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编排是精巧的。拜登总统在上任的头九个月里一直在努力争取对中国的影响力：他修补了与美国盟友在贸易方面的争端。他主持了“四方安全对话”(The Quad)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加深了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系，这些国家都处于中国力量的边缘。他说服北约，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将中国描述为对“联盟安全”的挑战。他说服国会花费一万亿美元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他宣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抗中国的一种方式。然后，本周早些时候，就在他将基础设施法案签署为法律的当天，他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了首次正式会晤，这其中的信息是明确无误的：美国将与中国合作，应对共同挑战，同时以优势地位竞争。
策略很清晰，执行方面除了几个小问题之外都很不错。但有一个问题：拜登想两全其美。他的助手们坚持认为，把中国视为对手和伙伴之间没有矛盾之处。或者，正如国务院发言人所说，“我们可以边走路边嚼口香糖。”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两个目标之间是冲突的。最近是有很多关于改善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关系的言论，但拜登政府仍然没有把合作放在首位——尽管只有通过更深入的合作，美国才能解决对美国人最大的威胁。
以气候变化为例，这是对美国乃至其他地方的生活构成的最大的长期威胁。在与中国的往来中，这本应该是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但实际上不是。尽管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和中国气候特使本月早些时候在格拉斯哥签署了一份“加强气候行动”的联合声明，成了大新闻，但这份文件比两国政府七年前在美中关系急剧下滑之前签署的联合声明要弱。
美国对中国的强硬路线也在不太明显的方面破坏了对抗气候灾难的努力。为了减少碳排放，美国必须迅速转向太阳能等更清洁的能源。获得太阳能电池最便宜的地方是中国。但拜登政府支持了特朗普政府对太阳能技术征收关税的决定。一些中国太阳能生产商的总部设在新疆，北京在那里残酷镇压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这些厂商因使用强迫劳动而受到美国的制裁。但太阳能关税并不仅限于新疆。为什么？因为拜登团队想削弱中国对这个重要产业的控制。然而，这样做会使美国人使用太阳能更加昂贵，从而推迟美国摆脱化石燃料的转型。
不仅仅是太阳能电池板。如果两国研究人员能合作，许多绿色技术将会发展得更快。但拜登政府坚持特朗普政府的签证限制，阻止与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大学的学生赴美读研究生——即使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学生曾经为中国军方工作。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对抗中国庞大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而这两个超级大国本可以通过联合资助穷国的清洁能源来更有效地对抗全球变暖。拜登把中国描绘成威胁，为五角大楼增加预算辩护——鉴于美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机构，这本身就构成了一场气候灾难。
如果说气候变化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那么像新冠病毒这样的流行病——它杀死的美国人比一战、二战以及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加起来还要多——就排在第二位。有充分证据表明，美中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挽救了美国人的生命。2004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帮助中国建立了流感监测系统。事实证明，该系统对遏制2009年的H1N1流感和2013年的H7N9流感至关重要。美国公共卫生专家前往中国的疾控中心总部工作，这让美国对中国可能暴发的疫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2016年，华盛顿和北京甚至同意共同资助非洲的一个监测系统，帮助非洲各国政府更好地抗击埃博拉等病毒。
鉴于华盛顿和北京在从台湾到南海再到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这种合作现在看来可能是异想天开。但这些争议在乔治·W·布什和贝拉克·奥巴马执政时也存在，这些总统却能提升公共卫生方面的合作。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中美关系总体上没有那么敌对。是唐纳德·特朗普将美国医疗和科学官员撤出中国，然后以新冠疫情为契机进一步切断两国关系。正如拜登的一位高级中国助理所做的那样，通过宣布“被宽泛描述为互通有无的时期已经结束”，这届政府已经表明，它不认为美国的公共卫生合作恢复到特朗普之前的水平是可能的，甚至是有必要的。对于这场源自中国、并已夺走75万美国人生命的大流行病，这恰恰是错误的应对方式。
拜登试图建立一个“护栏”，让美国和中国避免战争，这一点值得赞扬。但仅仅有护栏是不够的。当今世界种种令人不快的事实需要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进行更大的合作。这种更大的合作与日益增长的对抗并不相容，因为正如200多名美中关系专家在2019年的一封公开信中所写的那样，尽管中国有一些人支持与美国更密切地合作，“华盛顿对北京的对抗立场削弱了这些声音的影响力，有利于那些专横的民族主义者。”
拜登政府承受不起在鹰派和改革派之间模棱两可的代价，前者希望将中国视为敌人，后者则迫切希望采取重大行动防止气候和公共卫生灾难。政府需要选择它最重视的东西。假装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