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管他叫“纪录片之父”。
他在80年的电影生涯里,
留下了70多部电影。他与中国的交往长达50多年,
给中国拍了17部电影,
用他的话说,叫“跟一个国家谈了恋爱”。



拍摄了纪录片《四万万人民》,
扭转了中国军人在国际上的形象。
到70年代,
他拍下中国各行各业生活的《愚公移山》,
12小时的大体量,震动世界。
再到1988年,90岁的他
在中国完成生平最后一部作品《风的故事》。
在一定程度上,
他改变了中国过去在国际上“失语”的状态,
也见证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变迁。
81岁大寿时,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亲自主持生日宴会。

伊文思和他的最后一任妻子玛斯琳1898年,伊文思出生在荷兰一个富裕的家庭,
长得很帅,一生谈了无数恋爱。
他居无定所,不买房,不买车,
过着波西米亚般的生活,
两个行李箱就是他的全部。
他的一生,漫长、曲折、丰富,堪比传奇。

是伊文思在中国的“头号粉丝”。
过去两年,他沿着伊文思的脚步,
重新走访了中国的山川大河,
找到从前伊文思镜头下的人,
拍成了4集的系列纪录片《伊文思看中国》,
2021年在央视播出。“在电影史120年里,
还有谁,在50年里为中国拍了十几部电影?
——没有。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向伊文思致敬。”自述 张同道
编辑 陈星 责编 倪楚娇




1979年这些好朋友给伊文思举办了81岁大寿。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从始至终主持这场宴会。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毅、李先念、郭沫若、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接见他。你就知道伊文思的地位有多高。


伊文思在1958年拍摄的彩色纪录片《早春》
他第一次来中国,是为了拍摄《四万万人民》。之后的50年,他为中国拍摄了十七部电影:《早春》、《六万万人民和你在一起》、《愚公移山》十二部、《风的故事》……
1938年,伊文思把他的一台35毫米埃姆摄影机和两千英尺胶片送给刚刚成立的“延安电影团”,也就是后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前身。
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伊文思再次回到中国,拍摄了自传体电影《风的故事》。用他本人的话讲,叫跟一个国家谈了恋爱。
我就觉得有必要给他拍一部纪录片,把他和中国的这段故事讲给大家听。

计划重访伊文思的足迹《四万万人民》:扭转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还是一个落后、贫穷、软弱的国家。作为反法西斯东方主站场,中国在国际上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1937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欧洲发行,取得巨大成就。伊文思看了斯诺的书,就决定去中国,去延安。他想要用电影改变中国在国际上失语的状态。
究竟是谁把伊文思引到中国来的呢?
我最近新发掘到一个史料:伊文思在去中国之前,早就跟中共取得联系了。袁牧之(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导演《马路天使》),曾给他的夫人海伦写过一封信。
更直接的渊源,则是宋庆龄,她把伊文思介绍给周恩来。
伊文思来中国拍摄,经费来自一位美国华侨的赞助。他来到武汉之后,蒋介石、宋美龄接近他,并专门派黄仁霖将军负责联络、配合,实际上也在监视他。

伊文思从西安、长城到兰州,他想要一路深入延安,并为此制定了很周密的计划。
此前,他在汉口见到了周恩来。因为跟周恩来同岁,都去过全世界很多地方,两人聊得很投契。他提出去延安拍摄,周恩来做出了周密的安排。
但是他的秘密行动,被宋美龄给知道了。为了保护当时国共的关系,周恩来劝说伊文思取消延安之行。

伊文思(左三)跟拍台儿庄战役当时的甘新公路还正在修建中。那时,全国公路只有一万三千公里。伊文思和摄影师费诺,一路开着车经过甘新公路,见证着中国正在向一个现代化国家转变。他在中国整整待了8个月,拍摄的这些真实镜头,被收入到《四万万人民》中,让西方看到了一个在战火中形成的中国,和中国军人威严勇敢的形象。



今天没法想象这个有多重要。
你设想一下,从1840年英国的炮舰来到中国,英法联军到八国联军,到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军人在国际上的印象是什么样子?多数情况下,一打就跑,从来不敢打仗。
《四万万人民》是为数不多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完整纪录片之一,传达了中国的一种力量:中国军人有尊严,训练有素,是敢打的。民众们踊跃地参加战争,捐款。战时儿童,从日军的手下逃出来,虽然父母死于战争,但还是得到了有效的教育。

国外媒体报道:
伊文思是第一位拍摄中国抗日战争的电影人
一经公映,《四万万人民》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在国际舆论上肯定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原本国际上对抗日战争是持观望态度,英美那阵都不支持中国。把中日战争描述成文明对抗野蛮的战争,有利于国际对这场战争的认识。美国在之后的一年,切断了对日本的钢材出口和石油出口。

《愚公移山》:巨大体量的70年代中国影像 1970年代,伊文思再次受到周恩来的邀请,重新来到中国,和他当时的妻子兼工作伙伴玛斯琳,在中国花了5年的时间,拍摄了一部长达710分钟,接近12个小时的彩色纪录片——《愚公移山》。
伊文思在开拍《愚公移山》之前,在欧洲收集了200多个问题,是带着问题去了解中国的。

由《大庆油田》、《上海机电厂》、《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上海印象》、《一个妇女,一个家庭》、《渔村》、《京剧改革》、《球的故事》、《南京一军营》、《钱教授》、《北京杂技团练功》、《手工艺人》等十二部影片组成。
伊文思带着中国摄影师、翻译、灯光、领队,足迹遍及大庆、上海、南京、山东、新疆等地,广泛接触了工农兵商、学生、手工艺人等等。



包阿姨在听收音机她的丈夫,一个上海暖男在洗衣服
西方人看到我们中国人原来那么有意思,还特别羡慕。《上海第三医药商店》这一集中,展现出中国女性地位高。
包阿姨在听收音机,她的丈夫,一个上海暖男在洗衣服。这个镜头在巴黎放映的时候,法国女孩子们都说,你瞧瞧中国的男人,做中国的女人太幸福了。

在七大闭幕会上作的一次重要讲话一下子拿出12个小时关于中国人生活的电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芬兰、荷兰、美国上映或播出,西方形成一股“愚公热”。伊文思拍摄的这部纪录片,也成为永久的历史见证。

要想真实认识中国那个时代,要把两部放在一起看,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两个面,只有一个面是不完整的。


80多岁的玛斯林受邀来北京参加研讨会
纪录片《伊文思看中国》幕后 我一直都说,伊文思是我的英雄。我借着2001年一次去阿姆斯特丹电影节的机会,第一次到访伊文思博物馆和伊文思的故居。在伊文思诞辰110周年,2008年,我主持召开了一个“伊文思与中国50年”的国际研讨会。把当时世界上还健在的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中国的、美国的、欧洲的,我基本都请过来了。2018年,是他诞辰120周年,我想再开一个会。但是很多人都不在了,包括他的太太都不在了。我就想我还能为伊文思做点什么呢?

所以纪录片,是从2018年就开始筹备了。当时的设想,就是重走伊文思走过的路,找到当年一起参加拍摄的这些人。
像参与《早春》的摄影师,现在人都不在了。翻译陆颂和老师,虽然还在,现在已经是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重新找到《早春》青祁村中长大的村民
在台儿庄的村庄,电影中提到的“QI SHENG村”,今天根本找不到这个名字的村。找了半天,有个前程村。我们就对照影片里面的地形,有两座山头是对的,才能判断是这个地方。
在内蒙古,我们找到牧民的后代,看到草原的变化,和他们生活的变化。
我们在无锡找村庄,村庄整个拆迁了。我们就去街道办、派出所,就把电影中的图片打印出来,在小区里问,这个人你认识吗?

这样我们找到了当年的两个小姑娘。
当年13岁的两个小孩今天都退休了。其中一位,因为她参加了伊文思的电影,命运就改变了,从一个农村的姑娘变成了很有名的锡剧艺术家。另外一个,家里没让她读书,不然也成艺术家了。
我们拍到现在这些真人的变化,就有了一个时间的对比,这也是纪录片特别的一种价值。

伊文思一家 电影诗人和电影战士 伊文思是1898年出生的,父母是荷兰尼美根一个富裕的中产阶层。祖辈从德国移民到荷兰,家里是出售摄影器材的。
30岁之前的人生地图由父亲规划:在鹿特丹读商学院,去柏林学习化学,然后回到阿姆斯特丹经营家族照相馆分部。不过,伊文思当时过着两种生活:白天做生意,晚上同大学生、画家、雕刻家、诗人们在一起。

就获得了“电影诗人”的美称当时,受到左翼思想、苏联电影影响的伊文思,凭借熟练的照相技术和精良的摄影机,拍出了短片《桥》和《雨》,由此获得了“电影诗人”的美称。
然而,一次意外的会面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29年,苏联导演普多夫金(“蒙太奇”电影理论创立者之一)访问阿姆斯特丹,伊文思像普通文艺青年一样去见这位艺术大师,小心翼翼地拿出《桥》和《雨》请普多夫金批评,没想到大师称赞了这两部短片,并慷慨地邀请伊文思访问苏联。伊文思不仅去苏联访问,还深切地感受到社会主义给予底层人民的平等机会,大家为了共同信仰而努力工作。他在苏联拍摄了纪录片《英雄之歌》。从此他漫长的一生多了一个角色之间:电影战士。他甚至说,“一个人如果20岁还不是社会主义者,他没有心脏。”

伊文思(左一)与海明威(左二)
在社会主义信仰的支持下,“电影战士”开始行动:1936年,伊文思带着摄影机走上西班牙战场、中国、印度尼西亚战场,“要拍纪录片,就得什么地方在燃烧,就到什么地方去拍。”
他是一个不怕死的家伙,在西班牙差点被子弹打死。海明威跟他同行,还为他扛摄影机。

这个“飞翔的荷兰人”全世界飘,中国、美国、西班牙、德国、澳大利亚、波兰、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东德、日本、老挝、智利、古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他其实一直在找“新人”,newman。在社会主义国家,看到那么多人,玩命地工作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这让他非常兴奋。他非常认可为信仰而工作。
所以当他发现中国也是在培养新人,就一定要来中国拍片子。

他的性格有点像波西米亚的艺术家,一直很帅,从年轻的时候,就很迷人,特别迷女孩,一生有数不清的女孩。
他不喜欢在一个地方长期呆着,总是在不停地流浪。没有任何财产、物件,只有两个手提箱随时准备着出发。他也没买房,没买车子,一直住旅馆。在巴黎住的房子,都是玛斯琳的房子。

第一次去苏联,《桥》和《雨》在105个城市放映。回到荷兰后,他就收到了苏联给他的版税,得了一大笔钱。飞利浦工厂也请他拍广告,1955年,他就能拿到5万美元的酬劳。当时的5万美金,都可以买现在好莱坞价值200万以上的大房子了。
但他不爱钱,对钱没兴趣,有一次他把钱分给当年在西班牙一起工作的老哥们。他觉得钱是负担,如果钱太多了,会让人留恋那种生活,丧失对理想的追求。
我看他的账单,他在中国拍片是亏钱的。
在欧洲他一个月能挣1200美元到1400美元,在中国一个月就200美元。
拍《愚公移山》的时候,他的衣服都破了。周总理就指示给伊文思做两套衣服。伊文思说缝缝就好了。

二战的时候,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伊文思拍了一部为印尼说话的电影——《印度尼西亚在呼唤》。当时他还是荷兰的一个官员,却拍了一部反对祖国的电影,所以电影一出来就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
荷兰当局就非常愤怒,用各种方式刁难他。比如每次换护照只给三个月,换护照也拖延时间。

在荷兰有几十年的时候,他都是被封禁的,连电影学院和学生都不准讲伊文思和他的电影。
但是世界范围内,英国、法国、意大利都相继给伊文思授予非常高的荣誉。
荷兰一看,我们觉得那么差劲的一个人,结果全世界都觉得他是英雄,没办法保持沉默了。

伊文思受荷兰当局邀请,参加电影首映礼
1984年,荷兰女王提出和解,说能提供一笔很大的资金,帮他拍电影。伊文思说,你不道歉的话我没办法接受。
文化部长就对他说:“现在看来,历史站在了你的一方,而不是你的对手的那一方,让我们和解吧。”他代表荷兰政府,跟伊文思道歉了。
伊文思就非常高兴,因为这是1945年以来,荷兰政府第一次承认他,距离当时已经38年了。
在他的电影首映式上,女王带着家族里的王子、公主一起出席,用中国人的话讲,是给足了面子。完全像是娱乐明星一样,就像猫王和迈克尔·杰克逊,大家鼓掌吹口哨,把他当作民族英雄一样。

在黄山山顶收音
《风的故事》:与中国交往50年的总结 荷兰女王、法国、中国共同给钱资助拍的那部电影,就是《风的故事》,也是我纪录片里最后一集讲的故事。
这部片子换算成今天的投资都要上亿了,单单中国就资助了200万资金。当时200万是什么概念呢?《红高粱》的投资是60万。

这是伊文思60年电影生涯的最后一部作品。决定拍摄时他86岁,完成时他90岁。他对中国的愿望最强烈,但他知道自己的精力已经很有限了。拍摄多次因为伊文思的支气管炎而暂停,随队一直跟着一位医生。在西安拍摄沙漠的那场戏,他已经跟副导演安排后事:“万一我回不来,你也要拍完。”



嫦娥、后羿、梅里爱的月亮都出现在了影片里
《风的故事》是最迷人的,它是想象力和人生经验的一种完美的结合。全片按照两条线索完成的,风吹过自然风景和历史遗迹,与伊文思追寻风的过程。孙悟空、嫦娥、后羿射日、画龙点睛、李白、兵马俑都出来了。梅里爱的月亮,嫦娥的月亮,李白的月亮,最后都变成了伊文思的月亮。他就把东方、西方的月亮给合在一块了,做成了一个文明的对话。

《风的故事》体现了伊文思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最后伊文思走到门口突然回头,正是孙悟空的面孔——孙悟空与伊文思的合体,而李白朗诵的诗句“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正是伊文思自己对于中国经历的感慨——40岁第一次来中国还是壮年,而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翁。
想当年,他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拍武则天母亲的墓地,他以为那些石雕,是孔子、老子的塑像,但其实只是侍奉君王的文武官员而已。
到生命的最后,他选择了用风,来表达中国的一种气韵,面向空间、历史和文化,是一个抽象的凝聚。


在社会变革中,纪录片是应该站出来的。本来,拍纪录片就不是一个什么赚钱的行当,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娱乐的事,它的价值就在于要去改变社会,推动社会,哪怕是一厘米。伊文思直接用他的一生来回答了:用电影作为行动去推动社会。
在电影史120年里,还有谁这么在50年里,为中国拍了十几部电影吗?——没有。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向伊文思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