英承担的代工业务，则显得更加传统。药物研发可以粗略的分为“药物发现——临床前CRO（合同研究组织）——临床CRO”这几个阶段。CDMO在流程上对接3期临床研究，是“临床CRO”流程的一部分。
简单而言，CDMO负责的是药品工艺研发，GMP注册申报和药物生产等环节，最终出产的是原料药和中间体。这也让CDMO看起来更像是电子产品领域的ODM：牌子产品归药企，苦活累活代工干。不过CDMO并不需要考虑药品上市的商业风险，就像金矿附近的小卖铺：不管有没有挖到黄金，小卖铺始终赚钱。
代工企业茫茫多，辉瑞选择凯莱英，也是因为过去的合作经历：自1998年创立以来，凯莱英就服务了众多医药大厂，辉瑞也是其中之一。2009年，凯莱英就曾获得辉瑞颁发的“最佳医药中间体合同生产商奖”。提到辉瑞，想到凯莱英，已经是行业新闻的常态。
另一方面，辉瑞新药的产品构成，也有利于国内企业开展代工：Paxlovid可以看做是“双药联合用法”，主要药物构成是抗艾滋病毒药物利托那韦和蛋白酶抑制剂PF-07321332（后文简称“抑制剂”）。药物起效期间，抑制剂会抑制新冠病毒复制需要的3CL蛋白酶。利托那韦用来降低抑制剂体内分解，使药物效果更持久。如果用饺子作比喻，抑制剂是馅，利托那韦则是面皮。
汕头大学病毒学家常荣山指出，利托那韦作为增效剂，国内厂家就可以生产原料。如果辉瑞需要国内企业开展大规模生产，企业只需要生产抑制剂即可。扩产流程更加容易，生产成本也更好控制。
辉瑞官网指出，公司将在明年年底生产至少5000万个疗程的药物，并授权95个中低收入国家低价仿制。虽然中国并不在“允许仿制国家”之列，但辉瑞在国内分布大量产区。此次签订合同后，凯莱英也有望成为国内Paxlovid第一大供应商。
“新冠药物中国外包”，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大趋势。
行业拆分，企业借机翻身
新冠药物之外，国内CDMO企业正在一路狂奔。
药明康德第三季度报告显示，公司CDMO服务收入56.34亿元，同比增长51.9%，累计为1548个小分子项目提供了工艺开发、配方开发以及生产等CDMO服务。博腾股份今年三季报显示，公司主营收入20.3亿元，同比上升36.41%。药明生物上半年营收也达到了44.07亿元，同比增速达到了126.7%。
CDMO产业的蓬勃发展，根源是“高技术生产代工化”的产业趋势。自上世纪70年代欧美开启CRO生产模式以来，医药巨头一直在摆脱大包大揽的发展模式，借助相对精简的核心资产，适应行业多变的技术风向。
以近年来的辉瑞拆分为例，由于传统业务增收见顶，新冠疫情期间mRNA技术应用又有新突破。辉瑞传统药物业务与迈兰合并成新公司晖致，辉瑞本身则更加关注基因治疗、大分子研发等高技术领域。除了辉瑞之外，GSK也在2018年剥离了消费者保健业务，诺华也选择出售罗氏股权从而收购创新药企，“简洁高端”是当代药企的主旋律。
精兵简政的背后，药物研发依旧没有摆脱长周期高成本的发展模式。为了更好的控制风险，药企就会寻找外部团队协调研发和生产工作。如果偏向药物开发，协调的则是CRO企业。偏向药物生产，就是CDMO企业。如果药企需要保密，甚至还会把一款药物的生产工艺拆成几个环节，交给几家CDMO企业分开研发。
客户的需求，让CDMO企业形成了高度分散的市场布局。从全球角度来看，全球CDMO三强Lonza、Catalent和Patheon的份额加到一起，只占全球市场不到15%。充分竞争的市场中，中国企业借助原料生产和产业优势，成功找到了发展契机。在海外企业毛利率不到30%的前提下，国内CDMO龙头企业平均毛利率40%，凯莱英2017年毛利率更是高达52%，成为了投资市场的热门话题。
从市场份额来看，由于大分子药物研发门槛较高，该领域龙头药明生物2019年市占率超过80%，但考虑到凯莱英、海普瑞等企业在抗体，基因疗法等领域的布局，市场又将进入全面竞争状态。小分子领域，国内CDMO企业均有布局，国外药企的长期需求，也让该领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截至目前，药明康德旗下的合全药业，已经完成了对百时美施贵宝瑞士制剂生产基地的收购，并在9月下旬赴美建设原料药和制剂生产基地。博腾股份也在今年收购湖北宇阳药业，总产能扩大至2000m³。凯莱英的采购大单，则给火热的CDMO产业再添了一把火。
风口之后，质疑竞争不断
行业热潮当中，CDMO也一直在经受着行业人士和投资者的质疑。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国内医疗行业融资受到强力推动。仅在今年一季度，百因诺生物、鼎康生物、澳斯康等企业融资金额就超过20亿人民币，鼎康生物更在A+轮就获得了超过10亿元的融资，资本扎堆之后，针对CDMO产能泡沫的争论就持续不断。
作为与CRO针锋相对，掌握全研发流程生产的代表，国内创新药企业一直在自己的产业布局中挤出CRO企业。在他们的眼中，集采和一致性评价等政策，代表着国家对药企研究能力要求不断提高。想要与政策赛跑，研发和生产的主导权就要在自己手里。依赖外部市场的CDMO，在他们的手上占不到什么便宜。
恒瑞医药董事长孙飘扬就指出：“CRO现在炒得这么高，这世界没有讨便宜的地方。虽然CRO是一种工作模式，但不一定交给CRO就便宜——也正是你们觉得交给CRO便宜，才把CRO炒得这么高。”
另一方面，以默沙东、辉瑞和诺华为代表的欧美制药巨头，仍然在考虑将研发和生产管线的部分业务向中国转移。大量新药物的研发迭代，为中国CDMO企业在产能转移之前，争取到了充足的发展空间，也为这些企业整合上下游产能创造了机会。
仅以目前行业关注的新冠药物风口为例，包括辉瑞Paxlovid，Molnupiravir等小分子药物；以及君实JS016和葛兰素sotrovimab为代表的大分子抗体即将完成政策审批和合同布局，上述药物的生产合作均有中方CDMO企业参与。
仅以小分子药物为例，全球2500万新冠患者，单一疗程700美元，按照口服药物用量计算，小分子药物年销量预计为350-500亿美元。按照原料成本5%，行业外包率80%计算。该领域年产额可以达到50-70亿人民币。如果算上大分子药物市场，这一数字还会继续上升。
作为CDMO行业的从业者，上海臻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建新，表态相对比较中庸：“未来我觉得中国大分子药物的CDMO能生存下来的有十几家，能生存得很好、做到国际化的大概会有5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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