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Anna所在的ICU病房几乎恢复到了疫情以前，偶尔有一两个病人，病情也不像此前那么严重，不用上呼吸机。“（ICU）的病人数量几乎是清零了，这两个月都没有死亡病例”。
但回想疫情爆发之初的场景，Anna仍觉得惊心动魄。
床位不够用，医院超负荷
新冠疫情以前，Anna所在医院的ICU病房只有12张病床，但在疫情爆发后的一两个月之内，医院将隔壁科室的病房也腾出来，将ICU的病床扩充到了23张，除了留一两张病床用作急救插管的负压病房，所有病床都是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转。
Anna说：“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实在没办法接诊，刚插好管的病人直接坐直升飞机运到别的城市。”她表示，在加拿大第二、三波疫情的时候，世嘉堡的病人特别多，附近多伦多市区的医院病房也都满了，只能每天送一两个病人到渥太华、金斯顿这样还有多余病床的城市。
尽管以前就在医院ICU病房工作，但疫情爆发以后，Anna的工作强度大大增加。
每天常规工作12小时但需要随时候命，一对一照顾一个病人。她没时间上厕所、吃饭、喝水，常常找不到其他同事帮忙照看，每天十几次换上和脱下所有装备、无数次洗手。
第一波疫情的时候，由于加拿大大量的物资都捐给了武汉，Anna所在的医院虽然存了些库存，但也规定，N95口罩基本上在用了四天以后才能扔掉（护士一般连轴工作四天、休息五天）。
“以往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在隔离病房使用过的装备都是一次性的，但这回面对这么严重的病毒，医院让我们重复使用口罩，我们很不习惯、很害怕。” Anna说，医院表示只要口罩是干的，或者不是在插管、抢救使用的时候就可以重复使用——因为插好管了，病毒封闭在管子里，空气就是相对安全的。
在这种担忧下，Anna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住到了其他地方，自己则住在地下室，家里用过的餐具都要消毒，每天下班洗完澡再回家，“有一段时间天气特别冷，我头发没吹干，下了夜班回家就开始头疼，就老觉得自己得了这个病。”
所幸的是，Anna所在的ICU病房，没有一个医护人员由于工作而感染新冠病毒。
在医院，ICU的新冠病人时时牵动着Anna的神经：管子从嘴巴插入到肺部会让病人非常难受，要用镇静剂；病人吸氧太多会打破身体的酸碱平衡、降低血压，要用药来提升血压、调节酸碱度；病人大量用药会对肝肾造成损伤，得插管来洗肾；要时时监测血氧、心跳等各种数据，病人翻个身或者咳嗽，血氧会骤降，护士就要马上帮着吸痰。
为了防止病人长时间卧床长褥疮，护士们需要每隔两小时一起为病人翻身——虽然病床有自动翻身的功能，但护士们还得时不时看看病人臀部有没有长褥疮。
“我记得有一天，我这边一个几百磅重的病人需要翻身。但那天大家都特别忙，都在忙着救命，根本找不到人帮忙，我的手和脚都扭到了。” Anna说道，很多时候，这些病人并不知道这是为了帮他们，觉得躺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折腾自己。“他们往往处在半清醒的状态，甚至觉得护士们是要打人，就会跟你犟着来，你让他往右，他偏要往左。”
她理解，其实很多病人在患病之初内心也无比焦灼。
她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个华裔中年男子。当时他刚进到ICU病房，还没插上呼吸机和管子，就吵着要起床回家，说自己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还有妻子和孩子要照顾。医护们告诉他，这样出门很危险，随时可能喘不上气，必须要吸氧，要用消炎消肿保护肺部的药。
但他无论如何都不相信，说自己没有得新冠。后来好不容易给他吸上了氧，他还一直拔氧气管。Anna说：“最后我们给他用上了呼吸机，插上了管子，打上了镇静剂，他这才安静了下来。”
所幸的是，这个病人后来好转了，在普通病房待了几周之后就回家了，出院时还向医护们道歉和感谢。
Anna说，在遇到特殊灾难的时候，人们通常都有几个反应阶段，第一反应就是出于害怕的否认（觉得不是我，怎么可能是我），然后是生气。而那天晚上的这个病人正好就处于否认和生气之间的心理状态。“他就觉得，‘为什么会是我呀？’其实（认识到病情）只是需要有个过程，慢慢过渡。”
其实这样的病例在ICU并不少见。Anna说，很多病人在病房里非常难受，缺氧、不清醒的时候会骂人、拔管子，清醒过来后甚至都不知道、不记得自己当初是多么不合作。
无奈的是，也有人还没来得及接受现实，就在病房里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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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之间，选择往往身不由己
进入ICU病房的时候，新冠病人已经插上了管，用呼吸机帮助呼吸，护士会调节他们的给氧。一些病人一开始被给到50%的氧气，到后面可以越给越少，慢慢可以重新自主呼吸，最后终于拔管。
但也有病人一开始给了30%的氧气，逐渐增大剂量也不见好转，血氧还是不断下降。即使最后给了100%的氧，让机器用最高的参数设置来工作，也无济于事。“他们的身体已经不听使唤，机器也工作不下去了，本来我们是想把氧气像吹到一个气球里那样帮助他们呼吸，但现在，气球变成破棉花了。” Anna说。
ICU病房的病人家属不能探视，Anna就拿着iPad帮助他们和家人视频。“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大多数病人也只能和家人隔着一道门。”
生死之间，Anna有时并不能分清谁更不幸。
实际上，插呼吸机是种很有侵入性的行为，病人们依赖机器呼吸后，脖子的很多肌肉失去了功能，即使肺部功能逐渐恢复，在拔除气管之后，依旧不能协调呼吸，更不用说咳嗽、咳痰这样的大动作，“他们需要很长时间去恢复肌肉功能，很多老人根本恢复不了，后来还是去世了。”
由于没法自主呼吸，一些病人在拔了气管之后，又反复插回去。医护在他们的脖子附近打一个洞，也就是人造一个气口，将呼吸机从这个洞口插入，等慢慢恢复（有时候需要几年）以后才能拔掉，等小洞慢慢愈合。
还有病人由于吸氧，血压掉得厉害，医护就药给予强压治疗。但这种药的副作用很大，身体末端的手指、脚趾可能就会供不到血，这对于糖尿病人来说更危险。
“有一次，我们抢救病人的时候，他的脚从脚腕以下开始发黑，估计这个病人最后只能截肢了，” Anna说，虽然很挣扎，但为了救命，医护们往往也只能选择先抢救心脏、肝肺等重要器官的功能，但有些病人家属就会不理解，认为他们没有照顾好病人。
尤其是当病人本身患有重症、年纪又非常大的时候，往往在进行第一次抢救后还是会重蹈覆辙，需要第二次、第三次抢救。
“我们会和家属沟通，告知他们如果再次抢救，状况会不如现在，是不是要放弃抢救，让病人少受些罪，平静地过去”。在给病人做心肺复苏等最后的抢救时，Anna用来挤压的双手都能感觉到病人肋骨的断裂。
由于ICU的病人大部分时间都插着各种管，Anna几乎没法了解他们的遭遇。但从抢救人员的角度来看，病人有时可能并不希望自己以这样痛苦的方式活下去或是离开，“病人清醒的话，不一定会希望自己被这样抢救”。
Anna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病人家属的选择有很大不同。有些人选择让自己的家人平静地离开，也有些子女觉得不论怎样都要救活自己的父母。“放弃对很多病人家属来说是残忍的，不论病人受多少痛苦，他们最后还是会选择抢救。”她说。
即使抢救过来，病人也要面对一系列后遗症，其中包括褥疮。Anna说，褥疮也分几个阶段，一开始可能只是皮肤腐烂，慢慢就会肌肉组织腐烂，到后面骨头周围都烂了。一些病人本来没有，但进了ICU病房就长出了褥疮；还有一些病人本来就有糖尿病，或者血液循环不好，褥疮就会加重。严重的时候，护士们要用机器把病人患处分泌的液体抽出。
最难熬的那段时间里，Anna每天都盼着一天快点过去，“有时候好不容易一个病人好了，刚送走，就又来一个。”她会想，每天都这么忙，这么下去，我能不能干到65岁？每天这么大工作强度的话肯定做不到。
在来新冠ICU之前，Anna就在医院的ICU工作了几年。刚去的头半年时间里，她几乎抑郁，时常问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上班。“太难受了，每天面临生死，看着病人受苦——动刀子、插管子、上机器。”
直到工作一段时间后，看到病人恢复了健康，她才觉得好受些。病人的家属会推着病人来探访医护，和他们合影，表达感谢，肯定他们的工作。
“病人送来的一杯咖啡就让人觉得很温暖，” Anna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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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波疫情后，进ICU的都是没打过疫苗的人
Anna发现，第四波疫情以来，来ICU病房的都是没有打过疫苗的病人。
和前几波重症病人都是抵抗力差、年纪大、肺部功能本来就受损的病人不一样，现在来ICU的多是年轻人。Anna觉得，这可能和老年人都已经做好防护，而年轻人喜欢到处走而且不打疫苗有关系。
她也遇到过那种临死都不觉得是新冠病毒害了自己的病人。“一个六十多岁的白人男性，不打疫苗，也不相信有病毒，觉得是政府在骗他。” Anna说，这个病人在刚送进医院、还清醒的时候不让医护做新冠测试，后来心跳突然停止，抢救的时候才被逼做了测试，但抢救过来一段时间后又复发，最后还是抢救无效，死于新冠。
Anna说，不相信疫苗的病人大有人在，作为医护虽然生气，但也尽量不去和病人争论，而是利用一些机会给到他们一些客观的事实。
9月上旬，一个自称“加拿大前线护士”的组织在加拿大十个省份的多个城市发起反疫苗示威，以抗议疫苗强制接种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安省省长福特的女儿最近也多次在社交媒体上抨击政府的疫苗政策。
在Anna所在的医院，原先也有不打疫苗的医护。后来，医院施行了强制疫苗令。
“加拿大是个自由社会、这种人（不相信疫苗者）永远存在，” Anna认为，打不打疫苗虽然是个人选择，但如果损害到大众利益的话，就得三思。
她认为，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教育需要强化，疫苗教育需要从小加强，“医护等专业人员由于接受过系统的知识、训练和教育，可以理解疫苗运作的原理。但很多人是因为知识所限不相信疫苗。政府应该多给他们讲讲疫苗是怎么工作的，有效度怎样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