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措雪
▎ 郑少雄的同学和朋友参加芝加哥遇难学生守夜活动 图源：美联社
核心提要
1.11月9日，24岁的中国留学生郑少雄在经过芝加哥大学附近的行人道时，遭一名持枪抢劫的匪徒当街枪杀。这已是芝加哥大学今年发生的第三起涉及枪支暴力的悲剧，看似证明了“安全区法则”的脆弱无力，实则背后是缠绕美国社会多年的种族歧视、枪支失控以及贫富分化议题。
2.自1930年代开始，芝加哥南部形成所谓的“非裔带”，饱受贫困和一系列延伸问题的困扰。在一些特定行业，对非裔客户进行歧视性的业务限制，导致大量的非裔人士即使有足够的财力也难以购房置业、难以获得贷款、难以在经商创业的过程中得到金融支持。
3.在芝加哥城市语境下的“北部”和“南部”已经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含义：“北部”有着强烈的“白人聚居的发达社区”的社会文化内涵，而“南部”则意味着“非裔聚居的贫困社区”。
4.种族隔离的现实并没有随着强制性的法律的改变而真正改变，“双城记”的模式并没有被扭转，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南部地区在城市的发展进程上很大程度上遭到舍弃，进而陷入更严重的贫困及一系列延伸问题之中。
5.在“白人至上主义”的影响下，非裔成为了失业浪潮中的牺牲品，经济地位下滑到社会底层。而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力量所提倡的持枪权，逐渐成为社会动乱、治安恶化、恶性犯罪层出不穷的祸根。
▎ 2021年11月10日， 一名哀悼者在悼念单上写下了哀悼 图源：芝加哥论坛报
2021年11月9日，坐落在密歇根湖畔的芝加哥大学天气渐凉。我从经济系大楼内附设的星巴克买了一杯圣诞画风的新款咖啡，匆匆向Harper Memorial Library的教授办公室走去，期待着和历史系教授的会面。
这是一个于一周前就预约好的讨论会。教授和我将讨论一个贯穿一整学年的研究项目的具体进展——同样的办公室会面这周还有四个。当我试图在日程本上为忙碌的计划一一理清顺序的同时，在离我大约1.2公里的54街，一场悲剧发生了——悲伤的时刻永远定格在这一天下午的寒风之中。
汹涌如潮的邮件、通告，以及夹杂着激烈措辞的讨论，笼罩在数不清的恐惧之中。当天晚上我回到位于57街的住所，在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被撕裂了——被撕裂的不仅仅是作为个体或者特定群体的情感，还有芝加哥这座城市，甚至一些更广范围的内容。
芝大校园 脆弱无力的“安全区法则”
从时间的维度而论，枪支暴力导致的惨剧在今年已连续夺走了三位芝加哥大学学生的生命——这种频率让最乐观的人也不得不将之作为一个严肃的议题来讨论。刑事案件的概率分析是冰冷的，但对于受害者的家庭，事件一旦发生，即意味着百分之百的永久破碎。
▎ 美国芝加哥大学9日下午发生一起致命枪击案，24岁的中国留学生郑少雄（Shaoxiong Zheng）下午1时54分行经校园附近54小街900号的行人道时，遭一名持枪抢劫的匪徒当街枪杀 图为 案发现场 图源：澎湃新闻
从空间的角度而论，芝加哥大学所处在的地理位置，此前已让相当多的师生总结出了一整套“安全区法则”（而这种法则的产生本身就是荒谬现实的一种折射）：芝加哥大学坐落在芝加哥南部的海德园。海德园的东侧毗邻密歇根湖，西侧毗邻华盛顿园。从大体上来说，芝加哥横向道路的命名以数字进行，由北向南纵向递增，即数字越大越靠南。
芝加哥大学居住在海德园的师生们，日常在海德园的活动范围大致是50街至60街之间——这被认为是相对而言治安较好的地区。他们若是有需求前往芝加哥市中心，多会选择东侧湖畔的数条公共交通路线，沿湖畔抵达“风城”芝加哥的繁华市中心。
▎ 图源： BeBeyond
在传统意义上，芝加哥北部（包括市中心）、毗邻密歇根湖岸的狭长地带以及芝加哥大学所座落的海德园，被认为属于相对安全的区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德园南侧的广大芝加哥南城区，即通俗意义上所谓的“60街以南”，外加海德园西侧的若干社区，例如华盛顿园、富勒园等区域，则容易被贴上诸如“危险”、“不安全”之类的标签。比我更早来到这座城市、这所大学的朋友们或多或少会或出于善意、或带有些许偏见地提醒我遵循“安全区法则”，建构属于自己的“安全活动区”。
▎ 当地时间1月9日，美国芝加哥发生连环枪击案，一名名为杰森·南丁格尔的32岁枪手开枪射击，导致3死4重伤。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范轶然不幸遭枪击身亡 图源：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网站
然而今年发生的三起涉及枪支暴力的悲剧，让我见识到这种空间意义上的“安全区法则”本身的脆弱和无力：今年的一月、七月、十一月，分别在海德园50街、毗邻海德园的华盛顿园、海德园54街就发生了三起众所周知的惨案，其中两名受害者是中国留学生。
这三起惨案分别肇始于凶手的无差别杀人、不明原因的流弹穿透地铁玻璃致命，以及劫财杀人。其中发生在本周的郑同学遇害案件，也是这三起案件中案发地点离芝加哥大学主校区最近的一起。
▎ 芝加哥海德公园 图源：维基百科
如此极端可怖的恶性事件，如此富有才华和梦想的学子，人生的宏大蓝图方才起步就已经画上终点，又如何能让广大的师生不为之愤怒！又如何不让逝者的亲友及无数和他同属一个共同体而产生强烈情感共鸣的人们痛心疾首！如此猖獗的犯罪以及折射出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又何尝不是对“安全区法则”的当头棒喝——所谓的“安全区域”的出现，其本质折射出的就是存在着一个相当稳定的、长期的“不安全区域”。
更有甚者，这个“不安全区域”在短期内无法被消除，因而人们只能对其进行规避。这一现象的背后是缠绕美国社会多年的种族歧视、枪支失控以及贫富分化议题。在这些议题更深处的根源性症结之一是不断抬头、愈演愈烈的美国极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其危害所及，远不止一个城市、一个州、甚至不止一个国家。
双城记：种族隔离的悲剧1917年就已发生
十一月的密西根湖畔已经很冷了，就像这个被悲伤笼罩的校园。古典雅致的栗红色校园如蒙上一层压抑的黑纱，任凭间歇的雨雪锤打在林立的雕像和石碑之间。这些古老的建筑、雕像和碑文见证了上溯至1890年芝加哥大学建校起至今的百年历史。
我试图向历史寻求关于今日的悲剧的答案。史海茫茫，我谨选取些许能给我感触的节点片段，来给出一些诸如“注意公共安全”的陈词滥调所无法给出的解读和讨论。
▎ 芝加哥“非裔带”（Black Belt）中的生活条件 图源： 芝加哥大学约瑟夫·雷根斯坦图书馆
20世纪上半叶，彼时的芝加哥绝大多数的居民都是白人。由于美国北方和沿海大城市的工业高速发展，南北战争后获得解放的南方蓄奴州的非裔人士及其后裔为了寻求更多的经济机会和更好的生活，而形成了向美国东西海岸以及北方大城市移居的浪潮。
非裔美国人向北方移民的目的，除了经济机遇之外，也是为了尽可能逃离一个叫作“种族隔离”的怪物：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了其历史上被普遍认为最糟糕的判决之一：藉由“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为所谓“隔离但平等”的种族隔离制度背书，进而开启了为不同种族提供表面平等、但事实上将所有优质资源偏向白人社群，进而通过种族隔离来将少数族裔特别是非裔社群推入恶性循环的悲惨历史。
事实上，种族隔离的做法在废除奴隶制的时代，用另一种方式维护了奴隶制的遗产：非裔社群被推入贫困和歧视的无穷轮回之中，沦为白人至上主义的的牺牲品。种族隔离的立法形式最初肇始于南方路易斯安那州的“吉姆·克勞法” （Jim Crow laws），但随着最高法院为之背书，这类恶法迅速往各州、各城市扩散。最终，种族隔离的悲剧在1917年的芝加哥发生。
▎ 芝加哥“非裔带”（Black Belt）中的生活条件 图源： 芝加哥大学约瑟夫·雷根斯坦图书馆
20世纪初，大量非裔人士涌入芝加哥，成为芝加哥蓬勃发展的工业经济的贡献者。然而非裔人士同原先定居在芝加哥的白人居民，特别是爱尔兰裔居民之间发生的就业、住房等方面的竞争，在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叙事框架下被解读为外来者对本土人的“入侵”，进而为白人社群对非裔社群的挑衅和暴力打压提供了文化层面的说辞和借口。而这种基于排外仇恨而挑起的族裔冲突，又因为长期被白人系统性把持的市政管理系统的不公正处理对待而愈演愈烈。
最终，1917年芝加哥地产管理部门出台了芝城版本的种族隔离法，以“缓解族裔冲突”的名义将芝加哥的各族裔分隔至不同的街道和社区。由此逐渐形成的族裔空间格局中，非裔居民都密集性地居住在芝加哥南城区的一些特定区域，大约是今天的22街至31街的狭长区域。
由于白人在市政、警务、以及其他经济要害部门所占有的不成比例的优势，种族隔离非但没能解决所谓的族裔冲突，反而使得非裔社区在物理空间上被聚拢之后，该地区所能获得的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源不成比例地稀缺。
▎ 1919年，芝加哥“非裔带”（Black Belt）上的暴动区 图源：芝加哥论坛报
自1930年代开始，芝加哥南部形成所谓的“非裔带”（Black Belt），饱受贫困和一系列延伸问题的困扰。也差不多与此同年代，另一项作为“种族隔离”的变种政策，即所谓的“红线标识”政策开始在芝加哥被推广。所谓的“红线标识”指的是在一些特定行业，特别是银行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将少数族裔特别是非裔居住的社区在地图上明文用红色的线条勾勒出来，并以宣称这些地区属于“高风险”，进而对来自于这些地区的客户进行歧视性的业务限制，导致大量的非裔人士即使有足够的财力也难以购房置业、难以获得贷款、难以在经商创业的过程中得到金融支持。
“北区=白人+发达 / 南区=非裔+贫困” ？
这些历史造成的罪恶持续了几十年。到1950年代，芝加哥城市语境下的“北”和“南”已经被赋予了地理方位含义之外的特殊的文化含义：“北“在芝加哥语境下有强烈的“白人聚居的发达社区”的社会文化内涵，而“南”则有强烈的“非裔聚居的贫困社区”的对应社会文化内涵：这就是关于芝加哥所谓的“双城记”叙事的形成。
1950年代起，美国的非裔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一系列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登上舞台。1956年，著名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开启了推倒延续近百年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随后的“格林诉新肯特县学校董事会案”（Green v. County School Board of New Kent County）、“斯万诉夏洛特- 梅克伦堡教育委员会案”（Swann v. Charlotte-Mecklenburg Board of Education）等一系列有强烈民权运动色彩的案件，从教育界作为突破口，最终在法律上推翻了所谓的“平等但隔离”的事实上不平等规定，作为一项明文制度的种族隔离走向消亡。
但与此同一历史时期（1950s-1970s）的另一项进程，却使得历史以一种荒谬的形式重复轮回：就像当年的种族隔离制度一样，二战后芝加哥所谓的“市区更新”（Urban Renewal），以诸如“清理贫民窟”、“为发展商业区而迁移”等名义，系统性将非裔的社区拆除并迫使这些区域内的非裔人士搬迁到更南部的位置居住，由此将芝加哥城市的北部区域，以传统的市中心区为核心不断往外扩大，获得更多空间进而建立起摩天大楼的现代都市。
▎ 二战后，芝加哥实行“市区更新”。 海德公园第55街的企业宣布搬迁 图源：Flickr
与此同时，房地产开发商大量利用白人至上主义对普通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居住环境不安全”、“治安差”等话术诱导某些族裔多元化社区内的白人居民基于恐惧心态而搬迁离开，从而使得该社区本身“非裔化”——这意味着在种族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下，这个社区的地价房价会大幅度下跌——从而房地产商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买下相关社区的土地和住宅以作开发之用。而由此被影响到的非裔人士，只能不断迁移前往芝加哥南部地区。
就这样，种族隔离的现实并没有随着强制性的法律的改变而真正改变。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以及诸多由白人精英主导的看似意识形态中立的议程（诸如以市政规划等名义），“双城记”的模式并没有被扭转，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
如今的芝加哥，非裔聚居区总体上已经从最初的22街至31街变成了大约39街至95街的区域。这种在不触动原有形成的“北=白人+发达”/“南=非裔+贫困”的模式的前提下，以牺牲非裔为代价，大幅度开发市中心商业区的做法，让非裔社区陷入更大的恶性循环：非裔脱离了政策的“有形之手”的种族隔离，但因为市场这一更大的“无形之手”，继续事实上被隔离到城市的南部——大量资源都以城市更新、产业升级、发展商业区等名义倾斜到芝加哥北部白人为主的中产及以上社区，而南部则在城市的发展进程上很大程度上遭到舍弃，进而陷入更严重的贫困及一系列延伸问题之中（诸如刑事犯罪），由此更加降低其在自由市场机制下被开发的潜在可能性和价值。
“白人至上主义”：不容小觑的负面元素
1960年代起，美国的经济产业结构开始大幅度转型 ，以芝加哥为代表的北方大城市对工业的依赖度逐渐降低，转而走向所谓“去工业化”的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由此造成的副产品之一就是大量失业潮，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无论是早前的政策推动还是之后的资本驱动），非裔都是首当其中的受害者。大量失业的非裔在漫长的产业转型过程中成为牺牲品，经济地位下滑到社会底层。
▎ 2011年10月，芝加哥数千人示威抗议失业与贫富差距 图源：中国新闻网
在芝加哥“双城记”模式不断加剧、南北物价（特别是房价）及生活成本差异不断拉大的情况下，这些作为牺牲者的非裔人士不得不迁徙往芝加哥的南城区委身，而这一现象又给南北差距拉大、事实上的种族隔离被强化这一趋势增添了巨大的助推剂。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的新冠疫情也都造成了大量的失业潮，并且再一次复制了上述的悲剧。
▎ 2008年，抗议者在雷曼兄弟总部大楼前抗议 图源：美联社
这是通过几个历史片段所展示的，芝加哥的非裔社区的形成、扩大、被迁徙、以及如何被按照“北=白=好”/“南=非=穷”这样的模式，被建构出一种充满种族歧视色彩的文化内涵的百年历程。
非裔社区长期处在贫困和由此延伸出的暴力犯罪困扰之中，这不能归咎于非裔自身的道德问题，而是来自于一些更深层次的、可以被称作芝加哥这座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原罪”的因素，且这些“原罪”也并不局限于芝加哥这一座城市。
之所以在整个芝加哥城市的发展历程中，所有关于特定族裔社区的文化内涵建构，都按照利好北方白人社区的方式进行，而非裔社区不断承受各种牺牲打压，是因为美国政治中，“白人至上主义”是一种始终存在且力量不容小觑的负面元素，并且这种负面元素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言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角色。即白人精英阶层通过一系列基于清教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叙事，将之上升到人为建构的政治神话乃至于政治神学，并利用经济和政治上的霸权地位将之推广到全社会，从而把这种基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变成所谓的“社会普遍的价值观”。
枪支管理为何无力失控？
这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例证是通过以所谓“五月花号公约”为叙事起点，将美国解释成基于宗教视角的所谓“山巅之城” （City upon a Hill），从而把基于清教伦理的某些教条包装成普遍性的原则。如果把话题拉回发生在芝加哥的涉枪暴力犯罪，就触及到了事实上种族隔离之外的第二个重要议题，即枪支的无序泛滥以及枪支管理的无力失控。
▎ 爱德华·珀西·莫兰在1900年左右的一幅画作，描绘了迈尔斯·斯坦迪什、威廉·布拉德福德、威廉·布鲁斯特和约翰·卡弗于1620年11月在五月花号上签署的五月花契约 图源：Getty Images
有着浓厚的“白人至上主义”底色的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力量，长期为持枪权编造出一个美丽诱人的神话：即公民可以通过持枪来制约政府、避免暴政。通过这种包装后的叙事，美国右翼政治势力长期在价值理性层面把“持枪”等同于“自由”（而这种“自由观”完全是基于 “小政府”主张来诠释的，具有浓厚的宗教教条底色，甚至在西方政治哲学内部也绝不是什么“普世公理”），进而塑造成一项无法被正常辩论的议题。
事实上，一旦有人试图讨论控枪议题，右翼政客、军火商利益集团、保守主义宗教利益集团所组成的“铁三角”政治联盟，就利用普通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很大程度也来自于基于冷战遗产而被建构出来的想象），将一切控枪乃至于禁枪主张贴上“极左”/“社会主义”等标签，使之在美国政治语境下被“污名化”；而在工具理性层面，美国早已把“持枪权”写入宪法第二修正案，在立法层面试图对其进行挑战，难如撼山。
▎ 2020年， 46岁的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被白人警察压颈而死 图源：联合国新闻
但事实上，通过民众广泛持枪来制衡暴政的设想在现实中是毫无操作性的。20世纪，美国政府，特别是右翼当政的时期，动用武力对弱势群体进行暴力打压的历史层出不穷：从1932年美国胡佛总统动用军队镇压为讨要抚恤金而示威抗议的一战老兵，到1970年美国俄亥俄州地方政府动用国民警卫队暴力镇压肯特州立大学的反越战运动，直到2020年震惊全球的美国明尼苏达州警察公然杀害非裔青年乔治·弗洛伊德的案件，都证明所谓的持枪权，非但不能有效制衡行政当局，反而会成为社会动乱、治安恶化、恶性犯罪层出不穷的祸根。而在这整个过程中，少数族裔以及其他弱势群体显然会被迫承担更大的、不成比例的牺牲和痛苦。
▎ 2021年11月10日，哀悼者聚集在海德公园附近 图源：芝加哥论坛报
今天是2021年的11月13日。悲剧发生后的第四天。截至最新的消息，作案凶手已经被警方拘捕，等待他的必然是法律的严惩。海德园迎来了今年秋天的第一场雪。许许多多的师生在雪中拿着鲜花和卡片，来到案发的街道寄托哀思。作为我个人，唯一的安慰或许是我在大洋彼岸的家人尚不用过度担心我的安危——作为发生在我社区的治安事件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我个人有足够的定力去理性看待并将之消化。但我依然担忧家人因我的原因而陷入无穷尽的焦虑中，进而影响了他（她）们的生活。
▎ 奥尔顿·斯潘 因在芝加哥枪杀中国学生郑少雄而被指控犯有谋杀罪 图源：美联社
望着窗外的白雪如絮，芝加哥大学复古的校园中，栗色的一砖一瓦在这个悲伤的时刻平添了些许凝重的气息。我想说的是，无论是从涉事学校的师生个人安危出发，还是将之放置在美国历史/美国政治的框架下进行观念性的讨论，或者将之提升到普遍意义上、不限于特定国家和历史时期的一种社会现象进行更广维度的讨论，我们都不能仅仅把今日、今年、近些年乃至于更古早时期的一个个令人悲伤的故事窄化成“公共安全”的“就事论事”。
愿逝者的灵魂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