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报道了美国目前面临的数学教育问题,美国学生目前的数学水平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而这是因为长期的不重视,以及反复改变的教学课程。由于目前的教育已经被政治化,左右两派在死记硬背和概念式教学上产生了分歧,使得推广一套统一的教学方法更加困难。

美国有一个数学上的问题。几十年来,美国学生在国际数学考试中的排名一直很差。2018年,美国15岁的学生在经合组织这个主要由富裕国家组成的俱乐部中排名第25(注:经合组织一共有37个成员国)。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美国成年人的计算能力排名倒数第四。多达30%的美国成年人只能进行简单的运算,包括基本算术、计数、分类和类似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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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雇主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技能非常渴望:核工程师、软件开发人员和机械师供不应求。虽然现在学生们的数学成绩已经够差了,但他们还可能会变得更糟。在全国教育进展评估(NAEP)这一全国性考试中,2020年13岁学生的分数与2012年的同龄人相比下降了5分。

现状并不理想。但是,教师和学者们无法就下一步该怎么走达成一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艾伦·肖恩菲尔德说,美国的数学问题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在1890年,高中是为精英准备的:不到7%的14岁儿童被录取,他们接受严格的数学教育。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当时军队的新兵必须接受基本记账和射击所需的数学训练,将近四分之三的14-17岁的儿童都上了高中。

冷战在20世纪50年代引发了第二次战略数学恐慌。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卫星后,美国制定了一套新的数学课程,重点是概念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然后,这套新课程在20世纪70年代回归基础的过程中被否决了。

当美国开始担心被日本赶超时,数学又成了一个问题。1981年,教育部长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评估课程。它提出了一份名为“危机中的国家”(A Nation at Risk)的报告。报告称,“如果一个不友好的外国势力试图将今天平庸的教育表现强加给美国,我们很可能将其视为战争行为。”

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学已经变得更加政治化。保守派通常会宣传经典数学法:注重算数(一套需要遵循的规则)、记忆(背乘法表和算术过程)和由教师主导的教学。奥克兰的智库独立研究所的比尔·埃弗斯解释说,这类课堂上的学生专注于基础知识,在获得传统技能后才会探索概念。

这些方法对许多人来说是熟悉的。对于两位数的加法,学生们会被教导利用纸笔的方法。比如,算27+45时,是将这两个数字叠加算出结果。将右列加起来(7+5=12)。写下2,并把1带到左栏。再将左栏加起来(1+2+4=7)。写下7,得到最终的答案是72。

进步派通常赞成以解决问题和获得数感为基础的概念性数学方法,而不太强调算法和记忆。与保守派的策略相反,在学习算法之前,学生们会通过使用物体等其他手段来学习解决问题的几种方法。

为了解决27+45,学生们可以把个位上的数字加起来(7+5=12),然后把十位上的数字加起来(20+40=60),然后让它们相加得到72。或者他们可以意识到,27离30还差3。他们会加3来得到30。然后加上45,再减去3,得到72。概念性的数学策略鼓励学生为同一个问题找到许多潜在的解决方案,以获得数感,而不是只依赖一种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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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多数教师都认为美国的数学教育是不合格的,但他们在如何改善数学教育方面一直未能获得一致。模仿新加坡等数学水平高的国家所使用的方法是一条途径。但这需要美国就其他国家实际的教学内容达成共识。

根据埃弗斯的说法,成功的亚洲课程反映了经典教学的立场。埃弗斯解释说:“你认为有哪个国家完全采用了进步式的教育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是以教师为主导的。而新加坡的数学是世界上最好的。都不是用进步派主张的方法”。但肖恩菲尔德认为,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实施的是概念性课程。

混乱的部分原因是最近对数学大纲的混乱实施,这一大纲叫做共同核心(Common Core,要求建立一套以英语和数学为中心的教育标准,并对此进行测试)。其在2010年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实施,41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采用了这一大纲。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和其他几个州选择了退出。

尽管最初是两党的努力(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和其他保守派支持奥巴马政府的做法),但它最终被双方批评了。一些人认为它是进步派教育的一个例子,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还不够进步。

现在,测试结果出来了,许多保守派声称,分数下降表明共同核心和进步派教师的失败。但现行课程的支持者并不准备放弃。虽然13岁儿童的NAEP分数下降了,但9岁儿童的分数却保持稳定,因为他们在整个学校生涯中都会以共同核心为学习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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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派进一步搅乱了局面,他们将概念性数学方法与更激进的概念搭配在一起。许多反对概念数学的人认为,共同核心,以及一般的概念数学,禁止死记硬背的教学,如乘法表。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知名数学教育学者乔·博勒声称,背诵乘法表是不必要的。保守派将这一观点作为自由派行动主义过头的例子。但肖恩菲尔德声称这与进步派的数学价值观并不一致。

一些活动家还将概念性数学与“社会正义数学”相提并论,认为数学应该被用来帮助学生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并评估他们周围的世界。它被称为“警醒派数学”(woke math),并被冠上“在加利福尼亚,2+2=4可能被认为是种族主义的”这样的标题,但这种风潮对概念性数学的推广更是雪上加霜。

美国关于数学的辩论是两极化和混乱的。当其他国家在数学课上兼顾记忆和概念学习之时,美国却继续从一个极端换到另一个极端,每十年换一次。换句话说,就像这个国家的政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