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四小龙”是指自196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期间，亚洲四个发展迅速的经济体：韩国、台湾、香港及新加坡。但时过境迁，随着国际经济情势的发展，已经较少被使用，唯独岛内的政治人物至今情有独钟。
前不久台湾领导人蔡英文提到，台湾的经济成长重回亚洲四小龙之首，她依据的是台行政部门的统计，2021年上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为8.31%，高于香港的7.8%，新加坡的7.7%以及韩国的3.9%。
不过，在对外宣称“面对全球经济变局，台湾走出了一条不再依赖单一市场的新经济路线”的同时，蔡英文却无视2020年台湾对中国大陆（含香港）出口占台湾总出口值的43.9%，创下最近十年的占比纪录。
事实上，若以GDP总量作比较，台湾并非四小龙之首，而是韩国一直领先，在人均GDP方面，台湾更是远远落后香港、新加坡，因此，对于蔡英文宣扬的“重回巅峰”，民众根本无感。
不只民进党罔顾事实，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在形容台湾经济荣景不再时，也经常“首来首去”。比如2019年，时任高雄市长韩国瑜就曾感叹“台湾过去曾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然而，整整鬼混20多年，完全在退步，让人无法接受。”
台湾从不是四小龙之首
但这类说法同样经不起考验。当时台湾学者沈荣钦曾以数据回应，先不论过去20年，回溯到1960年起，台湾就不曾是四小龙之首。他列举，从人均GDP来看，1960年起，自从新加坡在早期超越香港后，四小龙的排名一直是星（新加坡）、港、台、韩，“从未变过”。
以1991年美元作为基准计算，台湾的人均GDP从来不是“亚洲四小龙”之首。（FRED）
沈荣钦称，1986年时，四小龙由高至低分别为韩国(95%)、台湾(92%)、新加坡(71%)、香港(69%)，“台湾也非四小龙之首”。若比较生产力，四小龙从1966到199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香港为2.3%、新加坡为-0.3%、台湾1.9%、韩国1.6%，“台湾同样不是四小龙之首”。即便是一直强调的高科技出口占比，台湾依然低于新加坡和韩国。
平心而论，韩国瑜谈话的重点是为唤起民众对台湾经济停滞不前的反思，但亲绿媒体一窝蜂地对此争相报道，却意外揭开了“台湾曾为四小龙之首”，实乃岛内媒体与政论节目以讹传讹的结果。
搭上冷战经济列车
不可否认，战后的台湾地区发展成绩相当优异，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台湾每一次产生政策模式的转型都可谓顺利。1950年代，进口替代模式促进了民生轻工业的发展，1960年代转为推动出口导向工业化，也开始推动第二次进口替代，即上游工业的发展。1970年代开始，外销工业高速发展，随后是重工业，高科技产业随之起步。
而这种转型的成功，有赖“发展型国家模式”的成功运作，即经济建设官僚体系能前瞻性地及时掌握并引导变化的方向，随之改变产业政策模式，且有政治高层给与大力支持。这个发展模式在战后台湾百废待举之际，成功推动了工业化。
而“发展型国家模式”的成功也要仰赖一个发展型的政权，首先美国在军事上的介入，使得国民党渡过风雨飘扬的阶段，而在经济上的“援助”，对于台湾战后初期的经济稳定也起到一定的帮助。
让台湾顺利搭上经济起飞列车的是蒋介石，图为在台湾景点“中正纪念堂”的“自由广场”上，出席活动者挥舞旗帜”。 （多维新闻）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美国并不觊觎台湾本土的经济利益，而是当作外交政策的表征，提供援助还提供出口市场。此外，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光复后必须完全撤离，无法如欧美列强一样，延续其在殖民地经济的主导地位，让台湾经济获得了难能可贵的自主空间。
当然，这些有利条件不必然能推动经济发展，即便是同一个国民党当局，在1949年前之前同样接受美援，也不可谓不庞大，但也失败了。可见，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推动发展的意志和执行能力。
发展动力与意志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时，新增数百万人口，财政与贸易赤字庞大。当时一些有能力的财经官僚透过工作绩效得以跻身决策层进而主导财经事务，在他们的努力下，加之美国协助，让台湾的生产只用几年时间就恢复到二战前的水平。
而由于这批人背负着国共内战失败的迫切使命感，除了求得自身生存外，还希望建立一个所谓的“模范省”，他们继承的源自中国近代为救亡图存发展出来的中华民族主义，成为当局接收台湾时期最正面的资产。
而今不少人耳熟能详的李国鼎、殷仲容、孙运璿，皆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他们发展台湾经济的目标，是以在岛内发展现代民族工业，实现“中国”的救亡图存，这也是所谓“发展型国家模式”在台湾地区真正的驱动力。
随着民主化与本土化齐步走，主流论述无差别地将政党轮替前的政权一并视为外来政权，国民党在经济建设中的角色也被否定，比如夸大美援或人民努力，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否定，导致对“发展型国家模式”的否定，当经济学者的新自由主义和政治的反威权运动结合在一起，反对原来的“国家”导向模式，反对以产业政策促进整体发展，也日益成为主流论述的一部分。
面对岛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两岸综合实力的消长，当昔日建立“模范省”的目标定位无以为继，承载着救亡图存动力的一代人纷纷离世，台湾也失去了原先成功发展经济的动力来源。
认同异化的挑战
时过境迁，即便没有了昔日“救亡图存”的理想与共识，但经济上的生存与发展，仍是现实的严峻挑战，而台湾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及未来的发展愿景，仍离不开一个“经济共同体”的群体意识的确立，进而运用经济政策促进“经济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
但20多年来，台湾的主流论述是以打造所谓“新国族”为目标，这个以统独为主轴的论述，将国民党乃至中国大陆都视为敌人，当“经济共同体”的界定都没有共识，遑论以此为基础，规划推动整体经济发展的政策与目标？
可以说，伴随政治民主化导致的认同异化，是摆在台湾经济发展面前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在国民党2008年重返执政后，这一点表现得格外突出。
面对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快速崛起，已逐渐成为亚洲经济的重心，台湾的经济利益已经系于中国大陆，当时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改变防堵的经济思维，提出，改善两岸经贸关系、成立两岸共同市场。此举得到了大陆方面的善意回应，两岸双方以“九二共识”为基础，建立了稳定的经济合作机制。
但另一方面，由于马英九个人背负“外省原罪”包袱，不敢拂逆持续高涨的“台湾主体意识”，导致国民党的“区域经济整合”论，在八年当中一直成为在野党攻讦的目标，并不断加以抹黑扭曲。
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不满服贸协议处置程序的抗议民众，高举标语表达诉求。（VCG）
2014年的一场“太阳花学运”，在恐中反中情绪的鼓噪下，几乎烧尽国民党的政治资本，不只首先宣告了服贸、货贸等制度化经济合作协议的死亡，更助燃了两年后的政党轮替。曾有岛内舆论一阵见血地指出，“台湾日益边缘化困境，原本可通过正常化与制度化的两岸经济合作缓解，台湾可用两岸同文同种的优势分享大陆崛起的红利，但此一突困布局，因为'太阳花'画下句点。”
足见，当所谓“抗中保台”成为岛内社会主流论述主轴，经济发展相对政治诉求必然要退居次要地位。而追求两岸经济融合更不可能脱离政治问题的解决，只经不政，无异于缘木求鱼，如同两只车轮，一边飞速前进，一边停滞不前，最终结果只能是翻车。
自我定位的迷失
如文上所述，“发展型国家模式”在台湾的成功运作是始于蒋介石时代，因上述事实并不见容于主流舆论，导致国民党乃至台湾社会也不敢从历史脉络中回溯过去的成功经验。一向自我定位为战后经济发展功臣的国民党，因为无力对抗“台独”论述，面对原先发展的成绩，也只敢强调执政能力比对手优异，比如每逢选举打出蒋经国牌，感叹今不如昔，但这种做法在现实政治上的发展上证实是非常孱弱乃至不堪一击的。
由于长期缺乏对自我定位的清晰认知，岛内也形成了一幅非常奇妙的两岸图景，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一群人，享受着曾经的一代中国人为建立“模范省”创造的发展成果，当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相较台湾低速迟缓，使民众的优越感遭受严重冲击，在本土意识高涨的背景下，很多人又开始信心爆棚，动辄强调所谓台湾主体性，台湾人更加“自由民主”“文明开化”等等，这皆是将自卑推向自大的极致演绎，屡屡把“亚洲四小龙”挂在嘴边，折射的实则是一部分人固守曾经辉煌，不愿睁眼看世界的井底蛙心态。
几年前，时任台“国发会”主委的管中闵在接受电台专访时表示，台湾曾经历美好的年代，狂飙的1980年代，连抗争都觉得是正面的，因为大家相信“明天会更好”；但随着盛况不再，国际经济情势对我们不利，大陆崛起，我们面对的竞争与以往不一样，台湾调整速度不够快，没有跟上去，以至于造成这种后果。管中闵表示，我早就不认为还有亚洲四小龙这件事，亚洲四小龙已经是过去的说法，不适合再强调。不应该再停在过去的光荣，要努力追上世界潮流。
但这样的逆耳忠言，显然蓝绿政治人物没听进去，动辄“台湾曾是亚洲四小龙之首”，“台湾重回四小龙第一名”的神话，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